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往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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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菲律宾之行从旧金山出发，目的地是马尼拉，由美国陆军运输舰“汉考克”号护航。1900年4月17日，天气宜人。正午时分，“汉考克”号驶离繁忙的码头，前往金门大桥，然后跨越太平洋，驶向世界的另一端。我们一行共四十五人。虽然大部分人在旧金山是初次见面，但一出现在甲板上，我们就很快熟悉起来。大家都急于证明自己的友好，证明自己是最好相处的旅伴。
“汉考克”号由“亚利桑那”号改造而成，之前被称为大西洋上的“灰狗”，后来被政府收购后改装用作陆军运输船。当时大量类似的运输舰往返于太平洋，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运送士兵，不过现在明显减少。生活在东方国家的那几年，我突然开始熟悉这些古老的船。有时，看着来来往往的船，一个个读着它们的名字，听起来非常亲切，感觉十分有趣。“格兰特”号、“谢尔曼”号、“谢里丹”号、“托马斯”号等，都是以美国杰出的将军命名，让人忆起那些美好的往昔。陆军后来把“汉考克”号移交给海军，主要原因是其耗煤量过大。如今，“汉考克”号被用作征兵船，停靠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1]。
“汉考克”号主要为运送大量官员和随行人员设计，因此，船上的房间格外宽敞，十分舒适。船上除了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乘客。因为有上级的特别指示，所以船上的物资供应十分充足，食物供给非常丰富。我想，这主要得感谢好心周全的威廉·麦金利先生。
威廉·麦金利先生在自己的任期内，一直很关心部下的生活起居。他来菲律宾委员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时，这一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收到总统适时发来的一两封电报，他常常夸奖我们的工作，或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消息。因为总统的鼓励和关心，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总可以一直处于积极的思考状态，尽心尽力地服务于他，竭尽全力让自己手头的工作更令他满意。我最美好的回忆或多或少都与威廉·麦金利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有关。
“汉考克”号
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有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卢克·E.赖特将军[2]、佛蒙特的亨利·C.伊德法官[3]、密歇根大学的迪安·C.伍斯特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纳德·摩西教授。我觉得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随我丈夫一起去菲律宾的同僚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待在菲律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能遇见他们真的很幸运。当时，我们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去，可以说命运时刻相连。初到马尼拉时，我们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必须团结一致的友谊纽带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其中有菲律宾人的抵抗，也有军政府人员的故意拆台————因为委员会即将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并不甘心。
委员会成员来自美国各地的不同社区，口音和家庭传统截然不同，各自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不同。
卢克·E.赖特将军是民主党人，也是田纳西州数一数二的律师。早在美国内战时，他就已经担任联邦陆军中尉。接受菲律宾外派任务时，他在孟菲斯法律界已经颇有名气。然而他获得的最高荣誉并非源于战争中的勇敢，而是因为他敢于拯救孟菲斯于危难之中。孟菲斯当时完全笼罩在流行性黄热病的巨大恐惧之中，卢克·E.赖特将军不遗余力地救民于水火。虽然不记得具体时间，但那时候流行病迅速蔓延并失控，只要能走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唯有卢克·E.赖特将军留了下来，并竭尽所能控制疾病的疯狂蔓延。
卢克·E.赖特夫人是联邦海军舰队司令塞姆斯将军的女儿，战后一段时间曾随父亲游历墨西哥及其他国家，因而年纪轻轻就见多识广，开明豁达。塞姆斯将军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卢克·E.赖特夫人继承了他的天赋，早在少女时代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因此，刚到马尼拉那会儿，她只是恢复使用西班牙语而已。卢克·E.赖特将军夫妇只带了十四岁的女儿卡特里娜一同前往菲律宾。他们的儿子[4]起初并没有一起前往菲律宾。
卢克·E.赖特将军（1846——1922）
亨利·C.伊德（右）（1844——1921）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中）
总体看，卢克·E.赖特将军无疑很擅长社交，是委员会中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极其幽默。他讲述个人经历时尤其显得机智诙谐，让大家乐得与之相伴。他很爱玩皮纳克尔[5]纸牌，船上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这个游戏。卢克·E.赖特将军从不轻易发怒，说话亲切沉稳，与他妻子形成鲜明对比。卢克·E.赖特夫人易冲动，被卢克·E.赖特将军戏谑为“女人的道理”。
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合影，其中坐着的人为卢克·E.赖特将军（左）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右）
亨利·C.伊德法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蒙特人。他为人坚毅、果敢、粗犷，绝不是犹犹豫豫、新英格兰式的谨小慎微之人，他拥有典型的绿岭之州[6]性格。他在新罕布尔州和佛蒙特州各经营一所律师事务所，业务繁忙。他还与银行业有不少联系。比起一般律师，他了解一些与商贸、金融业相关的知识。此外，因为长期担任萨摩亚群岛[7]首席法官一职，他积累了足够的外交经验，通晓波利尼西亚种族的多样性特征。这一切对他后来开展菲律宾工作大有裨益。作为首席法官，他负责外交、领事和司法事务。当时英国和德国都是萨摩亚群岛的保护国，因此，他必须与英国和德国负责这些事务的政要打交道。事实上，亨利·C.伊德法官与许多国家的海军军官有社交往来，他们的船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从阿皮亚[8]打来电话。亨利·C.伊德法官是个鳏夫，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是安妮·伊德和玛乔丽·伊德。
亨利·C.伊德法官的两个女儿十分美丽动人，讨人喜爱，当时被人们称为“伊德姐妹花”。她们在萨摩亚度过了少女时代。萨摩亚风景如画的自然教育造就了她们行事毫无清教徒传统痕迹的特点。两姐妹都是彻头彻尾的乐天派，不受过时而无用的习俗和惯例的约束。对于在东方长大的西方人来说，能保有这样的性格实属不易。
两姐妹都曾经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9]的挚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个体弱多病的作家，但极其热爱美丽的事物，姐姐安妮·伊德尤其招他喜欢。从他们互通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安妮·伊德出生于圣诞前后，童年缺乏照顾和关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不知怎么得知安妮·伊德完全不懂如何举办生日庆典，于是主动邀请安妮·伊德来家为他举办了一次生日庆典，像庆贺自己的生日一样庆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生日。我想，这也是一种值得保存、难以忘怀的经历与安慰。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
