第4章 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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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几个人同时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紧闭着的房门背后，每一个人都被打上最危险的标识，严重而黑暗的传染病————白喉。你绝不想在一个陌生而有趣的国家，以感染上这种病来开始一段旅行。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贝西刚从横滨的隔离区出来，我们的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就出现了可疑症状，医生确诊为白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马尼拉之前，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现了咽喉疼痛的症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担心，不想离开我们。但新型免疫血清可以治疗白喉，让我们觉得白喉不再那么恐怖。加上我们有个十分优秀的美国医生埃尔里奇，我坚信没理由过于担忧。
海伦·塔夫脱·曼宁、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小婴儿住在格兰大酒店，由奶妈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还有我被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咽喉肿痛没怎么恶化，但一直不见好转。整整三周后，我们才回到这个不太欢迎我们的世界。因为长时间隔离，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就算医生宣布我们并无威胁也无济于事。
被隔离的三周，我们三人特别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那里至少会听见朋友远远地打听和问候我们的病情，而不是被隔绝在一个偏远的处所，听着外面街道上陌生的语言。当然，外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渴望探索的地方。
我们租住的房屋妙不可言。事实上，在我看来，几乎所有外国人在日本住的房屋都有一种迷人的美。西方建筑物换以日式精致的室内装修可谓绝配。尤其日本独特的环境，更显出混搭艺术的精妙。日本景观极具日式特色，但无论花园看起来多么外国化，终究不会掩盖它独特而又明了的东方韵味。
横滨租界有个宽敞的商业区，建得十分牢固，正对面是悬崖，与港口的低洼地带相连。悬崖之家是个美丽的花园小区，站在上面俯瞰，一端是港口、城市和太平洋，视野显得很开阔；另一端向内陆延伸，一直绵延至远处的山峦之巅，又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当地居民在峡谷平坦的地方建了许多房屋，一派五彩缤纷的景象，东方式的喧闹声不绝于耳。村子被绿色的梯田环绕着，稻子长得郁郁葱葱。山峦叠嶂的地方尽是深绿色的日本松树，长势奇特怪异。
横滨租界商业区外国人的商铺
我们的房子在内侧，是一片联排平房，还有个打理得不错的花园，可以俯瞰峡谷。对面山上有一座日式寺庙，看起来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寺庙屋顶平坦，门前有一块巨大的石刻牌坊。里面和尚的祷告声和木鱼的笃笃声相伴而鸣，一阵接一阵，永无止境。与此同时，狭窄街道上流动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整个夜晚都可以听见盲人按摩师的吆喝声。盲人们拄着探路的竹杖，挨家挨户地兜售生意。我们会时不时地听到寺庙的铜钟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我们房屋的主人是个英国人，当时正好回英国度假去了。我们一并租下了整座房子，整套家具，还包括一个叫松隆子的女人。她既是女侍者又是女管家，虽然身材矮小但效率很高。除了松隆子，还有一个很棒的厨子。两人精打细算，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来没见过和他们一样好的家佣，有时候甚至感觉他们过于节俭以至于食物常常不够。除去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就是我们的小儿子，当时家里有六口人。松隆子每次只准备六份吃食，六份猪排、六份炸肉丸，也许是六份鱼丸，但永远就只有六份，不多不少。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点办法事先通告一声，说有客人来。
松隆子会问：“到底几个人？”
我们回答道：“哦，也许两个。”
于是她便奉上八份猪排，或者八份炸肉丸，或者其他一点什么，但只有八份。我们不能每次都使同样的招数，因为担心如果每次客人都来不齐，恐怕等我们真要举办派对的时候就会陷入狼来了的窘境。很庆幸，事实上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尴尬，松隆子每次都会遵照吩咐。但也会有客人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只好实施“礼让客人，自家挨饿”的原则。
当然，因为松隆子可以把控好一切，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她有当地人的聪明伶俐，从来不会忽略自己唾手可得的利益。此前有人警告我们小心日本仆从，但松隆子的确是个诚实的人，没有一些东方人狡猾奸诈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松隆子让我们可以从家务责任中解脱出来，有闲暇时间逛逛周围吸引人的小店，甚至可以出个远门，开心地徜徉于山水之间。
被隔离的那阵子，我们收到了我丈夫寄来的第一封信。那时他们的船已经航行到对我们来说很远的地方，远到遥不可及。我非常高兴能收到他的信。“汉考克”号经停神户，后来又继续前往长崎逗留两天补充燃料。从那次起，委员会成员因为行程耽搁而大为生气，非常希望早些抵达马尼拉接手工作，但因为一些公事，他们得先去香港。我当时收到的第一封长信就是从香港寄来的。英国当局按常规与他们一行人会晤，不外乎虚伪浮华的相互拜访和晚宴、午宴、贵宾俱乐部、八卦闲聊等一系列活动。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首次会见菲律宾顽固分子。
19世纪末的神户
在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基督教熏陶后，这种唯一的宗教教育形式因为某些原因，譬如教士独大，导致菲律宾人奋起反抗，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事务，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等等。敌对矛盾的形成有很久远的历史渊源，我们的描述只能点到为止。
斗争徒劳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使局势得到彻底扭转。战争出乎意料地将毫无希望的梦想摆在了菲律宾人面前。自从麦哲伦第一次航海到此，菲律宾便开始受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人眼看着西班牙败落，从岛上撤出。但同时，另一面国旗在城墙要塞上高高升起。大批菲律宾有识之士、富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开始要求独立，不少美国人也表示支持。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管菲律宾后，他们完全不顾现实，给予所谓的支持。这是他们早期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美国人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先辈，即为独立而奋斗。控制他人实现自己意愿的统治方式和我们所珍视的独立原则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对菲律宾的现实缺乏考虑。菲律宾人其实都是马来人[1]，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连百分之十都没有，大多习惯于神权所控制的极权政府，管理人民事务谈不上有什么好的经验。政府官员没有考虑到在发动独立革命一个半世纪前，我们先辈早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训练和传统使我们更适合自治，同时，也使自治产生的良性效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清晰明了。接管菲律宾后，政府官员无视当地传统，强推菲律宾实现自治和独立。他们沉湎于感性情绪，驱逐理性和思想，因此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局面。西班牙统治期间，菲律宾人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试图完全独立的想法。然而，高高飘扬着的新国旗却是象征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国旗。即便最有想象力的菲律宾人，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过这一点。于是，对抗过西班牙政权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反对西班牙宗教统治过程中品尝过权力的甜蜜滋味的人，奋起想取而代之。顷刻间，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和不受管束等观念在无知的民众中被当作一种甜蜜的诱惑扩散开来。结果可想而知，即当美国政府真正着手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要求我们立即撤离的呼声几乎完全一致。
但这几乎不可能。阿奎那多尝试执政六个月后，最终归于失败。在他的统治下，政府腐败猖獗，政事一片混乱，国库空虚，国家岌岌可危。美国人很快意识到，“独立”在菲律宾最多只意味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无情剥削。菲律宾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因此留了下来，但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乔治·杜威上将的军舰开到马尼拉湾时，当地的反政府暴乱此起彼伏。最初我们一筹莫展，几个月后，一个又一个反对派头目来到马尼拉宣誓与美国合作，放弃敌对状态，寻求国泰民安。然而，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个别暴乱头目顽固不化，要么占山为王，烧杀劫掠，要么去中国香港，加入所谓的小菲律宾殖民地。香港的殖民地政府至今仍然存在，俗称“军政府”[2]。他们的营生就是窃取机密、密谋暴动、走私军火、蛊惑人心、筹措钱财和播散敌意，由此体现该组织的价值和存在的必然性。
“顽固分子”采用独特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包括胁迫、暗杀和恐吓生活在菲律宾国内，不想惹麻烦的菲律宾人。他们臭名昭著，胁迫大麻和烟草种植商按他们的定价交易，然后由他们在中国香港按市价出售，中间差价足以让他们大发横财。
这就是第二任菲律宾委员会抵达菲律宾时的大致情形。我丈夫在香港见到了他平生见过的第一批菲律宾人。这些人并非军政府人员，但都是富裕、厌战，来香港避难的上流人士，通称为西班牙探险家的名字“赫纳恩·科斯特”[3]。很多上流人士长期处于暗杀威胁之中，因为支持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暴动被没收财产，试图寻求美国政府庇护和补偿，希望委员会保护民众，加快美国在菲律宾诸岛的和平建设速度。
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阿塔乔。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暴动中，阿塔乔曾经是阿奎那多的竞争对手。乔治·杜威将军进驻马尼拉时，选择阿奎那多作为菲律宾部队领袖，阿塔乔怀恨在心。他对自己不得不背井离乡，避难于香港耿耿于怀。他公开批评军政府的无知，也没有明确表示对美国政府忠诚。阿塔乔身边有个“秘书”，非常认真地聆听他所说的一切。鉴于阿塔乔说话时的谨小慎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观察观察，看他是否与军政府有某种牵连，至少他要能“保持中立”。事实上，他早就做了“未雨绸缪的打算”。一旦美国在菲律宾成功建立国民政府，和美方建立联系就很容易了。可想而知，他们谈话一定非常具有外交特色，妙趣横生而又灵活机动。
委员会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即保障中国侍者的安全。这很有必要，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由于马尼拉社会长期动荡，请菲律宾人并不可靠。
“纽瓦克”号麦卡拉舰长在横滨的时候曾经给我丈夫修书一封，请他转交给一个叫L.查尔斯的人。L.查尔斯是个中国人，在香港经营一家职业介绍所。L.查尔斯出现在“汉考克”号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送回信时，为我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上海来的中国仆人过几天就会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吃惊，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L.查尔斯微笑着向他解释说这是乔治·杜威上将的意思。我丈夫猛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时候，乔治·杜威上将就提醒过我们，通过L.查尔斯认识的中国人阿仁为我们找到了中国仆人，可我丈夫却忘得一干二净。
阿仁送我们一行人上船，其中有人很骄傲地从“布鲁克林”号长官手里拿到了一张便条，由乔治·杜威上将的仆人阿仁转交给阿新：
给你介绍的人家是马尼拉新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家。1900年4月1日，他从这里出发前往马尼拉。上将让我给你写信，希望你能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找几个得力的中国仆人。他们需要一个像我一样出色的厨师，另外还要两个专门伺候进餐事宜的仆人，一个男管家，一个像你一样尽责尽力的男仆。总之就是要老实尽责，上将将不胜感激。
你的朋友
阿仁
在东方，这事是典型的“走路子”。通俗意义看，就是“熟人好办事”。原本这只是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后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广为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魅力。
委员会成员在日本停留的目的主要是准备适合热带气候的白鸭毛和亚麻衣物。但很不幸，我丈夫找不到任何能穿得上的衣服。一开始我们就热烈议论他应该穿什么款式，并向他保证“直筒上装”是最舒适的男士衣衫。直筒上装圆领很高，扣子一直到下巴，其实就是普通的军装夹克。穿这种衣服除了短裤和长裤，里面不需要衬衫、领子、领带等，很适合热带地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款式对身材要求很苛刻，我丈夫身材缺陷尽显。所以我试图劝说他只穿男士便装，用短上衣搭配日常配饰。横滨让我丈夫心痛，他又满怀希望地奔香港而去，他听说那里有手艺高超的裁缝师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写给我的信中他对香港的裁缝特别反感和厌恶。他几乎走遍香港所有服装店也没找到合适的衣服。按理，香港有不少大个子英国人，应该有尺码大的男装，结果显然没有。所以他的一切衣物，包括鞋子、袜子、内裤、衬衫、领带和帽子，都只能量身定做，但最后还是穿不了。
“布鲁克林”号
我丈夫的来信里满是陌生姓名，还有暗杀、军火走私、阴谋叛变和社会动荡等，让我感到他将要去的国度非常危险，随时可能遭遇谋杀。然后我又安慰自己，我丈夫又不是自己只身前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4]和七万将士在必要的时候一定会倾力相助保护他们。
我们在横滨的生活很安宁。门口隔离的黄牌取下之后，邻居逐渐开始来拜访我们。我们没有责备邻居的意思，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那么傻，为了礼节而让自己陷入感染白喉的风险。无论是委员会成员离开前还是离开后，生活在横滨的美国公民T.威廉姆·麦基弗夫妇都对我们礼貌款待，热情有加。
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总领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经营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代理美国烟草公司和其他大型国外业务。中日战争期间，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正好做总领事。他很关心和照拂中国人，帮助近八千中国人逃离。他还作为代表与日本政府谈判，主要涉及外国在日的商业社区、外国驻日租界区和安置区是否应该纳税一事。
根据条约规定，日本政府授予租界区永久租借权，条件是外国人得按时向日本政府缴纳地租。当然，地租也不得随意涨到超过某个数额。但因为日本政府现在急于用钱，想方设法向民众征税，向这块领土上所有房屋的改造和修缮收税。其理论依据是，所有相关改造和修缮并非原本就有，所以应当属于地产的一部分。但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超出地租的不动产都不应征税，日本政府的行为明显与这一条款相悖。由于日本法律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个新问题：解释的时候应当以日本法律为依据还是以外国法律为依据。我们逗留日本期间，曾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巴克公使还专门征询了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左二）（1845——1912）与下属
我们和西德摩尔夫人共进晚餐，之后又和她有多次交往。西德摩尔夫人是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的母亲。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主要写远东国家的故事，我认为她是东方最有名气的外国人。早在日本向世界打开国门不久，西德摩尔夫人就一直居住于此。我们相识的时候，她的儿子正在公使馆工作。她在外滩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里面收藏了一些日本古玩和艺术品。我估计西德摩尔夫人当时已近八十岁，但依然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像个五十岁的女人。我最后一次见到西德摩尔夫人是在长崎，她已经将近九十岁。她儿子那时候任美国领事，招待我们的午宴很丰盛。她衣着讲究，像个时尚的少女，雪白的银发高高盘起，披着一袭白色丝质长裙。她坐在人群中，讨论着时下热门话题，兴致勃勃，反应敏锐。后来，她儿子到大韩帝国的汉城任总领事，她又随儿子去了汉城，帮忙“看护家园”。当然，在那里她依然是交际“女王”。
孩子们有了保姆的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和我开始四处游历，譬如日光、镰仓和京都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旅游间隙我们去购物，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每次看到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小店铺都得控制自己什么都想买的欲望。接近1900年7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横滨的酷热，我们去箱根山[5]的宫下温泉避暑。旅途中我们得先乘火车，然后从火车站沿线的一个村子出发，坐两个小时人力车，沿途还得翻越陡坡。那时候压根没什么适合“欧洲人”的客栈，日本客栈对日本人来说极好，但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适合做客栈。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7时，卢克·E.赖特夫人，她的侍女，她女儿卡特里娜，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我的三个孩子，保姆贝西还有我，一行人都只想赶紧吃晚餐，于是我们决定先吃饭。当然，我们必须挑个一切俱为西式的客栈，包括晚餐服务形式、打发那天夜晚的方式等。可以说那是我记忆中所度过的最黑暗的夜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黑夜坐两个小时的人力车是否合适，但车夫喋喋不休地劝说，当然主要靠手势和表情，居然让我们深信，这是世上最值得一做的事情。顺便提一下，虽然我们不喜欢日本没床的客栈，但我们还是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分别坐上八辆人力车出发了。其中六辆坐人，两辆堆满了手提包之类的行李。海伦·塔夫脱·曼宁和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同乘一辆车，我带着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坐一辆，每辆车另外还有一个车夫在后面推，放行李的车也一样。所以总共有十六个车夫。我们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真的有点过节的欢乐气氛，让我满心欢喜。但离开市镇后，灯光渐行渐远。我们突然很吃惊，不知何故，车夫都没携带照明器具。我的理解是他们并不需要照明也一样能摸黑行路。我们才刚刚在斯泰格般阴森恐怖的黑暗中[6]走了一小段路，玛利亚·赫伦就忍不了了，任凭怎么劝，都打定主意非得回去找个灯笼打着。没人有心情和玛利亚·赫伦争论，只好一言不发由她去，我们继续赶路。
箱根山
那时狂风大作，像是从很深远的山谷中猛扑过来，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我的车夫落在后面，如果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必然孤立无援。其他人都已经走出好远，甚至车轮声都听不见了，要知道那时候的人力车是种噪音超大的交通工具。在日本待了两个月，我们和不少人力车夫打过交道，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老实可靠的人。但无尽的黑和狂风暴雨恐怕已经让我开始变得紧张兮兮，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车夫可能是强盗土匪之流，故意掉队和大家分开，好打劫行凶。我根本看不清楚路面有多宽，但可以确定另一边是陡峭幽深的峡谷，因为我可以听到山泉奔腾咆哮的声音。两个车夫一路上唠唠叨叨不停，虽然日本车夫一向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在密谋动手。我正襟危坐，缄口不言，只能不停地安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因为害怕感到很不舒服，哭泣不止。过了一会儿，事实上我感觉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遇见了其他人。他们正在路边等待，让车夫们喘口气。我压根看不见人，甚至连人力车的轮廓也看不清，但听见了海伦·塔夫脱·曼宁的抽泣声，她嘴里还咕哝着什么，好像她要永远没了妈妈似的。