自打我们第一次同行的旅程开始，我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玛乔丽·伊德的发展。相比安妮·伊德，玛乔丽·伊德更加自由和无所顾忌。玛乔丽·伊德对旅途冒险的描写让人佩服至极，其中描写的很多人都是她和父亲旅途中初识的，她对追求者滑稽的描写常常会震撼到我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坎德勒医生一家。坎德勒医生是个外科医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两姐妹非常聪明活泼，对什么都好奇。年轻的绅士和小姐们常常很吸引她们的注意力，其中也包括“伊德姐妹花”。但伊德姐妹俩偏偏不愿意被她们关注。这让两个小姑娘很生气，于是不礼貌地用手指着她们说，“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这样的幽默反而让伊德姐妹高兴。之后十三年，每次碰到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伊德姐妹都会戏称自己为“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
伊德姐妹在马尼拉生活了六年。这六年中，马尼拉社交圈无人能超越她们的美丽。于是，伊德姐妹也就进入了更大的社交圈。亨利·C.伊德法官离开菲律宾后，安妮·伊德嫁给了伯克·科克伦先生，玛乔丽·伊德继续陪伴父亲。亨利·C.伊德法官后来被任命为西班牙公使，玛乔丽·伊德随父亲前往马德里，全面负责使馆内部事务，直到她与谢恩·莱斯利先生结婚并定居伦敦。
卢克·E.赖特将军、亨利·C.伊德法官和我丈夫都是律师出身，熟知法律和行政事务，这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组建菲律宾国民政府时的部署力。
迪安·C.伍斯特先生是密歇根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佛蒙特人。他和亨利·C.伊德法官一样刚强坚毅，但不像亨利·C.伊德法官那样骨子里一本正经。也许亨利·C.伊德法官的个性正是源于萨摩亚的生活体验。
我们这群人中只有迪安·C.伍斯特先生从前去过菲律宾。在菲律宾的监护权因马尼拉湾战役[10]而落入美国之手前，迪安·C.伍斯特先生曾两次到菲律宾进行科学考察。访问期间，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11]，迪安·C.伍斯特先生得以深入了解当地人文风俗以及岛上的动植物。乔治·杜威将军[12]的胜利让以往从未关注过这个角落的美国人睁大了眼睛。迪安·C.伍斯特先生有关菲律宾的书恰在此时出版。他首次被派往菲律宾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但再度受总统先生委派完全是因为他恪尽职守、尽忠尽责。
迪安·C.伍斯特先生个头很大，看起来精明强干，也很有雄辩能力，虽然有时候显得粗鲁，但处事果敢。他夫人的外貌特征正好相反，典型的柔弱小女子，面容姣好，举止文雅，显得羞怯胆小。但事实上她有钢铁般百折不挠的意志。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她受不了菲律宾的气候，但她坚持下来了，陪着丈夫历经艰难险阻，走过千山万水，踏过丛林险滩，深入荒蛮的原始部落，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她身体非常健康，仿佛生动地批驳了夸张的说法————菲律宾的气候对儿童身体有不良影响。他们带着两个小宝宝。当时，两个孩子都还小，都有一头纯白色的头发。其中一个当时相当娇弱，反而是在菲律宾变得强壮和健康起来。他们在菲律宾接受了正规学校教育，当然全都在美国政府创办的学校。
委员会最后一个成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与历史系教授伯纳德·摩西。他是康涅狄格州人，学术背景深厚，具有渊博的商贸知识，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在学习政治学。伯纳德·摩西教授尤其熟悉西班牙和美洲的国家，曾经在南美许多共和国游历，并著有关于哥伦比亚宪法的读物。我丈夫一直认为威廉·麦金利总统在选择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上非常明智。这些人在政府实务和基础研究等诸方面各有千秋。
乔治·杜威将军（1837——1917）
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西班牙舰队
马尼拉湾战役
伯纳德·摩西教授的妻子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有超凡的才智，能生动地描画所见所闻，非常有趣地叙述她观察到的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事物。
伯纳德·摩西夫人写了本书叫《一个公务员妻子的非公务快报》。这本书生动准确地描述了菲律宾人在美国部队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下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通常被看作马尼拉历史上的“帝国时期”，但同时正是开始筹建美国民权政府的时期。她的诙谐暗藏讽刺，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幽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当然，我们这帮人中还有其他有趣的人，包括西班牙公使阿瑟·弗格森先生和妻子，出纳弗兰克·布兰根先生和妻子，以及几个带了家眷的私人秘书。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航程很轻松，航程转向热带方向后，气候逐渐温暖起来，船上最受欢迎的地方当然就是遮荫的甲板。“汉考特”号上的散步甲板很长，一直从船头延伸到船尾。按照专业术语，这种结构可以称为“全甲板”游轮。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条很长的甲板，是一个可供活动的绝佳场所。委员会定期在某个船舱举行事务性会议，因此，船舱也就是会议舱了。工作之余他们每天都会绕着甲板长时间散步。我丈夫最勤快，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和他一起散步的人都精疲力尽地逃走了，剩他一个人继续“长途跋涉”。我丈夫每天绕着甲板走上好几英里，每天走好几圈。计算圈数需要集中注意力，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着实使懒散的旁观者紧张。我转了一圈后，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皮纳克尔纸牌上。
总体看，那段海上时光很惬意。到檀香山时，我们已经像一个和谐而有趣的群体。
檀香山算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的让人着迷的热带地区。一个四月的清晨，太平洋中部岛屿突然映入我的眼帘。白浪滔天的大海里，隐隐约约却又巍然矗立的远山，薄雾掩映下，让你找不到词描绘它的美。
美国式的活力、野心和进取后来给菲律宾群岛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还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一直对此交口称赞。提起瓦胡岛，难免想起夏威夷，我们的船经过钻石山[13]，直抵檀香山港口。威基基海岸两侧不断激起一层层滔天巨浪，蔚为壮观。檀香山是个现代化小城，放眼望去，群峰环抱，坐落在平缓狭小的绿色峡谷中。
从檀香山遥望钻石山
庞奇包尔死火山[14]与远山相互呼应，美丽壮观的岛屿屹立于海上，无言地诉说着岿然不动的静态美。从科学测量结果看，这些岛屿离我们的物理距离并没那么遥远，但时间上却早于人类很多年。游客进港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庞奇包尔死火山。火山上的一层光晕像金缕玉衣一样辉煌华丽，让游客赞叹不已。
甲板上映出满目苍翠的华彩。群山矗立之中，刺眼的阳光与跌落的树影交相辉映，形成鲜明对比，一派热带地区独有的旖旎景象。上岸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绿叶转而成为背景，花园里开满了鲜艳的木槿花，耀眼夺目，分外妖娆。我们离开檀香山的时候，檀香山就像一片花的海洋，大家全身挂满了“花饰”。“花饰”是当地人送别朋友或游客时常用的长彩带，用花瓣编制而成。
檀香山的繁花绿叶和高大的棕榈树总是让人流连忘返。让游客难以忘怀的还有独具特色的当地音乐。当地人以音乐表达永不停息的节日气氛，会在游客抵达码头的时候唱着歌表达好客之情。我们乘船离开时，歌声久久回荡在航船上空不肯散去。渐渐地，我们再也听不见一声声的道别。送别的歌曲最后唱道：“直到我们相见，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游客无法忘怀夏威夷人的热情好客，歌声常驻游人心间。