车夫聊天的语速相当快，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从神情看，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喜欢这样的黑夜。我们站在一起，互相倾诉路上的恐怖和害怕。这时候，远处闪烁着一丝丝微弱的光亮，正在向长长的坡道行来。是勇敢的玛利亚·赫伦打着灯笼追上来了。我们以最热烈的情感欢迎她，玛利亚·赫伦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接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对着她欢呼雀跃，甚至人力车夫也显得很高兴，在灯笼昏暗的灯光下聊天似乎也少了些不开心。我们几个再也没有分开，每个人都想接近那盏灯。它仿佛在告诉我们，至少路面足够宽敞，也足够安全。我们就这样跟着轮子的转动向前，谁也不说话，只静静地听着车轮的咕噜声和泥巴四处飞溅的声音。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富士屋酒店，一看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0时，真是累得精疲力尽。
宫下温泉很值得一说，很多作家都描述过，所以我就不说了。但位于山顶的富士屋酒店的确不错。酒店地处壮丽的峡谷源头，地理位置优越，经营管理有序，占尽位置优势，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到了那里你会有足够多的事可做。我们乘轿子穿越山口前往箱根湖。山脚下的箱根湖平静如镜，水里的山间美景色彩斑斓，层峦叠嶂，美得让人窒息。
那里还有庙宇、路边神社和茶室。确切地说，茶室随处都有。有一天我们步行回来，挑了一间离酒店不远的茶室坐下来享受片刻时光，恰巧遇见了一个英国女人，她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义和团起义的悲惨境况，她给我们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当时她在中国内地做传教士，义和团起义发生后她被迫离开中国，一路上危机四伏，触目惊心。但她丈夫选择留下来坚守岗位。她完全不清楚丈夫的生死，想到那些无尽的折磨，她觉得恐怕丈夫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听了觉得恐惧之极，为她感到难过，可是讲述者一脸平静。她还有个皈依了基督教的年轻中国难民相伴。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个基督徒在中国的境况一定比她还难。
临别之前，我们向这位英国女人致以问候，并表达美好祝愿。但我们没走多远，就听到身后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喊：
“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你们在路上见过一个中国孩子吗？”
听起来是那个传教士的声音，揪心地从我们身后传过来。她迅速跑过我们然后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钻进了小树林，并且一直声嘶力竭地喊：“约瑟夫！约瑟夫！”我们想约瑟夫应该是那个中国新教徒的英文名字，因为我们听说所有接受洗礼的人都要取一个《圣经》里人物的名字。我们赶紧跟着她，生怕她突然疯了。但我们并不确定该做什么才能帮到她。等我们出现在拐角处的时候发现她也在向我们折返回来，无奈地苦笑着看着我们这一小队和善的异教徒。她的情绪看起来已经平复，然后停下来解释她刚才匪夷所思的行为。
一开始她说：“我很确定那个孩子已经自杀了。”
我问：“为什么？你怎么会这样想？”
“唉，这是他写的，我刚发现。”说着，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笔迹潦草写着：
像我一样，没有任何恳求，
但你要为我流你的血，
求你让我到你这里来，
神的羔羊啊，我来了。
她解释说，约瑟夫因离开祖国而陷入纠结，无论如何，中国人并不在意生死。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害怕约瑟夫会变得意志消沉，绝望自杀。
但约瑟夫站在那里，一脸灿烂地笑着，像一个东方天使一样看着周遭的一切，仿佛正想搞清楚突发混乱的缘由。
可怜的约瑟夫一句英文也听不懂，这张纸条只是依葫芦画瓢学着写英文圣歌，不过是写在纸片上的文字而已。
这时候我丈夫已经抵达马尼拉。他陆陆续续给我寄来了几封信，从中我也逐渐了解到他面临的情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委员会和以阿瑟·麦克阿瑟为首的军政府之间的意见不合。携手解决菲律宾事务的基础是两方面意见达成一致。换句话说，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并不那么欢迎委员会的到来，凡是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他都反对，无形中增加了委员会的工作难度。但据我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推断，针对军政府一切都反对的外交手段，委员会有时候也很有底气，会采取同样强硬的手段，以牙还牙。
我丈夫在信里对委员会抵达时的情形做了详细描述，我真希望当时和他们在一起，但菲律宾难耐的酷暑让我望而却步。我丈夫说他们抵达菲律宾的时候正值1900年6月，骄阳似火，穿透了“汉考克”号甲板上的凉棚。这些人早已习惯不合身的亚麻薄衫，但其实他们没掌握如何让这种材质的衣服保持整洁不变形。我想他们刚抵达马尼拉的头几天一定蔫得不行。
他们星期天入港，那天访客特别多，也很有趣。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只派了克劳德上校前来慰问，并令他着手安排第二天即将在海滨举行的欢迎仪式。“亲美派”也来了，他们都是支持美国统治的当地人。早在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来菲律宾之前，他们就得到了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7]总督的认可，其中很多人和岛上美国政府的联系紧密。前来拜访的人还有首席法官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先生[8]、贝尼特·列加达先生[9]和帕多·德·塔维拉先生[10]。委员会委员和这些绅士探讨当地形势。委员会西班牙语翻译负责人阿瑟·弗格森先生让我们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当地形势感到沮丧，当然也没那么乐观。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委员会不能克服现有的巨大困难，那么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将非常严重。
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1838——1909）
第二天烈日当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信中写道，港口的所有活动都集中在“汉考克”号附近。口哨声响成一片，国旗和舰上的信号旗迎风飘扬，像是护送委员会上岸。他们进城时场面相当壮观，声势浩大。炮兵依次排开，从帕西格河口[11]一直穿过宽阔的护城河，到大马路之后再通过老城墙门口才能抵达军政府总督阿瑟·麦克阿瑟的办公处————市政大厅。但事实上欢迎仪式不过是走过场，例行公事而已，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热烈。接待很冷漠，让人不明就里，直冒冷汗。现场菲律宾人很少，阿瑟·麦克阿瑟总督的接待礼仪很周全，只独独缺乏热情和真诚。让委员会感到很不舒服，好像他们的到来完全没必要。
如果委员会对此提出质疑，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会立即坦诚地告知对方，自己并不看重职业生涯中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现有的身份和能力说明了一切，总督职位是由总统亲自委任的。而委员会表示，由于在内战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他可以继续享有荣耀和特权，可以比任何其他将军统领更多部队，此外还拥有菲律宾群岛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
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说：“是的，如果在你们到来之前，我并没一直大权在握就好了。”
于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温和地提醒到，他不过比委员会早来三周而已，也就行使了三个星期的权力，还提醒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不要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感觉，这样会阻碍他对现有地位的珍视。之后他们互相交换相关信函，从一开始就对各自的权力范畴产生了巨大分歧。
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接替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总督的职位掌管美国驻菲律宾部队，但他对前任的政策并不赞同。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将军把军队分散成小军团和小分队，遍布群岛各个角落。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发现自己手下掌管大约七万士兵，但只有部分士兵就近供自己随时调遣。他相信只有把部队集中到吕宋岛，也就是大多数叛乱分子发起军事行动的地方，政府才能真正重建秩序，结束混乱局面。他还认为菲律宾人当下最需要的是严苛的军事统治，而不是为其他任何政府管理形式做准备。但麻烦在于菲律宾群岛成千上万的民众都已经宣誓效忠于美国，或者已经悄悄回到工作岗位。如果撤走军队，他们将在瞬间失去保护，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当时菲律宾群岛的形势。
菲律宾真正的叛乱分子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最近一次交火发生在1900年2月，那时候委员会还没到菲律宾。阿奎那多的据点在马洛洛斯[12]，他的内阁成员和追随者中不乏聪明能干的爱国志士。但我们抵达后，这些佼佼者都已经归顺和效忠美国，其他人锒铛入狱，在监狱里慢慢确定自己是否归顺。还有一些人去了中国香港，加入“军政府”。阿奎那多在吕宋岛修建要塞，打起了游击战，并下令手下一举歼灭美国政权。他们的反抗终究失败了。
坚持反抗美国政权的主要是固守要塞的人。他们发现这种生存方式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但正常情况下很难搞到钱财，人们拒绝为此奉献自己的财物。人们截获了阿奎那多一名手下的信，说是他发现一个特别顽固不化的镇子，如果想要人自愿把钱交出来必须得先杀掉四五个人才能镇住场面。这帮人惯用的手段就是强取豪夺、劫掠行凶。但最终，这些钱财也并没有真正用于反抗。剩下的“爱国者”多数沦为盗匪，与其说对抗美国势力，不如说是在残害本国民众。