刚一抵达檀香山港口，我们就得知黑死病已经在此肆虐很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黑死病。之前已经有七十一起病例，死亡六十一人。有六位欧洲感染者，其中四人死亡。因此，我们刚泊好船，就由当地的卫生医疗人员卡麦医生接待。卡麦医生是海军医院的服务人员。陪同人员还有美国公使西维尔先生和总领事海华德先生。他们希望我们能上岸，但我们很犹豫，因为檀香山还在隔离期。如果上岸，他们也无法保证等我们到达横滨时，日本卫生人员会让我们通行。上岸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陷入长期的隔离检疫，其中的不便和尴尬不必多说，但我们更耽误不起的是时间。因为过去的二十四天并没有新的疫情报告，所以上岸并没有特别的危险，主要问题是我们得推迟抵达日本的时间。出乎意料，众人对此意见完全一致。想到以后不可能再来此地，檀香山居然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于是大家决定在这里多待几天。但在登岸前，我们必须计划计划。我们给日本副领事写了封信，向他解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最后他居然同意帮我们申请免除隔离。但日方也提出了条件，我们的航船只能停靠在洋流处，远离船坞。逗留期间，任何船员都不得离开船只上岸。我们一一应允，并开始着手计划这段时间的生活。留在檀香山的那几天我们一直住在船上，但有许多港务艇供我们使用。
旅居檀香山的美国人热情款待了我们。当时国会正在试图通过法案将夏威夷群岛归入美国管辖范围，对此大家难免忐忑不安。委员会的头等大事是去拜访夏威夷临时总统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先生[15]，并随他一道面见财政部长戴蒙先生和内政部长杨先生。我们会见了几乎所有管理菲律宾群岛公共事务的人员，当然也受到热情款待。我们发现大家一心期待菲律宾能够归属美国。他们认识到我们这次菲律宾之行的重要使命，迫切希望能和委员会一起讨论这次远距离冒险对夏威夷群岛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没什么可以影响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热情周到，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晚餐、午宴、茶会和招待会，偶尔还有观光旅游。
在檀香山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很想写本书，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写成游记，而是记录下记忆向我涌来时我的真实感受。
夏威夷群岛有一段颇为浪漫的历史。因此，那儿的博物馆、公共建筑，甚至公墓都变得格外有趣，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奇观值得一看。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左二）（1844——1926）
人们会告诉你，到了檀香山，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努阿努帕里[16]。起初，我们一点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先去那里，但努阿努帕里就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去了。我们的车子在蜿蜒的公路上缓缓行驶，沿途有清澈见底、川流不息的山涧小溪，穿过一排排美丽的乡村住宅，一直走到帕里。“帕里”意为“跳伞的地方”。公路在悬崖峭壁处急转直下，蜿蜒地通向峡谷的另一面。以为是悬崖峭壁处，却突然发现前方有路可走，着实让人吃惊。帕里是太平洋各种飓风的通风口，还没形成强大威力的飓风几乎都要从此而过，其特点不言自明————从来不平静。走过通风关口的悬崖峭壁，山势逐渐趋缓，我们紧贴着崖壁，风还是掀翻了我们的帽子，大家只好裹紧大衣外套。尴尬难行之时，眼前的景色却壮丽非凡。只见阳光穿透了海水，把珊瑚礁照耀得五彩缤纷，紫色的、玫瑰色的、湛蓝色的，一片刀削斧劈的崖壁怪石凌云地直指天空。绿色平原一直铺展到海岸，被海水冲刷过的沙滩像丝带一样环绕着大海，放眼望去，一切美景尽收眼底。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乍看起来，帕里并没那么壮观，但一旦你知道这里曾经上演过的一段野蛮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奇异之处。帕里曾经是各大暴徒联合反抗卡美哈梅哈二世[17]统治的地方，卡美哈梅哈二世曾经在这里被逼上绝路。当然，游牧部落的人也无路可逃，身后全是卡美哈梅哈二世荷枪实弹的部队，双方都在劫难逃。这类真实事件远比神话更有魅力，也给帕里的壮美增加了几分惊险和刺激。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
彩绘鱼水族馆的美同样让人无法描绘。强烈阳光的照耀下，热带海洋珊瑚浅滩和鱼都像是渡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离开水族馆，卡特先生带我们去威基基海滩冲浪，晒日光浴，或者更确切地说，去玩水上冲浪。卡特先生是美属殖民地重要的管理人员，后来担任夏威夷群岛总督。
在威基基海滩，冲浪是一项特别刺激的活动。浪头看起来又高又猛，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但当你看到棕色皮肤的当地人泰然自若地站在一块狭长的冲浪板上，像赫尔墨斯一样俊美，穿条泳裤在汹涌的浪涛里翻滚驰骋时，也会忍不住跃跃欲试。禁不住大家鼓动，我终于下决心和其他人一起下水冒险一试。穿上泳衣后，有人把我们带上远离浪头的独木舟。独木舟很长，每条船舷外都有支架。我们骑在浪头上闯入波涛翻滚的大海，船头船尾也都有当地人坐镇，划着宽大的船桨保持航行方向不发生偏离。这种完全不同的冲浪形式比单独冲浪更安全，但当地人充满冒险的表演对我们来说依然惊险异常，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行人没人是游泳健将。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刚开始，有人往浅滩的水里跳，一个接一个，跳进泡沫翻滚的海水里，然后人群一阵骚动。事实上，有两个同伴险遭不测，我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卢克·E.赖特将军和亨利·C.伊德法官被凶险的浪头打翻了，亨利·C.伊德法官立刻开始大声呼救，竭力引起大家注意，但我们误以为他的求救信号是太过激动的表现。好在海水把他冲上了岸，不然十有八九会淹死。卢克·E.赖特将军虽然更通水性，自救能力更强，但两人爬上岸后，全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夏威夷号称“太平洋上的天堂”，我们在夏威夷待了四天，其间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了解了不少当地奇怪的风俗，出席了很多盛会。我得说，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偶尔而已，所以特别吸引人。由于礼节的原因，我这一生品尝过各种奇怪地方的奇怪食物，甚至可以说其中一些食物真的有点难以接受。但对我来说，山芋就是山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地是一道正宗的夏威夷菜。当地人常拿它待客，就像我们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共进“圣餐”，以示礼节和款待。常住檀香山的美国人会把这道菜介绍给宾客————多半出于习俗，加上当地其他食物，共同组成“山芋全席”。尤其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吃了很多次。山芋外皮有种很难闻的气味，像极了蟑螂贴。我尽可能去适应这种味道，但发现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旅居檀香山的外国人都喜欢这种食物，在檀香山的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是夏威夷人的吃法，用手蘸着吃。
我们在檀香山的最后一天排得特别满：上午参观游玩，午宴过后冲浪一小时，然后去参加大型下午茶，晚上吃一餐菜色更丰富的“山芋全席”。我们穿着当地服饰席地而坐，头上、脖子上戴满了“花环”。外交部长莫特·史密斯先生特地邀请夏威夷乐队助兴。从夏威夷以前的国王威廉姆到最后一任卡拉卡瓦一世[18]都曾担任过乐队的队长。乐队表演了美妙的夏威夷小夜曲，其间不时穿插着精挑细选的歌剧。姑娘们身穿美艳的宽大长罩裙，头戴五彩花饰，为大家表演民间舞蹈。音乐、灯光、色彩，如此美丽，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再加上鱼和山芋等食物，每个人坐的位置都很窄小。很快我就完全没了感觉，疲惫不堪。送别的歌声响起时，我累到连说句“谢谢”的力气都没了。泊在港口的船只已经做好启程准备，黎明时分起锚开往日本。
卡拉卡瓦一世
卡拉卡瓦一世（中）（1836——1891）与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1900年5月10日晚上，我们的船航行到横滨[19]附近的入海口，再往前就是东京。我们沿着一段低洼的海岸线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南边陡峭的悬崖，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海港。
远处依稀可见的只有富士山。富士山高耸的山峰绵延不绝，我们不由地被深深吸引。我以前从屏幕上、扇面上和瓷器上见识过富士山，但完全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子。或许用富士山的别名“山峦皇后”更能准确表达它的婀娜多姿。整个山体高出海平面一万三千英尺，姿态优美，雄伟壮观。山巅上白雪皑皑，太阳西下的时候，被阳光照射得熠熠生辉。然后，巨大的黑暗的幕布滑落下来。
19世纪末的横滨
午夜光线暗淡，船行驶过防波堤之后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一些船只，以及一排排高大的建筑物，轮廓时隐时现，黑黝黝的难以辨认。往下看，街灯在一条宽大临水的街道上无限地延伸着，几乎看不到尽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外滩。
我们想上岸，但明显不可能，只能停在防波堤外，等着医生上船。“等着医生上船”是每个到东方港口的游客必须的经历，到日本更是如此。一到横滨就要接受检查。沿海岸线往前拐个弯就是神户，在那里也一样得接受检查。从内海到长崎还要接受检查。无论你从哪里登上这片小心谨慎的国土，都得“等着医生上船”。
所幸，医生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
1900年5月11日早上8时左右，六位很重要的系着金丝带医生标志的小个子男人从踏板上走来。我们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勇敢行为是否真的让自己感染上了瘟疫，衷心祈祷船上没人出现病症。但因为有檀香山日本副领事的信任，我们着实希望日方能善良仁慈，友好处理。他们的确没让我们失望。医生仔细检查了船上的随行人员，但对我们只是走形式。事实上，他们还一个劲儿不停地道歉。开了健康证明后，他们便鞠躬致敬很礼貌地出去了。但我们也差点在劫难逃。第二天下午，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出现疑似咽喉肿痛症状，我们因此为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孩子担忧了好多天。下文我会进一步告诉你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为了写这本书，我读遍了我和丈夫此次旅途中写的信，居然发现当时我们提得最多的人是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我想那时候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真的备受宠爱，人人都惯着他，表面上不许他这样那样，暗地里却纵容他，结果让他对错不分。好在他对此颇具幽默感，因而产生了意外的效果。无论好坏，所有后果的承担人当然是我。在给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这样说的：“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还是一如既往地精力充沛，行事我行我素。我们都喊他龙卷风。刚上船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甲板上，他就在所有孩子中制造了轰动效应。我感觉他急需管教，希望他能够规规矩矩的。玛利亚·赫伦、内莉和他姨妈安妮·赫伦都快成他的奴隶了，而我居然成了改善他道德修养的唯一希望。”这听起来像普通人家父亲的所思所想，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转述。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保姆贝西因发现可疑病症被带走并隔离起来，其间我们给他找了个日本奶妈。可能是因为害怕，日本奶妈一开始不愿给他喂饭。但她其实很耐心，像个忠犬一样跟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身后跑来跑去。结果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很快就喜欢上她了，很快可以在少许实用的日语和英语之间互相切换。
横滨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巡洋舰“纽瓦克”号。“纽瓦克”号是亚洲舰队的旗舰，海军上将柯普福担任指挥官。我们刚走进防波堤，“纽瓦克”号就连发十七枚礼炮致敬。我们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之后才想起委员会成员都是部长级全权大使，礼炮是为我们一行人准备的。这是我丈夫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礼炮致敬，后来他坐到一定职位的时候，为了躲避向他怒吼的海军军舰礼炮的轰鸣，情愿乔装出行。我想，我丈夫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礼炮礼遇其实很令他欢欣鼓舞。
后来，我们知道“纽瓦克”号军舰由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麦卡拉舰长指挥。我们早在华盛顿的时候就认识麦卡拉舰长，那时候我丈夫担任司法部副部长。麦卡拉舰长曾经因揍了一位不守纪律、不服从指挥的水手被判停职一年，案子引发了公众的极大不快。应麦卡拉先生的要求，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仔细研究了军事法庭的记录。当时，肖特先生担任他的法律顾问。麦卡拉舰长后来因为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战役中表现勇猛而官复原职。他在菲律宾群岛任职期间也表现出色，成功地在卡加扬河[20]一带受降陆军和空军上将阿奎那多[21]。
“纽瓦克”号
麦卡拉舰长的智慧和热忱超乎寻常，之后联合远征军在中国为北京使馆区解围时[22]，他身先士卒，身负重伤。麦卡拉舰长十分清楚委员会菲律宾之行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在他职权范围内给予委员会成员很周到的礼数。
上岸后不久，我们在格兰特大酒店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一位“纽瓦克”号军舰的海军上尉特意过来询问委员会什么时候可以接见上将，并定下正式会晤的时间。麦卡拉舰长之前的来访属于非正式聊天。他给我们讲述了十一天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在海上航行的十一天，我们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正渴望着能有所了解。无线电时代到来之前，出海真的就是出海，你会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1900年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每个人都以恐怖的语言聊起可怕的义和团起义。麦卡拉舰长说“纽瓦克”号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开往中国。当时英国人正把南非的布尔人[23]往北逼，而我们自己也在菲律宾陷入重重困境。我们在菲律宾战场有支七千人的部队，听说杨将军正率军和吕宋[24]北部的狂热的宗教叛乱分子决战。那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总是与世界大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阿奎那多（前排中间）（1869——1964）
委员会离开“纽瓦克”号回访舰长，返回时带回了很多有价值的讯息。譬如，如何在日本旅行，东方人如何理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事情。其中还有一条让人兴奋的好消息得告诉他们的妻子，即我们会得到日本皇室的接待。这个消息真是令人兴奋。
海军是我印象中最正式的政府部门。你恐怕也会说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很正式，但我对此深表怀疑。舰艇上非常注重礼仪，每个军官可能都记得自己曾经因为违背礼节和规章制度而受到严厉惩罚。因此，他们都得接受专业的外交培训，清楚交际礼仪，能机敏应对各个国家同行的交际礼节。
麦卡拉上校认为委员会成员相当于代理领事，等同于美国外交代表，因而觉得应该让日本皇室知道这件事，而且认为我们有必要见见日本天皇。但委员会成员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他们满脑子都是马尼拉那些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对繁文缛节几乎不去理会。我丈夫甚至调侃，天皇不会因为见不到他们而失眠。但从礼仪上考虑，我们理当前去拜访天皇。麦卡拉舰长也认为委员会成员的言行不能太过随意，最终说服委员会成员和常驻东京的美国公使申请与天皇会晤。委员会很快就得到消息，天皇说他一直都很期待他们的到来，而且相关事宜已经安排妥当。
义和团起义————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交战
布尔战争中的英军
委员会只有一周时间在日本逗留，停靠日本的初衷只是添加燃料，购置适合热带气候的衣物。很自然，大家也希望逗留期间可以在日本各处转转，因此，每天的行程安排都很满。横滨、东京和周围的景点都逛了个遍。我和姐姐玛利亚·赫伦打算留在日本避暑，因此，很多地方并没有与大家一同前往。