复杂的形势迫使委员会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组建由美国当局控制的警察部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菲律宾诸岛的治安。但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与委员会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认为让菲律宾人武装起来无疑是愚蠢的决定，还举例说明得到信任武装起来的巡逻兵完全不值得信任。但委员会的提议得到阿瑟·麦克阿瑟部下的支持，最有说服力的是吕宋岛北部伊罗戈省的一位长官，他保证只需发出通知，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征募到五千名效忠于美国政府的人，他们会穿上军装按时报到。我想说的是，菲律宾人有数个不同部落，生活在不同地区，许多人并没有参与可以称作“塔加路叛乱”[13]的暴乱。这支部落虽然并非菲律宾最大的部落，但是最主要的部落之一。
驻菲美军与叛乱分子交战
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将军指挥驻菲美军轰击叛乱分子
实际上大多数菲律宾人都很不喜欢暴乱造成的恶劣形势，因此，很容易说服他们效忠任何希望在此重建秩序、带来和平的政权。委员会希望从这些人中招募治安警察，但委员会还得等到1900年9月才有权实施计划。阿瑟·麦克阿瑟总督绝对会反对这一决定，他反复重申只有更多数量的美国军队才能解决当前形势。
我丈夫在最早的信中刻画的菲律宾人和他多年以后遇见的差不多。他写到，六七百万笃信基督教的菲律宾民众里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人没什么学识，寡言少语，彬彬有礼。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都有些许艺术气质，很迷信，甚至可以说偏执，很容易受到邪恶之心的影响，也很容易变得邪恶起来，做出惨无人道的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很容易把他们改造成有学识的人，完全可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行自治。他还写到，虽然西班牙统治下的大环境使他们变得有些阴险狡诈、口是心非，但权谋并非菲律宾人的天性。其中一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上层阶级对参与政治阴谋有很大的兴趣。
委员会第一次和菲律宾人打交道时就见识了他们的两面派手段。当时情况复杂，差点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如果说菲律宾人算得上有一定爱好的一类人，那么他们最爱的可能是宗教狂欢节。节日当天，音乐雷动，到处插满了旗帜，街上男女老少穿着华服，游行队伍在街上浩浩荡荡，还有众多引人注目的演讲。其中就有一个叫佩德罗·A.帕特诺[14]的人，油滑得很，一边宣誓效忠于美国政府，进入美国权力中心，一边或多或少地和阿奎那多藕断丝连。他在两者之间周旋，偶尔还向我们承诺，说阿奎那多一定会投降。但明眼人都知道，他不过是两碗水都想喝，极力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西班牙统治期间，他也一样，还促成反对派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签订《皮亚那多和约》。佩德罗·A.帕特诺在两边周旋并解释双方的意见和分歧，最后促成“和解”。然而，和平协议的欠妥之处还没有理清之前，他居然要求西班牙政府授予他公爵爵位，奖励他一百万美元。他给西班牙总督的信至今还完好保存着。
一天，佩德罗·A.帕特诺突然提出要举办一个“特赦或招安狂欢节”，向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表示敬意，并希望这天大家可以从敌对状态中放松下来。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觉得此事并无什么害处，但表明他个人并不会参加，也表示宴会上的所有讲话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佩德罗·A.帕特诺欣然同意，马上着手准备宴会，一应俱好，并组建了一个小型组委会，请他们给委员们送宴会请帖。但委员会成员只有三位在当地，他们打听清楚这次宴会的性质后，获知并没有煽动性的讲话，于是决定接受邀请。佩德罗·A.帕特诺兴高采烈，花了几天时间放下其他事务，只讨论这次狂欢和宴会。但渐渐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听到了一些消息，与之前的约定有出入。他发现上班路过的某些街道拱门上刻有冒犯美国国旗的题词，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居住的马拉卡南宫[15]前面的拱门上，一边画有威廉·麦金利总统的画像，一边画着阿奎那多。据说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每天路过拱门，但并没有注意到，这恐怕会纵容无知的菲律宾人。但一旦发出警告要求他们除去令人反感的宣传画，他们立马照做不误。宴会的准备工作也在继续，但关于讲话内容的谣言越来越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免担忧起来，他去问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谁负责稿件审查工作。
马拉卡南宫
总督答：“佩德罗·A.帕特诺。怎么了？你还有什么要问吗？”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到办公室后马上设法弄到几篇讲稿副件。有些稿件已经送到报社，第二天就会全文见报。因为第二天是宗教狂欢节，街上十分冷清，并不会产生轰动效应。大家对即将到来的宴会兴致盎然。委员会成员浏览了几乎所有刊发的讲稿，发现讲稿无一例外都极富煽动性，于是集体决定不出席宴会。只要到场，他们不可能听凭那些人歪曲事实，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不去大声反驳。此外，他们也不能让别人觉得他们会听凭早有预谋的事情发生而不予制裁。可以说宴会是专门为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举办的，会上的演讲热情洋溢，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做出了承诺，短期如撤军，长期如完全独立。
委员会成员给佩德罗·A.帕特诺先生写了一张便条，非常礼貌地告知他们不可能出席宴会，并对此深表歉意。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卢克·E.赖特将军住在一起————房子是我丈夫租的。那天晚上他们穿着日常舒适的白色亚麻薄衫，回家吃了一顿非常不错的晚餐。饭后他们坐在外面的阳台上闲聊，阳台很凉快。出乎意料，佩德罗·A.帕特诺突然闯了进来，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请求他们一起出席宴会。当时已经过了晚上9时，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到齐了。佩德罗·A.帕特诺说，如果委员会不重新考虑出席宴会，他的处境会很难堪。委员会成员问“经过严格筛查”的演讲稿怎么处理，佩德罗·A.帕特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人发表演说，也不会有人提及一句类似的话。他说当地人必须见到他们，哪怕就那么一会儿。于是，他们答应了。随后迅速穿上晚礼服，前往宴会大厅。他们安安静静地坐了几个小时，喝了点红酒，挤出了几丝笑容，又和几个人握手示好，然后十分困倦地回家休息，别无其他趣事可谈。但佩德罗·A.帕特诺两边都没有讨好。他本意是想当着委员会成员的面显示自己的诚信，并且否认自己和那些事情的关系和责任。
严格观察军政府的运转形式后我们发现，通常晚上9时过后全城就处于戒严状态，没有通行证的人一概不准在街上游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过几次这样的教训，晚上10时30分离开家忘了带通行证，结果在路上被一个个哨兵用枪指着要求给出解释。
与此同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正在为竞选美国总统忙碌，借助菲律宾形势，他捞取了大量政治资本。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承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会考虑召开众议院特别会议，着手解决菲律宾事务，让菲律宾很快实现自治。于是大批所谓无私和利他的反帝国主义者表示大力支持他，明显错误地理解了利他和无私精神。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倾向于认为大赦狂欢宴[16]是反美示威高潮，策划者很可能是普拉提先生。普拉提是个典型的美国政客，那时刚到马尼拉，特别希望极富爱国精神的演说能够在美国见报，成为助长反帝国主义者气势的有力武器。
与此同时，由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处境和地位的限制，和谈进程不得不一再推迟。平息叛乱的最后希望全都寄托在威廉·麦金利是否能成功当选总统。因此，1900年的总统选举引起了整个菲律宾群岛的关注，菲律宾人仿佛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选举结果。
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从我丈夫的信中获悉。看着这些文字，我的想象也开始像野火一样蔓延。我丈夫重任在肩，使命伟大。委员会提议，如果条件许可立即建立自治政府。因此，首要任务是拟定建基于这一届政府的市政方针。他们把计划呈送给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征求他的意见，但他还是坚持己见，明确表示军事统治最有效果。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认为现在建立自治政府为时过早，毫无疑问不过是让自己难堪。他认为，这些市政方针肯定会在关键时刻影响他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这一切都以非常正式的外交辞令加以粉饰，意味着也就这样了，这只是件没什么意义的事。委员会也以同样的外交辞令回复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让他明白早在来菲律宾之前，华盛顿政府就将委员会的权力界定得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只是和平商讨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任何可能性，同时，他们的建议有可能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意思就是他们将尽一切努力达成目的。
委员会已经有了一些很不错的计划，打算建立一个大而全的学校系统，而且已经从马萨诸塞州调派了一个校长过来。另外还有为商业贸易铺路、整治港口、改善医疗条件、建立可靠的司法系统，并在山上修建一个避暑胜地，让罹患热带病的美国士兵和民众得到恢复和疗养。这样不仅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也可以为政府节省每年支付给部队上百万美元的运输费。他们也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当初让人烦恼，产生了很多麻烦的修士问题。
马尼拉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丈夫的来信让我很想立即结束日本的行程，火速赶往马尼拉。我丈夫还告诉我，虽然住所修缮改造花了不少力气，但依然令人很不满意。我虽然并不指望在那里能住得多么舒适，但我确定自己会很快适应。我在日本买了许多光鲜亮丽、格调不错的家居饰品。有了这些东西，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让人侧目。