因为有我丈夫的参与，所以前往日光[25]的旅行令人难忘，主要是由于他高大身躯引来路人侧目。日本人对他的个头和身板很感兴趣。
日光位于东京以北，到东京的路程只需一天。到东京后，我们才发现火车站离宾馆很远，而且一路尽是陡坡，人力车成了唯一合适的交通工具。我丈夫爬进其中一辆人力车时，拉车的车夫发出一声怪叫。他翻着白眼，意思最明显不过，这位客人太重，让他不堪重负。最后，车夫说服了另外一个人来帮他推车，但他的压力并没有减少。车夫上第一个坡时，很多村民被他的怪叫声吸引，都跑出来盯着我们，和我们以前遇见过的情景一样，笑个不停。小个子人力车夫开始对着村民喋喋不休起来，呲牙咧嘴一副怪样子，结果村子里一多半人跑出来帮忙推车，车子好不容易才到了山顶。
“汉考克”号即将出发前往马尼拉的前两天，我们到访日本的消息不胫而走。其间，我们打算面见天皇和皇后。
1901年印刷的日光各景点的海报
女士们最关心的自然是“我得穿什么衣服去？”我觉得我们应该穿晚礼服，很幸运我刚好买了一件，还从未上身，非常漂亮，很适合这样的场合。但前一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一律穿高领拖裙裾的礼服。有裙裾的礼服很难配到合适的上装。我没有那样足够漂亮又符合要求的便宴服，因为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热带，衣料通常都是细薄棉布和亚麻制品，日本寒冷的五月根本没法穿。卢克·E.赖特夫人、迪安·C.伍斯特夫人、伯纳德·摩西夫人全都和我一样头疼。不过最终有关穿什么衣服的问题还是得到了圆满解决。我请一位在横滨的中国裁缝连夜赶制了一件花边衬衫，搭配晚礼服再好看不过。
亨利·C.伊德法官对这次会晤特别感兴趣，他非常开心女士们也可以一同前往。但后来，他才知道所谓的“女宾”只包括委员会成员的妻子。他懊恼不已，意味着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去不了。因此，我们也都理解会晤期间他的没精打采。
东京的皇宫并非古城北京的紫禁城，但从外围看，的确有点“禁”的意思，或者比后者还过。四周有一条又阔又深的护城河，河上间或架有拱桥。桥上的拱形扶栏修得雅致，很有观赏性。高大的石头墙在护城河的另一边特别显眼，除了低矮的屋顶从树梢间露出的层层叠叠的瓦片，宫殿里头的其他风光一样也看不见。皇家花园远比皇宫更吸引人。高墙里有好几个花园，如果不是急着去会晤天皇和皇后，我一定会在园子里逛逛，逗留片刻，看看四周有趣的景物。我们乘坐的马车只是匆匆而过，略过一幅幅令人陶醉的人工合成的艺术景观。湖中假山假石像极了湖心岛，岛上还有迷你的亭台楼阁矗立着，飞檐走壁上的青瓦依稀可见。刚修过的树木，雪白的纸窗，哪怕只是过目一扫，就那么片刻时间，一切都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很快我们就在一幢低矮的灰色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可是站在皇宫门口，我们依然感受不到自己已经抵达目的地。
来迎接的人带我们进了一间很宽敞的接待室，里面的陈设既不像日式也不像欧式，看起来是两者混搭。四壁装扮成一片金色树叶的模样，还有作装饰的日本画，颜色柔和，画面精致。但家具款式多半是厚重的舶来品样式，让我很意外。日本并没有被西方国家入侵过，却无端地承接西方习俗，甚至将西方习俗生硬地嫁接到自己独特的东方文明中。看起来，要么日本人真的喜欢西式又丑又笨的家居款式，要么不过是向我们表示友好，认为这是一种礼貌的恭维。
没过多久会晤就开始了。家眷和男人们分开，去另一个接待室。房间看起来大同小异，皇后和宫里三四个宫女一起在里面等候。见了她，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行大礼。虽然之前反复操练，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困难。我们要等皇后陛下微笑着回了礼之后，才能站直了，然后偷空观察她。皇后陛下和宫女都穿着西式洋服，相比较穿她们自己的和服，看起来更瘦小了些。皇后陛下的脸庞看起来甜美，甚至多少有点羞怯，声音十分温柔。有个口译员翻译我们的谈话。谈话内容很普通，但皇后举止优雅，态度和蔼。我刚好阅读了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籍，对日本古代天子制度很感兴趣。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赞美有加。过后不久我们行了女宾屈膝礼，然后退下，就这样结束了会晤。
明治皇后一条胜子（1849——1914）
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
我们的丈夫与天皇会晤，礼仪也差不多，当然，天皇陛下是单独依次地接见他们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第一个跟随内务部专管宫廷内部礼仪的大臣面见天皇。他进屋就鞠了躬，走到一半又鞠了躬，到天皇跟前再鞠一躬。其他人紧跟其后，学着样鞠躬。只不过在天皇接见我丈夫的时候，其他人得等在会晤室门口。长崎先生担任翻译，他说天皇陛下对菲律宾委员会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对此次会晤深表谢意。天皇问他以前是否来过日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没来过”。天皇又问他何时离开日本，他回答道“两天之内，陛下”。这样一来一去，简单地结束了和天皇的会晤，退出房间，其他男士也一一接受类似的接见。
男士们在会晤结束后又重新与我们会合。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兴致盎然地参观了皇宫其他房间。所有房间的布置一看就是日式和欧式艺术混搭。只要看一眼这样奇特的混搭场景就明白，日式物件和家居摆设明显漂亮得多。
日本皇室非常喜欢模仿欧洲的日常所用风格，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数年后，我丈夫又独自出访日本。皇后请他转交给我一块仿哥白林双面挂毯，上面是哥伦比亚和伊莎贝拉女王会晤时的场景，精美得难以形容，但挂毯上的人看起来都有一种迷人的东方色彩。
我必须讲讲和这块挂毯相关的故事。当时我丈夫任战争部长，但我想强调的是我自己。因为挂毯的赠与对象是我，也的确和我相关。到家后我丈夫怀着极大的骄傲和满足把礼物拿出来欣赏，但在我看来，这张挂毯太大了，照我们当时的情形没法用。我表示很奇怪，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改改尺寸。
我丈夫说：“行了，别担心。亲爱的，你应该知道，《宪法》不允许美国政府官员接受任何外国宫廷的赠与。我会把它送给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26]。”
之前我以为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属于爱国行为。但这一次，我特别想留下挂毯。我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宪法》。我给我丈夫出了个难题，按照他说的就是个难题。这是日本皇后赠送给我的，我想私自留下来，哪怕就那么一阵子。我费尽口舌说服他。我并非官员，而身为政府官员的他与日本皇后送给我的礼物没有任何关系。
我丈夫一如既往地维护《宪法》，坚决不让步。我只好上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请他裁决。总统同意我的请求，并认为我只是个普通公民，完全有权接受礼物。当然，后来我捐出了挂毯，贵客可以在白宫餐厅的一面空墙上欣赏到它。那些有兴致欣赏这张挂毯的客人总是倾力追根溯源，但全都枉费心机。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858——1919）
还是回到那次集体会晤。最后我们依次在皇室相册上签名，会晤结束。随后，我们有幸去了美国公使馆。公使馆专程为我们安排了午宴。当时，公使馆还没有升级为大使馆。公使先生安排的午宴很丰盛。当时驻东京的公使是乔治亚州的巴克先生，他为人谦和又平易近人，邀请了不少他熟识的外交界同仁介绍我们认识。我们第一次见到俄罗斯公使罗森男爵及其夫人，后来我们一起在华盛顿共事。
用餐时，我左边是公使先生，右边是皇宫内侍三宫男爵，我们曾见过面。我对三宫男爵夫人很感兴趣，她是个英国人，个头是她丈夫的两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请求公使邀请他的老同学田尻稻次郎男爵。耶鲁求学时期，大家都称他“田尻”。他和我丈夫名字的前两个字母都是ta，按字母排座位的时候两人同座，相交渐厚。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期待和他在日本重续友谊。田尻稻次郎和大部分日本人身材差不多，略显矮小，因为学英文的时候年龄偏大，他说的英文无法让人轻易听懂。但他在耶鲁大学学到了广博的商业和金融知识，现在是长野财政部长助理。他积极参与了日本货币从银本位发展到金本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让日本迈向世界权力巅峰的脚步前进了一大步。田尻稻次郎也因此获得终身贵族身份，并进入参议院。午宴上他穿了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出来这是19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老同学的标志性服装。当时，这是日本人唯一喜欢穿的外国服装，但只偶尔在特殊的“外交场合”或者法庭上穿穿，平时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收好，不到必要的时候他们绝不会穿。丝绸的大礼帽也一样，终归是大礼帽。类似的老式物件并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好，他们也绝不会在意大礼帽起了绒球。