当时最让我们烦心的是义和团起义。我们很想去上海，但又被告知除了香港，中国其他地方都不安全。那时候我对东方确实不怎么了解，于是就简单地信以为真。然而，我记得当时上海也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照样每天若无其事地过日子，好像根本没有义和团的存在。我们打算悄悄地继续旅行。1900年8月10日，我们乘“春日丸”号日本海轮途经上海和香港，启程前往马尼拉。
注解：
[1] 马来人是对东南亚群岛许多不同少数民族的总称。————译者注
[2] 通常指用武力夺权产生的军政府。————译者注
[3] 赫纳恩·科斯特是最早将南美洲提神醒脑的可可种子带到欧洲的探险家。————译者注
[4] 阿瑟·麦克阿瑟（1845——1912），美国陆军上将。1900年被派往菲律宾任军事总督，但由于和平民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发生冲突，他的任期仅一年就结束。————译者注
[5] 日本本州岛东南部城镇。————译者注
[6] 即像地狱一样阴森恐怖。————译者注
[7] 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1838——1909），美国陆军将军。曾在美国内战、美西战争后期的菲律宾和美国战争中服役。————译者注
[8] 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1847——1920）是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译者注
[9] 贝尼特·列加达（1853——1915），菲律宾议员，美国菲律宾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10] 帕多·德·塔维拉（1857——1925），菲律宾医生、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11] 帕西格河是菲律宾境内一条连接拉古纳湾和马尼拉湾的河流。————译者注
[12] 马洛洛斯是菲律宾新生革命政府马洛洛斯共和国政府所在地。————译者注
[13] 指卷入菲律宾反西班牙革命和美菲战争的塔加路共和国革命政府的叛乱。————译者注
[14] 佩德罗·A.帕特诺（1857——1911），诗人和小说家。————译者注
[15] 马拉卡南宫由一组建筑物组成，主要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最初作为帕西格河沿岸的避暑别墅，1825年被西班牙政府买下，作为西班牙总督的避暑别墅。————译者注
[16] 基督教节日。————译者注
把几个人同时隔离在一个小屋子里，紧闭着的房门背后，每一个人都被打上最危险的标识，严重而黑暗的传染病————白喉。你绝不想在一个陌生而有趣的国家，以感染上这种病来开始一段旅行。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贝西刚从横滨的隔离区出来，我们的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就出现了可疑症状，医生确诊为白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马尼拉之前，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出现了咽喉疼痛的症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担心，不想离开我们。但新型免疫血清可以治疗白喉，让我们觉得白喉不再那么恐怖。加上我们有个十分优秀的美国医生埃尔里奇，我坚信没理由过于担忧。
海伦·塔夫脱·曼宁、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小婴儿住在格兰大酒店，由奶妈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还有我被隔离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的咽喉肿痛没怎么恶化，但一直不见好转。整整三周后，我们才回到这个不太欢迎我们的世界。因为长时间隔离，人人都对我们避之不及，就算医生宣布我们并无威胁也无济于事。
被隔离的三周，我们三人特别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那里至少会听见朋友远远地打听和问候我们的病情，而不是被隔绝在一个偏远的处所，听着外面街道上陌生的语言。当然，外面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渴望探索的地方。
我们租住的房屋妙不可言。事实上，在我看来，几乎所有外国人在日本住的房屋都有一种迷人的美。西方建筑物换以日式精致的室内装修可谓绝配。尤其日本独特的环境，更显出混搭艺术的精妙。日本景观极具日式特色，但无论花园看起来多么外国化，终究不会掩盖它独特而又明了的东方韵味。
横滨租界有个宽敞的商业区，建得十分牢固，正对面是悬崖，与港口的低洼地带相连。悬崖之家是个美丽的花园小区，站在上面俯瞰，一端是港口、城市和太平洋，视野显得很开阔；另一端向内陆延伸，一直绵延至远处的山峦之巅，又形成深不见底的峡谷。当地居民在峡谷平坦的地方建了许多房屋，一派五彩缤纷的景象，东方式的喧闹声不绝于耳。村子被绿色的梯田环绕着，稻子长得郁郁葱葱。山峦叠嶂的地方尽是深绿色的日本松树，长势奇特怪异。
横滨租界商业区外国人的商铺
我们的房子在内侧，是一片联排平房，还有个打理得不错的花园，可以俯瞰峡谷。对面山上有一座日式寺庙，看起来是一栋古色古香的建筑。寺庙屋顶平坦，门前有一块巨大的石刻牌坊。里面和尚的祷告声和木鱼的笃笃声相伴而鸣，一阵接一阵，永无止境。与此同时，狭窄街道上流动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整个夜晚都可以听见盲人按摩师的吆喝声。盲人们拄着探路的竹杖，挨家挨户地兜售生意。我们会时不时地听到寺庙的铜钟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我们房屋的主人是个英国人，当时正好回英国度假去了。我们一并租下了整座房子，整套家具，还包括一个叫松隆子的女人。她既是女侍者又是女管家，虽然身材矮小但效率很高。除了松隆子，还有一个很棒的厨子。两人精打细算，把家务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从来没见过和他们一样好的家佣，有时候甚至感觉他们过于节俭以至于食物常常不够。除去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就是我们的小儿子，当时家里有六口人。松隆子每次只准备六份吃食，六份猪排、六份炸肉丸，也许是六份鱼丸，但永远就只有六份，不多不少。有时候我们也会想点办法事先通告一声，说有客人来。
松隆子会问：“到底几个人？”
我们回答道：“哦，也许两个。”
于是她便奉上八份猪排，或者八份炸肉丸，或者其他一点什么，但只有八份。我们不能每次都使同样的招数，因为担心如果每次客人都来不齐，恐怕等我们真要举办派对的时候就会陷入狼来了的窘境。很庆幸，事实上从没出现过这样的尴尬，松隆子每次都会遵照吩咐。但也会有客人不期而至的时候，我们只好实施“礼让客人，自家挨饿”的原则。
当然，因为松隆子可以把控好一切，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她有当地人的聪明伶俐，从来不会忽略自己唾手可得的利益。此前有人警告我们小心日本仆从，但松隆子的确是个诚实的人，没有一些东方人狡猾奸诈的特质。很大程度上，松隆子让我们可以从家务责任中解脱出来，有闲暇时间逛逛周围吸引人的小店，甚至可以出个远门，开心地徜徉于山水之间。
被隔离的那阵子，我们收到了我丈夫寄来的第一封信。那时他们的船已经航行到对我们来说很远的地方，远到遥不可及。我非常高兴能收到他的信。“汉考克”号经停神户，后来又继续前往长崎逗留两天补充燃料。从那次起，委员会成员因为行程耽搁而大为生气，非常希望早些抵达马尼拉接手工作，但因为一些公事，他们得先去香港。我当时收到的第一封长信就是从香港寄来的。英国当局按常规与他们一行人会晤，不外乎虚伪浮华的相互拜访和晚宴、午宴、贵宾俱乐部、八卦闲聊等一系列活动。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首次会见菲律宾顽固分子。
19世纪末的神户
在经历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基督教熏陶后，这种唯一的宗教教育形式因为某些原因，譬如教士独大，导致菲律宾人奋起反抗，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己的事务，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等等。敌对矛盾的形成有很久远的历史渊源，我们的描述只能点到为止。
斗争徒劳地持续了很长时间，但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使局势得到彻底扭转。战争出乎意料地将毫无希望的梦想摆在了菲律宾人面前。自从麦哲伦第一次航海到此，菲律宾便开始受西班牙统治。菲律宾人眼看着西班牙败落，从岛上撤出。但同时，另一面国旗在城墙要塞上高高升起。大批菲律宾有识之士、富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开始要求独立，不少美国人也表示支持。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接管菲律宾后，他们完全不顾现实，给予所谓的支持。这是他们早期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
美国人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先辈，即为独立而奋斗。控制他人实现自己意愿的统治方式和我们所珍视的独立原则大相径庭。然而，他们对菲律宾的现实缺乏考虑。菲律宾人其实都是马来人[1]，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连百分之十都没有，大多习惯于神权所控制的极权政府，管理人民事务谈不上有什么好的经验。政府官员没有考虑到在发动独立革命一个半世纪前，我们先辈早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训练和传统使我们更适合自治，同时，也使自治产生的良性效果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更清晰明了。接管菲律宾后，政府官员无视当地传统，强推菲律宾实现自治和独立。他们沉湎于感性情绪，驱逐理性和思想，因此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局面。西班牙统治期间，菲律宾人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试图完全独立的想法。然而，高高飘扬着的新国旗却是象征言论自由、舆论自由等一系列自由的国旗。即便最有想象力的菲律宾人，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过这一点。于是，对抗过西班牙政权的知识分子，以及在反对西班牙宗教统治过程中品尝过权力的甜蜜滋味的人，奋起想取而代之。顷刻间，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和不受管束等观念在无知的民众中被当作一种甜蜜的诱惑扩散开来。结果可想而知，即当美国政府真正着手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要求我们立即撤离的呼声几乎完全一致。
但这几乎不可能。阿奎那多尝试执政六个月后，最终归于失败。在他的统治下，政府腐败猖獗，政事一片混乱，国库空虚，国家岌岌可危。美国人很快意识到，“独立”在菲律宾最多只意味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无情剥削。菲律宾由此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因此留了下来，但除此之外，我们其实什么也做不了。乔治·杜威上将的军舰开到马尼拉湾时，当地的反政府暴乱此起彼伏。最初我们一筹莫展，几个月后，一个又一个反对派头目来到马尼拉宣誓与美国合作，放弃敌对状态，寻求国泰民安。然而，随着和平进程的推进，个别暴乱头目顽固不化，要么占山为王，烧杀劫掠，要么去中国香港，加入所谓的小菲律宾殖民地。香港的殖民地政府至今仍然存在，俗称“军政府”[2]。他们的营生就是窃取机密、密谋暴动、走私军火、蛊惑人心、筹措钱财和播散敌意，由此体现该组织的价值和存在的必然性。
“顽固分子”采用独特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主要包括胁迫、暗杀和恐吓生活在菲律宾国内，不想惹麻烦的菲律宾人。他们臭名昭著，胁迫大麻和烟草种植商按他们的定价交易，然后由他们在中国香港按市价出售，中间差价足以让他们大发横财。
这就是第二任菲律宾委员会抵达菲律宾时的大致情形。我丈夫在香港见到了他平生见过的第一批菲律宾人。这些人并非军政府人员，但都是富裕、厌战，来香港避难的上流人士，通称为西班牙探险家的名字“赫纳恩·科斯特”[3]。很多上流人士长期处于暗杀威胁之中，因为支持反对西班牙政府的暴动被没收财产，试图寻求美国政府庇护和补偿，希望委员会保护民众，加快美国在菲律宾诸岛的和平建设速度。
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阿塔乔。在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暴动中，阿塔乔曾经是阿奎那多的竞争对手。乔治·杜威将军进驻马尼拉时，选择阿奎那多作为菲律宾部队领袖，阿塔乔怀恨在心。他对自己不得不背井离乡，避难于香港耿耿于怀。他公开批评军政府的无知，也没有明确表示对美国政府忠诚。阿塔乔身边有个“秘书”，非常认真地聆听他所说的一切。鉴于阿塔乔说话时的谨小慎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决定观察观察，看他是否与军政府有某种牵连，至少他要能“保持中立”。事实上，他早就做了“未雨绸缪的打算”。一旦美国在菲律宾成功建立国民政府，和美方建立联系就很容易了。可想而知，他们谈话一定非常具有外交特色，妙趣横生而又灵活机动。
委员会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即保障中国侍者的安全。这很有必要，因为有人告诉他们，由于马尼拉社会长期动荡，请菲律宾人并不可靠。
“纽瓦克”号麦卡拉舰长在横滨的时候曾经给我丈夫修书一封，请他转交给一个叫L.查尔斯的人。L.查尔斯是个中国人，在香港经营一家职业介绍所。L.查尔斯出现在“汉考克”号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送回信时，为我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上海来的中国仆人过几天就会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吃惊，表示对此毫不知情。但L.查尔斯微笑着向他解释说这是乔治·杜威上将的意思。我丈夫猛然想起几个月前在华盛顿的时候，乔治·杜威上将就提醒过我们，通过L.查尔斯认识的中国人阿仁为我们找到了中国仆人，可我丈夫却忘得一干二净。
阿仁送我们一行人上船，其中有人很骄傲地从“布鲁克林”号长官手里拿到了一张便条，由乔治·杜威上将的仆人阿仁转交给阿新：
给你介绍的人家是马尼拉新任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一家。1900年4月1日，他从这里出发前往马尼拉。上将让我给你写信，希望你能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找几个得力的中国仆人。他们需要一个像我一样出色的厨师，另外还要两个专门伺候进餐事宜的仆人，一个男管家，一个像你一样尽责尽力的男仆。总之就是要老实尽责，上将将不胜感激。
你的朋友
阿仁
在东方，这事是典型的“走路子”。通俗意义看，就是“熟人好办事”。原本这只是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后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广为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东方魅力。
委员会成员在日本停留的目的主要是准备适合热带气候的白鸭毛和亚麻衣物。但很不幸，我丈夫找不到任何能穿得上的衣服。一开始我们就热烈议论他应该穿什么款式，并向他保证“直筒上装”是最舒适的男士衣衫。直筒上装圆领很高，扣子一直到下巴，其实就是普通的军装夹克。穿这种衣服除了短裤和长裤，里面不需要衬衫、领子、领带等，很适合热带地区。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这种款式对身材要求很苛刻，我丈夫身材缺陷尽显。所以我试图劝说他只穿男士便装，用短上衣搭配日常配饰。横滨让我丈夫心痛，他又满怀希望地奔香港而去，他听说那里有手艺高超的裁缝师傅。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写给我的信中他对香港的裁缝特别反感和厌恶。他几乎走遍香港所有服装店也没找到合适的衣服。按理，香港有不少大个子英国人，应该有尺码大的男装，结果显然没有。所以他的一切衣物，包括鞋子、袜子、内裤、衬衫、领带和帽子，都只能量身定做，但最后还是穿不了。
“布鲁克林”号
我丈夫的来信里满是陌生姓名，还有暗杀、军火走私、阴谋叛变和社会动荡等，让我感到他将要去的国度非常危险，随时可能遭遇谋杀。然后我又安慰自己，我丈夫又不是自己只身前往。阿瑟·麦克阿瑟将军[4]和七万将士在必要的时候一定会倾力相助保护他们。
我们在横滨的生活很安宁。门口隔离的黄牌取下之后，邻居逐渐开始来拜访我们。我们没有责备邻居的意思，毫无疑问，他们不会那么傻，为了礼节而让自己陷入感染白喉的风险。无论是委员会成员离开前还是离开后，生活在横滨的美国公民T.威廉姆·麦基弗夫妇都对我们礼貌款待，热情有加。
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曾经做过美国驻日总领事。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经营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代理美国烟草公司和其他大型国外业务。中日战争期间，T.威廉姆·麦基弗先生正好做总领事。他很关心和照拂中国人，帮助近八千中国人逃离。他还作为代表与日本政府谈判，主要涉及外国在日的商业社区、外国驻日租界区和安置区是否应该纳税一事。
根据条约规定，日本政府授予租界区永久租借权，条件是外国人得按时向日本政府缴纳地租。当然，地租也不得随意涨到超过某个数额。但因为日本政府现在急于用钱，想方设法向民众征税，向这块领土上所有房屋的改造和修缮收税。其理论依据是，所有相关改造和修缮并非原本就有，所以应当属于地产的一部分。但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条款，超出地租的不动产都不应征税，日本政府的行为明显与这一条款相悖。由于日本法律并没有过多考虑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个新问题：解释的时候应当以日本法律为依据还是以外国法律为依据。我们逗留日本期间，曾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巴克公使还专门征询了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意见。
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左二）（1845——1912）与下属
我们和西德摩尔夫人共进晚餐，之后又和她有多次交往。西德摩尔夫人是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的母亲。伊莉莎·拉玛哈·西德摩尔主要写远东国家的故事，我认为她是东方最有名气的外国人。早在日本向世界打开国门不久，西德摩尔夫人就一直居住于此。我们相识的时候，她的儿子正在公使馆工作。她在外滩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里面收藏了一些日本古玩和艺术品。我估计西德摩尔夫人当时已近八十岁，但依然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像个五十岁的女人。我最后一次见到西德摩尔夫人是在长崎，她已经将近九十岁。她儿子那时候任美国领事，招待我们的午宴很丰盛。她衣着讲究，像个时尚的少女，雪白的银发高高盘起，披着一袭白色丝质长裙。她坐在人群中，讨论着时下热门话题，兴致勃勃，反应敏锐。后来，她儿子到大韩帝国的汉城任总领事，她又随儿子去了汉城，帮忙“看护家园”。当然，在那里她依然是交际“女王”。
孩子们有了保姆的照料，卢克·E.赖特夫人、玛利亚·赫伦和我开始四处游历，譬如日光、镰仓和京都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旅游间隙我们去购物，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得控制自己的购物欲。每次看到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小店铺都得控制自己什么都想买的欲望。接近1900年7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实在无法忍受横滨的酷热，我们去箱根山[5]的宫下温泉避暑。旅途中我们得先乘火车，然后从火车站沿线的一个村子出发，坐两个小时人力车，沿途还得翻越陡坡。那时候压根没什么适合“欧洲人”的客栈，日本客栈对日本人来说极好，但在我们看来似乎并不适合做客栈。下了火车已经是晚上7时，卢克·E.赖特夫人，她的侍女，她女儿卡特里娜，我姐姐玛利亚·赫伦，我的三个孩子，保姆贝西还有我，一行人都只想赶紧吃晚餐，于是我们决定先吃饭。当然，我们必须挑个一切俱为西式的客栈，包括晚餐服务形式、打发那天夜晚的方式等。可以说那是我记忆中所度过的最黑暗的夜晚。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黑夜坐两个小时的人力车是否合适，但车夫喋喋不休地劝说，当然主要靠手势和表情，居然让我们深信，这是世上最值得一做的事情。顺便提一下，虽然我们不喜欢日本没床的客栈，但我们还是希望尽快到达目的地。于是我们分别坐上八辆人力车出发了。其中六辆坐人，两辆堆满了手提包之类的行李。海伦·塔夫脱·曼宁和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同乘一辆车，我带着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坐一辆，每辆车另外还有一个车夫在后面推，放行李的车也一样。所以总共有十六个车夫。我们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真的有点过节的欢乐气氛，让我满心欢喜。但离开市镇后，灯光渐行渐远。我们突然很吃惊，不知何故，车夫都没携带照明器具。我的理解是他们并不需要照明也一样能摸黑行路。我们才刚刚在斯泰格般阴森恐怖的黑暗中[6]走了一小段路，玛利亚·赫伦就忍不了了，任凭怎么劝，都打定主意非得回去找个灯笼打着。没人有心情和玛利亚·赫伦争论，只好一言不发由她去，我们继续赶路。
箱根山
那时狂风大作，像是从很深远的山谷中猛扑过来，大雨下个没完没了。我的车夫落在后面，如果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我们必然孤立无援。其他人都已经走出好远，甚至车轮声都听不见了，要知道那时候的人力车是种噪音超大的交通工具。在日本待了两个月，我们和不少人力车夫打过交道，可以说他们是世界上最老实可靠的人。但无尽的黑和狂风暴雨恐怕已经让我开始变得紧张兮兮，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车夫可能是强盗土匪之流，故意掉队和大家分开，好打劫行凶。我根本看不清楚路面有多宽，但可以确定另一边是陡峭幽深的峡谷，因为我可以听到山泉奔腾咆哮的声音。两个车夫一路上唠唠叨叨不停，虽然日本车夫一向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他们在密谋动手。我正襟危坐，缄口不言，只能不停地安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因为害怕感到很不舒服，哭泣不止。过了一会儿，事实上我感觉过了几个世纪，终于遇见了其他人。他们正在路边等待，让车夫们喘口气。我压根看不见人，甚至连人力车的轮廓也看不清，但听见了海伦·塔夫脱·曼宁的抽泣声，她嘴里还咕哝着什么，好像她要永远没了妈妈似的。