从长野退职后，田尻稻次郎希望获得财政部长一职。但他却被任命为审计委员会主任————一个终身职位。我丈夫第二次到访日本时从女侯爵那里得知此事。女侯爵现在是大山公主，她告诉我们说，这事让田尻稻次郎一蹶不振，从此过上隐居生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每次去日本，都试图掘地三尺，想尽办法去找他，但此后再也未见到田尻稻次郎。
我们是第一拨参观了美国政府所有公使馆的美国人，而且非常想去看看驻东京的公使馆。公使馆房屋看起来并不像原本应该有的模样，不过四周很开阔，漂亮的场地像个庭院。相比国会颁布的有失尊严和令人悲哀的有关派驻外国首都代表的政策，我们很乐意把这看作我们的荣耀。这里比我们曾经拜访过的其他美国驻外公使馆好得多。其他公使馆通常几乎什么也没有。
因为卢克·E.赖特夫人和女儿卡特里娜决定和我们一起留在横滨避暑，所以我们一起在悬崖之家租了个小屋，打算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外国人。
两天后，委员会成员及其家属等一干人都登上“汉考克”号，启程前往马尼拉。我们从港务码头上向他们挥手告别，目送他们远去。
注解：
[1]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建于1801年，最初被称为纽约海军造船厂。————译者注
[2] 卢克·E.赖特（1846——1922），美国著名政治人物，1904年至1906年期间担任菲律宾总督，1908年至1909年期间担任美国战争部长。————译者注
[3] 亨利·C.伊德（1844——1921），美国法官、殖民地专员、驻菲律宾大使和总督。————译者注
[4] 其中一个是海军军官。————原注
[5] 皮纳克尔是一种有四十八张牌的扑克牌游戏，通常为二到四个人玩。玩家可以通过玩“恶作剧”得分，也可以通过将纸牌组合成游戏得分。因此，它被认为是“魔法结合”的一部分。————译者注
[6] 代指佛蒙特州。佛蒙特州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是美国五十个州中人口第二少、面积第六小的州。2016年，它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州。————译者注
[7]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中部，面积三千零三十平方公里，是波利尼西亚和大洋洲更广大地区的一部分。————译者注
[8] 阿皮亚是萨摩亚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9]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诗人、散文家、音乐家和旅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有《金银岛》《被绑架》等。————译者注
[10] 马尼拉湾战役发生在1898年5月1日，美西战争期间。乔治·杜威海军准将率领的美国亚洲中队在帕特里西奥·蒙托乔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西班牙太平洋中队交战并摧毁了该中队。这场战役发生在菲律宾马尼拉湾，是美西战争的第一次主要交战，也是菲律宾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之一，标志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结束。————译者注
[11] 当时西班牙语是菲律宾通用语。————原注
[12] 乔治·杜威（1837——1917），美国海军上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这一头衔的人，因在美西战争期间赢得马尼拉湾战役而闻名。————译者注
[13] 夏威夷岛上的一座火山。————译者注
[14] 庞奇包尔死火山是一座位于夏威夷州檀香山上的死火山，也是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的所在地。————译者注
[15]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1844——1926），夏威夷群岛的律师和法学家。在推翻君主制之后，他一直担任夏威夷共和国的总统，直到夏威夷被美国吞并。————译者注
[16] 努阿努帕里是位于瓦胡岛努阿努帕里山谷的迎风悬崖。它可以俯瞰瓦胡岛的迎风（东北）海岸。————译者注
[17]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夏威夷王国的第二位国王。————译者注
[18] 卡拉卡瓦一世（1836——1891），夏威夷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1874年2月12日登基，直到1891年1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驾崩。————译者注
[19] 横滨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东京，也是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是神奈川县的首府，位于东京南部的东京湾，本州岛主岛的坎托地区，是大东京地区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译者注
[20] 卡加扬河是菲律宾最长、水量最大的河流。————译者注
[21] 阿奎那多（1869——1964），菲律宾革命家、政治家、军事领袖，被公认为菲律宾第一任，也是最年轻的总统（1899——1901）和亚洲宪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菲律宾革命后期（1896——1898），他领导菲律宾军队首先对抗西班牙，最后是在美菲战争（1899——1901）期间对抗美国。他最终在宾州被捕，结束了总统生涯。————译者注
[22] 有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5月），中美对这段历史说法各有不同。————原注
[23] 布尔人指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南非的东开普省的荷兰语定居者的后裔。1652年到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英国在1806年将其并入大英帝国。————译者注
[24] 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陆地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五位。它是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奎松城的所在地，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四的岛屿。————译者注
[25] 日光是日本的一个市，日本和国际游客的热门旅游胜地。————译者注
[26] 史密森学会于1846年8月10日成立，旨在探索和传播知识，是由美国政府管理的一批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以它的创始捐赠者，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命名的。最初组织名为“美国国家博物馆”。1967年，这个名字不再作为行政机构名称存在。————译者注
我们的菲律宾之行从旧金山出发，目的地是马尼拉，由美国陆军运输舰“汉考克”号护航。1900年4月17日，天气宜人。正午时分，“汉考克”号驶离繁忙的码头，前往金门大桥，然后跨越太平洋，驶向世界的另一端。我们一行共四十五人。虽然大部分人在旧金山是初次见面，但一出现在甲板上，我们就很快熟悉起来。大家都急于证明自己的友好，证明自己是最好相处的旅伴。
“汉考克”号由“亚利桑那”号改造而成，之前被称为大西洋上的“灰狗”，后来被政府收购后改装用作陆军运输船。当时大量类似的运输舰往返于太平洋，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运送士兵，不过现在明显减少。生活在东方国家的那几年，我突然开始熟悉这些古老的船。有时，看着来来往往的船，一个个读着它们的名字，听起来非常亲切，感觉十分有趣。“格兰特”号、“谢尔曼”号、“谢里丹”号、“托马斯”号等，都是以美国杰出的将军命名，让人忆起那些美好的往昔。陆军后来把“汉考克”号移交给海军，主要原因是其耗煤量过大。如今，“汉考克”号被用作征兵船，停靠在布鲁克林海军基地[1]。