车夫聊天的语速相当快，根本没法知道他们在聊什么。但从神情看，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喜欢这样的黑夜。我们站在一起，互相倾诉路上的恐怖和害怕。这时候，远处闪烁着一丝丝微弱的光亮，正在向长长的坡道行来。是勇敢的玛利亚·赫伦打着灯笼追上来了。我们以最热烈的情感欢迎她，玛利亚·赫伦这辈子可能都没有接受过如此热烈的欢迎，每个人都对着她欢呼雀跃，甚至人力车夫也显得很高兴，在灯笼昏暗的灯光下聊天似乎也少了些不开心。我们几个再也没有分开，每个人都想接近那盏灯。它仿佛在告诉我们，至少路面足够宽敞，也足够安全。我们就这样跟着轮子的转动向前，谁也不说话，只静静地听着车轮的咕噜声和泥巴四处飞溅的声音。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富士屋酒店，一看时间，已经过了晚上10时，真是累得精疲力尽。
宫下温泉很值得一说，很多作家都描述过，所以我就不说了。但位于山顶的富士屋酒店的确不错。酒店地处壮丽的峡谷源头，地理位置优越，经营管理有序，占尽位置优势，是我见过的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地方。
到了那里你会有足够多的事可做。我们乘轿子穿越山口前往箱根湖。山脚下的箱根湖平静如镜，水里的山间美景色彩斑斓，层峦叠嶂，美得让人窒息。
那里还有庙宇、路边神社和茶室。确切地说，茶室随处都有。有一天我们步行回来，挑了一间离酒店不远的茶室坐下来享受片刻时光，恰巧遇见了一个英国女人，她第一次让我们了解到义和团起义的悲惨境况，她给我们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当时她在中国内地做传教士，义和团起义发生后她被迫离开中国，一路上危机四伏，触目惊心。但她丈夫选择留下来坚守岗位。她完全不清楚丈夫的生死，想到那些无尽的折磨，她觉得恐怕丈夫已经不在人间了。我们听了觉得恐惧之极，为她感到难过，可是讲述者一脸平静。她还有个皈依了基督教的年轻中国难民相伴。在那样的情况下，这个基督徒在中国的境况一定比她还难。
临别之前，我们向这位英国女人致以问候，并表达美好祝愿。但我们没走多远，就听到身后有人歇斯底里地大喊：
“你们看到我的孩子了吗？你们在路上见过一个中国孩子吗？”
听起来是那个传教士的声音，揪心地从我们身后传过来。她迅速跑过我们然后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钻进了小树林，并且一直声嘶力竭地喊：“约瑟夫！约瑟夫！”我们想约瑟夫应该是那个中国新教徒的英文名字，因为我们听说所有接受洗礼的人都要取一个《圣经》里人物的名字。我们赶紧跟着她，生怕她突然疯了。但我们并不确定该做什么才能帮到她。等我们出现在拐角处的时候发现她也在向我们折返回来，无奈地苦笑着看着我们这一小队和善的异教徒。她的情绪看起来已经平复，然后停下来解释她刚才匪夷所思的行为。
一开始她说：“我很确定那个孩子已经自杀了。”
我问：“为什么？你怎么会这样想？”
“唉，这是他写的，我刚发现。”说着，她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笔迹潦草写着：
像我一样，没有任何恳求，
但你要为我流你的血，
求你让我到你这里来，
神的羔羊啊，我来了。
她解释说，约瑟夫因离开祖国而陷入纠结，无论如何，中国人并不在意生死。一段时间以来，她一直害怕约瑟夫会变得意志消沉，绝望自杀。
但约瑟夫站在那里，一脸灿烂地笑着，像一个东方天使一样看着周遭的一切，仿佛正想搞清楚突发混乱的缘由。
可怜的约瑟夫一句英文也听不懂，这张纸条只是依葫芦画瓢学着写英文圣歌，不过是写在纸片上的文字而已。
这时候我丈夫已经抵达马尼拉。他陆陆续续给我寄来了几封信，从中我也逐渐了解到他面临的情形。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委员会和以阿瑟·麦克阿瑟为首的军政府之间的意见不合。携手解决菲律宾事务的基础是两方面意见达成一致。换句话说，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并不那么欢迎委员会的到来，凡是委员会提出的方案他都反对，无形中增加了委员会的工作难度。但据我现在可以看到的材料推断，针对军政府一切都反对的外交手段，委员会有时候也很有底气，会采取同样强硬的手段，以牙还牙。
我丈夫在信里对委员会抵达时的情形做了详细描述，我真希望当时和他们在一起，但菲律宾难耐的酷暑让我望而却步。我丈夫说他们抵达菲律宾的时候正值1900年6月，骄阳似火，穿透了“汉考克”号甲板上的凉棚。这些人早已习惯不合身的亚麻薄衫，但其实他们没掌握如何让这种材质的衣服保持整洁不变形。我想他们刚抵达马尼拉的头几天一定蔫得不行。
他们星期天入港，那天访客特别多，也很有趣。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只派了克劳德上校前来慰问，并令他着手安排第二天即将在海滨举行的欢迎仪式。“亲美派”也来了，他们都是支持美国统治的当地人。早在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来菲律宾之前，他们就得到了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7]总督的认可，其中很多人和岛上美国政府的联系紧密。前来拜访的人还有首席法官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先生[8]、贝尼特·列加达先生[9]和帕多·德·塔维拉先生[10]。委员会委员和这些绅士探讨当地形势。委员会西班牙语翻译负责人阿瑟·弗格森先生让我们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当地形势感到沮丧，当然也没那么乐观。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委员会不能克服现有的巨大困难，那么他们自己面临的问题也将非常严重。
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1838——1909）
第二天烈日当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信中写道，港口的所有活动都集中在“汉考克”号附近。口哨声响成一片，国旗和舰上的信号旗迎风飘扬，像是护送委员会上岸。他们进城时场面相当壮观，声势浩大。炮兵依次排开，从帕西格河口[11]一直穿过宽阔的护城河，到大马路之后再通过老城墙门口才能抵达军政府总督阿瑟·麦克阿瑟的办公处————市政大厅。但事实上欢迎仪式不过是走过场，例行公事而已，并不像看起来的那么热烈。接待很冷漠，让人不明就里，直冒冷汗。现场菲律宾人很少，阿瑟·麦克阿瑟总督的接待礼仪很周全，只独独缺乏热情和真诚。让委员会感到很不舒服，好像他们的到来完全没必要。
如果委员会对此提出质疑，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会立即坦诚地告知对方，自己并不看重职业生涯中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他现有的身份和能力说明了一切，总督职位是由总统亲自委任的。而委员会表示，由于在内战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他可以继续享有荣耀和特权，可以比任何其他将军统领更多部队，此外还拥有菲律宾群岛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
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说：“是的，如果在你们到来之前，我并没一直大权在握就好了。”
于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温和地提醒到，他不过比委员会早来三周而已，也就行使了三个星期的权力，还提醒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不要习惯于大权在握的感觉，这样会阻碍他对现有地位的珍视。之后他们互相交换相关信函，从一开始就对各自的权力范畴产生了巨大分歧。
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接替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总督的职位掌管美国驻菲律宾部队，但他对前任的政策并不赞同。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将军把军队分散成小军团和小分队，遍布群岛各个角落。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发现自己手下掌管大约七万士兵，但只有部分士兵就近供自己随时调遣。他相信只有把部队集中到吕宋岛，也就是大多数叛乱分子发起军事行动的地方，政府才能真正重建秩序，结束混乱局面。他还认为菲律宾人当下最需要的是严苛的军事统治，而不是为其他任何政府管理形式做准备。但麻烦在于菲律宾群岛成千上万的民众都已经宣誓效忠于美国，或者已经悄悄回到工作岗位。如果撤走军队，他们将在瞬间失去保护，生命处于危险之中。这就是当时菲律宾群岛的形势。
菲律宾真正的叛乱分子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最近一次交火发生在1900年2月，那时候委员会还没到菲律宾。阿奎那多的据点在马洛洛斯[12]，他的内阁成员和追随者中不乏聪明能干的爱国志士。但我们抵达后，这些佼佼者都已经归顺和效忠美国，其他人锒铛入狱，在监狱里慢慢确定自己是否归顺。还有一些人去了中国香港，加入“军政府”。阿奎那多在吕宋岛修建要塞，打起了游击战，并下令手下一举歼灭美国政权。他们的反抗终究失败了。
坚持反抗美国政权的主要是固守要塞的人。他们发现这种生存方式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但正常情况下很难搞到钱财，人们拒绝为此奉献自己的财物。人们截获了阿奎那多一名手下的信，说是他发现一个特别顽固不化的镇子，如果想要人自愿把钱交出来必须得先杀掉四五个人才能镇住场面。这帮人惯用的手段就是强取豪夺、劫掠行凶。但最终，这些钱财也并没有真正用于反抗。剩下的“爱国者”多数沦为盗匪，与其说对抗美国势力，不如说是在残害本国民众。
复杂的形势迫使委员会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那就是组建由美国当局控制的警察部队。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菲律宾诸岛的治安。但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与委员会的意见完全不同，他认为让菲律宾人武装起来无疑是愚蠢的决定，还举例说明得到信任武装起来的巡逻兵完全不值得信任。但委员会的提议得到阿瑟·麦克阿瑟部下的支持，最有说服力的是吕宋岛北部伊罗戈省的一位长官，他保证只需发出通知，二十四小时内就能征募到五千名效忠于美国政府的人，他们会穿上军装按时报到。我想说的是，菲律宾人有数个不同部落，生活在不同地区，许多人并没有参与可以称作“塔加路叛乱”[13]的暴乱。这支部落虽然并非菲律宾最大的部落，但是最主要的部落之一。
驻菲美军与叛乱分子交战
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将军指挥驻菲美军轰击叛乱分子
实际上大多数菲律宾人都很不喜欢暴乱造成的恶劣形势，因此，很容易说服他们效忠任何希望在此重建秩序、带来和平的政权。委员会希望从这些人中招募治安警察，但委员会还得等到1900年9月才有权实施计划。阿瑟·麦克阿瑟总督绝对会反对这一决定，他反复重申只有更多数量的美国军队才能解决当前形势。
我丈夫在最早的信中刻画的菲律宾人和他多年以后遇见的差不多。他写到，六七百万笃信基督教的菲律宾民众里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其他人没什么学识，寡言少语，彬彬有礼。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普通人，都有些许艺术气质，很迷信，甚至可以说偏执，很容易受到邪恶之心的影响，也很容易变得邪恶起来，做出惨无人道的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很容易把他们改造成有学识的人，完全可以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行自治。他还写到，虽然西班牙统治下的大环境使他们变得有些阴险狡诈、口是心非，但权谋并非菲律宾人的天性。其中一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上层阶级对参与政治阴谋有很大的兴趣。
委员会第一次和菲律宾人打交道时就见识了他们的两面派手段。当时情况复杂，差点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如果说菲律宾人算得上有一定爱好的一类人，那么他们最爱的可能是宗教狂欢节。节日当天，音乐雷动，到处插满了旗帜，街上男女老少穿着华服，游行队伍在街上浩浩荡荡，还有众多引人注目的演讲。其中就有一个叫佩德罗·A.帕特诺[14]的人，油滑得很，一边宣誓效忠于美国政府，进入美国权力中心，一边或多或少地和阿奎那多藕断丝连。他在两者之间周旋，偶尔还向我们承诺，说阿奎那多一定会投降。但明眼人都知道，他不过是两碗水都想喝，极力和双方保持良好关系。西班牙统治期间，他也一样，还促成反对派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签订《皮亚那多和约》。佩德罗·A.帕特诺在两边周旋并解释双方的意见和分歧，最后促成“和解”。然而，和平协议的欠妥之处还没有理清之前，他居然要求西班牙政府授予他公爵爵位，奖励他一百万美元。他给西班牙总督的信至今还完好保存着。
一天，佩德罗·A.帕特诺突然提出要举办一个“特赦或招安狂欢节”，向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表示敬意，并希望这天大家可以从敌对状态中放松下来。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觉得此事并无什么害处，但表明他个人并不会参加，也表示宴会上的所有讲话都必须经过严格审查。佩德罗·A.帕特诺欣然同意，马上着手准备宴会，一应俱好，并组建了一个小型组委会，请他们给委员们送宴会请帖。但委员会成员只有三位在当地，他们打听清楚这次宴会的性质后，获知并没有煽动性的讲话，于是决定接受邀请。佩德罗·A.帕特诺兴高采烈，花了几天时间放下其他事务，只讨论这次狂欢和宴会。但渐渐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听到了一些消息，与之前的约定有出入。他发现上班路过的某些街道拱门上刻有冒犯美国国旗的题词，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居住的马拉卡南宫[15]前面的拱门上，一边画有威廉·麦金利总统的画像，一边画着阿奎那多。据说阿瑟·麦克阿瑟总督每天路过拱门，但并没有注意到，这恐怕会纵容无知的菲律宾人。但一旦发出警告要求他们除去令人反感的宣传画，他们立马照做不误。宴会的准备工作也在继续，但关于讲话内容的谣言越来越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不免担忧起来，他去问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谁负责稿件审查工作。
马拉卡南宫
总督答：“佩德罗·A.帕特诺。怎么了？你还有什么要问吗？”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到办公室后马上设法弄到几篇讲稿副件。有些稿件已经送到报社，第二天就会全文见报。因为第二天是宗教狂欢节，街上十分冷清，并不会产生轰动效应。大家对即将到来的宴会兴致盎然。委员会成员浏览了几乎所有刊发的讲稿，发现讲稿无一例外都极富煽动性，于是集体决定不出席宴会。只要到场，他们不可能听凭那些人歪曲事实，无动于衷地坐在那里不去大声反驳。此外，他们也不能让别人觉得他们会听凭早有预谋的事情发生而不予制裁。可以说宴会是专门为阿瑟·麦克阿瑟总督举办的，会上的演讲热情洋溢，几乎对所有事情都做出了承诺，短期如撤军，长期如完全独立。
委员会成员给佩德罗·A.帕特诺先生写了一张便条，非常礼貌地告知他们不可能出席宴会，并对此深表歉意。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卢克·E.赖特将军住在一起————房子是我丈夫租的。那天晚上他们穿着日常舒适的白色亚麻薄衫，回家吃了一顿非常不错的晚餐。饭后他们坐在外面的阳台上闲聊，阳台很凉快。出乎意料，佩德罗·A.帕特诺突然闯了进来，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请求他们一起出席宴会。当时已经过了晚上9时，参加宴会的人全都到齐了。佩德罗·A.帕特诺说，如果委员会不重新考虑出席宴会，他的处境会很难堪。委员会成员问“经过严格筛查”的演讲稿怎么处理，佩德罗·A.帕特诺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有人发表演说，也不会有人提及一句类似的话。他说当地人必须见到他们，哪怕就那么一会儿。于是，他们答应了。随后迅速穿上晚礼服，前往宴会大厅。他们安安静静地坐了几个小时，喝了点红酒，挤出了几丝笑容，又和几个人握手示好，然后十分困倦地回家休息，别无其他趣事可谈。但佩德罗·A.帕特诺两边都没有讨好。他本意是想当着委员会成员的面显示自己的诚信，并且否认自己和那些事情的关系和责任。
严格观察军政府的运转形式后我们发现，通常晚上9时过后全城就处于戒严状态，没有通行证的人一概不准在街上游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过几次这样的教训，晚上10时30分离开家忘了带通行证，结果在路上被一个个哨兵用枪指着要求给出解释。
与此同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正在为竞选美国总统忙碌，借助菲律宾形势，他捞取了大量政治资本。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承诺，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会考虑召开众议院特别会议，着手解决菲律宾事务，让菲律宾很快实现自治。于是大批所谓无私和利他的反帝国主义者表示大力支持他，明显错误地理解了利他和无私精神。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倾向于认为大赦狂欢宴[16]是反美示威高潮，策划者很可能是普拉提先生。普拉提是个典型的美国政客，那时刚到马尼拉，特别希望极富爱国精神的演说能够在美国见报，成为助长反帝国主义者气势的有力武器。
与此同时，由于威廉·詹宁斯·布莱恩的处境和地位的限制，和谈进程不得不一再推迟。平息叛乱的最后希望全都寄托在威廉·麦金利是否能成功当选总统。因此，1900年的总统选举引起了整个菲律宾群岛的关注，菲律宾人仿佛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选举结果。
这些情况实际上都是从我丈夫的信中获悉。看着这些文字，我的想象也开始像野火一样蔓延。我丈夫重任在肩，使命伟大。委员会提议，如果条件许可立即建立自治政府。因此，首要任务是拟定建基于这一届政府的市政方针。他们把计划呈送给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征求他的意见，但他还是坚持己见，明确表示军事统治最有效果。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认为现在建立自治政府为时过早，毫无疑问不过是让自己难堪。他认为，这些市政方针肯定会在关键时刻影响他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这一切都以非常正式的外交辞令加以粉饰，意味着也就这样了，这只是件没什么意义的事。委员会也以同样的外交辞令回复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让他明白早在来菲律宾之前，华盛顿政府就将委员会的权力界定得很清楚。他们的目的只是和平商讨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任何可能性，同时，他们的建议有可能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意思就是他们将尽一切努力达成目的。
委员会已经有了一些很不错的计划，打算建立一个大而全的学校系统，而且已经从马萨诸塞州调派了一个校长过来。另外还有为商业贸易铺路、整治港口、改善医疗条件、建立可靠的司法系统，并在山上修建一个避暑胜地，让罹患热带病的美国士兵和民众得到恢复和疗养。这样不仅可以拯救更多生命，也可以为政府节省每年支付给部队上百万美元的运输费。他们也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当初让人烦恼，产生了很多麻烦的修士问题。
马尼拉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丈夫的来信让我很想立即结束日本的行程，火速赶往马尼拉。我丈夫还告诉我，虽然住所修缮改造花了不少力气，但依然令人很不满意。我虽然并不指望在那里能住得多么舒适，但我确定自己会很快适应。我在日本买了许多光鲜亮丽、格调不错的家居饰品。有了这些东西，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让人侧目。
当时最让我们烦心的是义和团起义。我们很想去上海，但又被告知除了香港，中国其他地方都不安全。那时候我对东方确实不怎么了解，于是就简单地信以为真。然而，我记得当时上海也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照样每天若无其事地过日子，好像根本没有义和团的存在。我们打算悄悄地继续旅行。1900年8月10日，我们乘“春日丸”号日本海轮途经上海和香港，启程前往马尼拉。
注解：
[1] 马来人是对东南亚群岛许多不同少数民族的总称。————译者注
[2] 通常指用武力夺权产生的军政府。————译者注
[3] 赫纳恩·科斯特是最早将南美洲提神醒脑的可可种子带到欧洲的探险家。————译者注
[4] 阿瑟·麦克阿瑟（1845——1912），美国陆军上将。1900年被派往菲律宾任军事总督，但由于和平民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发生冲突，他的任期仅一年就结束。————译者注
[5] 日本本州岛东南部城镇。————译者注
[6] 即像地狱一样阴森恐怖。————译者注
[7] 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1838——1909），美国陆军将军。曾在美国内战、美西战争后期的菲律宾和美国战争中服役。————译者注
[8] 卡耶塔诺·奥雷拉诺·朗松（1847——1920）是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译者注
[9] 贝尼特·列加达（1853——1915），菲律宾议员，美国菲律宾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10] 帕多·德·塔维拉（1857——1925），菲律宾医生、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11] 帕西格河是菲律宾境内一条连接拉古纳湾和马尼拉湾的河流。————译者注
[12] 马洛洛斯是菲律宾新生革命政府马洛洛斯共和国政府所在地。————译者注
[13] 指卷入菲律宾反西班牙革命和美菲战争的塔加路共和国革命政府的叛乱。————译者注
[14] 佩德罗·A.帕特诺（1857——1911），诗人和小说家。————译者注
[15] 马拉卡南宫由一组建筑物组成，主要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最初作为帕西格河沿岸的避暑别墅，1825年被西班牙政府买下，作为西班牙总督的避暑别墅。————译者注
[16] 基督教节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