“汉考克”号主要为运送大量官员和随行人员设计，因此，船上的房间格外宽敞，十分舒适。船上除了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乘客。因为有上级的特别指示，所以船上的物资供应十分充足，食物供给非常丰富。我想，这主要得感谢好心周全的威廉·麦金利先生。
威廉·麦金利先生在自己的任期内，一直很关心部下的生活起居。他来菲律宾委员会和我们住在一起时，这一点尤其让我印象深刻。我们还会时不时地收到总统适时发来的一两封电报，他常常夸奖我们的工作，或给我们提供一些其他消息。因为总统的鼓励和关心，在他周围工作的人总可以一直处于积极的思考状态，尽心尽力地服务于他，竭尽全力让自己手头的工作更令他满意。我最美好的回忆或多或少都与威廉·麦金利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有关。
“汉考克”号
第二届菲律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除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有来自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卢克·E.赖特将军[2]、佛蒙特的亨利·C.伊德法官[3]、密歇根大学的迪安·C.伍斯特教授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纳德·摩西教授。我觉得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随我丈夫一起去菲律宾的同僚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待在菲律宾的四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能遇见他们真的很幸运。当时，我们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去，可以说命运时刻相连。初到马尼拉时，我们遭遇的重重困难让必须团结一致的友谊纽带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其中有菲律宾人的抵抗，也有军政府人员的故意拆台————因为委员会即将取而代之，所以他们并不甘心。
委员会成员来自美国各地的不同社区，口音和家庭传统截然不同，各自的工作性质也完全不同。
卢克·E.赖特将军是民主党人，也是田纳西州数一数二的律师。早在美国内战时，他就已经担任联邦陆军中尉。接受菲律宾外派任务时，他在孟菲斯法律界已经颇有名气。然而他获得的最高荣誉并非源于战争中的勇敢，而是因为他敢于拯救孟菲斯于危难之中。孟菲斯当时完全笼罩在流行性黄热病的巨大恐惧之中，卢克·E.赖特将军不遗余力地救民于水火。虽然不记得具体时间，但那时候流行病迅速蔓延并失控，只要能走的人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唯有卢克·E.赖特将军留了下来，并竭尽所能控制疾病的疯狂蔓延。
卢克·E.赖特夫人是联邦海军舰队司令塞姆斯将军的女儿，战后一段时间曾随父亲游历墨西哥及其他国家，因而年纪轻轻就见多识广，开明豁达。塞姆斯将军是个杰出的语言学家。卢克·E.赖特夫人继承了他的天赋，早在少女时代就学会了西班牙语，因此，刚到马尼拉那会儿，她只是恢复使用西班牙语而已。卢克·E.赖特将军夫妇只带了十四岁的女儿卡特里娜一同前往菲律宾。他们的儿子[4]起初并没有一起前往菲律宾。
卢克·E.赖特将军（1846——1922）
亨利·C.伊德（右）（1844——1921）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中）
总体看，卢克·E.赖特将军无疑很擅长社交，是委员会中最讨人喜欢的人之一，极其幽默。他讲述个人经历时尤其显得机智诙谐，让大家乐得与之相伴。他很爱玩皮纳克尔[5]纸牌，船上几乎所有人都学会了这个游戏。卢克·E.赖特将军从不轻易发怒，说话亲切沉稳，与他妻子形成鲜明对比。卢克·E.赖特夫人易冲动，被卢克·E.赖特将军戏谑为“女人的道理”。
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合影，其中坐着的人为卢克·E.赖特将军（左）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右）
亨利·C.伊德法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佛蒙特人。他为人坚毅、果敢、粗犷，绝不是犹犹豫豫、新英格兰式的谨小慎微之人，他拥有典型的绿岭之州[6]性格。他在新罕布尔州和佛蒙特州各经营一所律师事务所，业务繁忙。他还与银行业有不少联系。比起一般律师，他了解一些与商贸、金融业相关的知识。此外，因为长期担任萨摩亚群岛[7]首席法官一职，他积累了足够的外交经验，通晓波利尼西亚种族的多样性特征。这一切对他后来开展菲律宾工作大有裨益。作为首席法官，他负责外交、领事和司法事务。当时英国和德国都是萨摩亚群岛的保护国，因此，他必须与英国和德国负责这些事务的政要打交道。事实上，亨利·C.伊德法官与许多国家的海军军官有社交往来，他们的船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从阿皮亚[8]打来电话。亨利·C.伊德法官是个鳏夫，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分别是安妮·伊德和玛乔丽·伊德。
亨利·C.伊德法官的两个女儿十分美丽动人，讨人喜爱，当时被人们称为“伊德姐妹花”。她们在萨摩亚度过了少女时代。萨摩亚风景如画的自然教育造就了她们行事毫无清教徒传统痕迹的特点。两姐妹都是彻头彻尾的乐天派，不受过时而无用的习俗和惯例的约束。对于在东方长大的西方人来说，能保有这样的性格实属不易。
两姐妹都曾经是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9]的挚友。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是个体弱多病的作家，但极其热爱美丽的事物，姐姐安妮·伊德尤其招他喜欢。从他们互通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安妮·伊德出生于圣诞前后，童年缺乏照顾和关爱。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不知怎么得知安妮·伊德完全不懂如何举办生日庆典，于是主动邀请安妮·伊德来家为他举办了一次生日庆典，像庆贺自己的生日一样庆贺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生日。我想，这也是一种值得保存、难以忘怀的经历与安慰。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
自打我们第一次同行的旅程开始，我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兴趣关注玛乔丽·伊德的发展。相比安妮·伊德，玛乔丽·伊德更加自由和无所顾忌。玛乔丽·伊德对旅途冒险的描写让人佩服至极，其中描写的很多人都是她和父亲旅途中初识的，她对追求者滑稽的描写常常会震撼到我们。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坎德勒医生一家。坎德勒医生是个外科医生，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女儿。两姐妹非常聪明活泼，对什么都好奇。年轻的绅士和小姐们常常很吸引她们的注意力，其中也包括“伊德姐妹花”。但伊德姐妹俩偏偏不愿意被她们关注。这让两个小姑娘很生气，于是不礼貌地用手指着她们说，“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这样的幽默反而让伊德姐妹高兴。之后十三年，每次碰到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伊德姐妹都会戏称自己为“黯然失色的伊德姐妹”。
伊德姐妹在马尼拉生活了六年。这六年中，马尼拉社交圈无人能超越她们的美丽。于是，伊德姐妹也就进入了更大的社交圈。亨利·C.伊德法官离开菲律宾后，安妮·伊德嫁给了伯克·科克伦先生，玛乔丽·伊德继续陪伴父亲。亨利·C.伊德法官后来被任命为西班牙公使，玛乔丽·伊德随父亲前往马德里，全面负责使馆内部事务，直到她与谢恩·莱斯利先生结婚并定居伦敦。
卢克·E.赖特将军、亨利·C.伊德法官和我丈夫都是律师出身，熟知法律和行政事务，这极大地促进了委员会组建菲律宾国民政府时的部署力。
迪安·C.伍斯特先生是密歇根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佛蒙特人。他和亨利·C.伊德法官一样刚强坚毅，但不像亨利·C.伊德法官那样骨子里一本正经。也许亨利·C.伊德法官的个性正是源于萨摩亚的生活体验。
我们这群人中只有迪安·C.伍斯特先生从前去过菲律宾。在菲律宾的监护权因马尼拉湾战役[10]而落入美国之手前，迪安·C.伍斯特先生曾两次到菲律宾进行科学考察。访问期间，因为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11]，迪安·C.伍斯特先生得以深入了解当地人文风俗以及岛上的动植物。乔治·杜威将军[12]的胜利让以往从未关注过这个角落的美国人睁大了眼睛。迪安·C.伍斯特先生有关菲律宾的书恰在此时出版。他首次被派往菲律宾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但再度受总统先生委派完全是因为他恪尽职守、尽忠尽责。
迪安·C.伍斯特先生个头很大，看起来精明强干，也很有雄辩能力，虽然有时候显得粗鲁，但处事果敢。他夫人的外貌特征正好相反，典型的柔弱小女子，面容姣好，举止文雅，显得羞怯胆小。但事实上她有钢铁般百折不挠的意志。记得那时候我们都很担心她受不了菲律宾的气候，但她坚持下来了，陪着丈夫历经艰难险阻，走过千山万水，踏过丛林险滩，深入荒蛮的原始部落，从未有过任何怨言。她身体非常健康，仿佛生动地批驳了夸张的说法————菲律宾的气候对儿童身体有不良影响。他们带着两个小宝宝。当时，两个孩子都还小，都有一头纯白色的头发。其中一个当时相当娇弱，反而是在菲律宾变得强壮和健康起来。他们在菲律宾接受了正规学校教育，当然全都在美国政府创办的学校。
委员会最后一个成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与历史系教授伯纳德·摩西。他是康涅狄格州人，学术背景深厚，具有渊博的商贸知识，同时又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且还在学习政治学。伯纳德·摩西教授尤其熟悉西班牙和美洲的国家，曾经在南美许多共和国游历，并著有关于哥伦比亚宪法的读物。我丈夫一直认为威廉·麦金利总统在选择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上非常明智。这些人在政府实务和基础研究等诸方面各有千秋。
乔治·杜威将军（1837——1917）
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西班牙舰队
马尼拉湾战役
伯纳德·摩西教授的妻子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也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有超凡的才智，能生动地描画所见所闻，非常有趣地叙述她观察到的和别人完全不同的事物。
伯纳德·摩西夫人写了本书叫《一个公务员妻子的非公务快报》。这本书生动准确地描述了菲律宾人在美国部队各种规章制度限制下的日常生活。这段时间通常被看作马尼拉历史上的“帝国时期”，但同时正是开始筹建美国民权政府的时期。她的诙谐暗藏讽刺，日常生活中也非常幽默，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当然，我们这帮人中还有其他有趣的人，包括西班牙公使阿瑟·弗格森先生和妻子，出纳弗兰克·布兰根先生和妻子，以及几个带了家眷的私人秘书。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航程很轻松，航程转向热带方向后，气候逐渐温暖起来，船上最受欢迎的地方当然就是遮荫的甲板。“汉考特”号上的散步甲板很长，一直从船头延伸到船尾。按照专业术语，这种结构可以称为“全甲板”游轮。但对我而言，它就是一条很长的甲板，是一个可供活动的绝佳场所。委员会定期在某个船舱举行事务性会议，因此，船舱也就是会议舱了。工作之余他们每天都会绕着甲板长时间散步。我丈夫最勤快，走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和他一起散步的人都精疲力尽地逃走了，剩他一个人继续“长途跋涉”。我丈夫每天绕着甲板走上好几英里，每天走好几圈。计算圈数需要集中注意力，他对这项运动的热爱着实使懒散的旁观者紧张。我转了一圈后，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皮纳克尔纸牌上。
总体看，那段海上时光很惬意。到檀香山时，我们已经像一个和谐而有趣的群体。
檀香山算是我第一次真正见识到的让人着迷的热带地区。一个四月的清晨，太平洋中部岛屿突然映入我的眼帘。白浪滔天的大海里，隐隐约约却又巍然矗立的远山，薄雾掩映下，让你找不到词描绘它的美。
美国式的活力、野心和进取后来给菲律宾群岛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在当时意义重大，还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一直对此交口称赞。提起瓦胡岛，难免想起夏威夷，我们的船经过钻石山[13]，直抵檀香山港口。威基基海岸两侧不断激起一层层滔天巨浪，蔚为壮观。檀香山是个现代化小城，放眼望去，群峰环抱，坐落在平缓狭小的绿色峡谷中。
从檀香山遥望钻石山
庞奇包尔死火山[14]与远山相互呼应，美丽壮观的岛屿屹立于海上，无言地诉说着岿然不动的静态美。从科学测量结果看，这些岛屿离我们的物理距离并没那么遥远，但时间上却早于人类很多年。游客进港后印象最深的就是庞奇包尔死火山。火山上的一层光晕像金缕玉衣一样辉煌华丽，让游客赞叹不已。
甲板上映出满目苍翠的华彩。群山矗立之中，刺眼的阳光与跌落的树影交相辉映，形成鲜明对比，一派热带地区独有的旖旎景象。上岸后，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绿叶转而成为背景，花园里开满了鲜艳的木槿花，耀眼夺目，分外妖娆。我们离开檀香山的时候，檀香山就像一片花的海洋，大家全身挂满了“花饰”。“花饰”是当地人送别朋友或游客时常用的长彩带，用花瓣编制而成。
檀香山的繁花绿叶和高大的棕榈树总是让人流连忘返。让游客难以忘怀的还有独具特色的当地音乐。当地人以音乐表达永不停息的节日气氛，会在游客抵达码头的时候唱着歌表达好客之情。我们乘船离开时，歌声久久回荡在航船上空不肯散去。渐渐地，我们再也听不见一声声的道别。送别的歌曲最后唱道：“直到我们相见，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游客无法忘怀夏威夷人的热情好客，歌声常驻游人心间。
刚一抵达檀香山港口，我们就得知黑死病已经在此肆虐很久，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黑死病。之前已经有七十一起病例，死亡六十一人。有六位欧洲感染者，其中四人死亡。因此，我们刚泊好船，就由当地的卫生医疗人员卡麦医生接待。卡麦医生是海军医院的服务人员。陪同人员还有美国公使西维尔先生和总领事海华德先生。他们希望我们能上岸，但我们很犹豫，因为檀香山还在隔离期。如果上岸，他们也无法保证等我们到达横滨时，日本卫生人员会让我们通行。上岸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陷入长期的隔离检疫，其中的不便和尴尬不必多说，但我们更耽误不起的是时间。因为过去的二十四天并没有新的疫情报告，所以上岸并没有特别的危险，主要问题是我们得推迟抵达日本的时间。出乎意料，众人对此意见完全一致。想到以后不可能再来此地，檀香山居然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于是大家决定在这里多待几天。但在登岸前，我们必须计划计划。我们给日本副领事写了封信，向他解释事情的起因和经过，最后他居然同意帮我们申请免除隔离。但日方也提出了条件，我们的航船只能停靠在洋流处，远离船坞。逗留期间，任何船员都不得离开船只上岸。我们一一应允，并开始着手计划这段时间的生活。留在檀香山的那几天我们一直住在船上，但有许多港务艇供我们使用。
旅居檀香山的美国人热情款待了我们。当时国会正在试图通过法案将夏威夷群岛归入美国管辖范围，对此大家难免忐忑不安。委员会的头等大事是去拜访夏威夷临时总统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先生[15]，并随他一道面见财政部长戴蒙先生和内政部长杨先生。我们会见了几乎所有管理菲律宾群岛公共事务的人员，当然也受到热情款待。我们发现大家一心期待菲律宾能够归属美国。他们认识到我们这次菲律宾之行的重要使命，迫切希望能和委员会一起讨论这次远距离冒险对夏威夷群岛未来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我看来，没什么可以影响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热情周到，给我们安排了很好的晚餐、午宴、茶会和招待会，偶尔还有观光旅游。
在檀香山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我很想写本书，但无论如何，我不想写成游记，而是记录下记忆向我涌来时我的真实感受。
夏威夷群岛有一段颇为浪漫的历史。因此，那儿的博物馆、公共建筑，甚至公墓都变得格外有趣，此外还有许多美丽的奇观值得一看。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左二）（1844——1926）
人们会告诉你，到了檀香山，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努阿努帕里[16]。起初，我们一点也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先去那里，但努阿努帕里就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第一天就去了。我们的车子在蜿蜒的公路上缓缓行驶，沿途有清澈见底、川流不息的山涧小溪，穿过一排排美丽的乡村住宅，一直走到帕里。“帕里”意为“跳伞的地方”。公路在悬崖峭壁处急转直下，蜿蜒地通向峡谷的另一面。以为是悬崖峭壁处，却突然发现前方有路可走，着实让人吃惊。帕里是太平洋各种飓风的通风口，还没形成强大威力的飓风几乎都要从此而过，其特点不言自明————从来不平静。走过通风关口的悬崖峭壁，山势逐渐趋缓，我们紧贴着崖壁，风还是掀翻了我们的帽子，大家只好裹紧大衣外套。尴尬难行之时，眼前的景色却壮丽非凡。只见阳光穿透了海水，把珊瑚礁照耀得五彩缤纷，紫色的、玫瑰色的、湛蓝色的，一片刀削斧劈的崖壁怪石凌云地直指天空。绿色平原一直铺展到海岸，被海水冲刷过的沙滩像丝带一样环绕着大海，放眼望去，一切美景尽收眼底。现在想想当时的情景，乍看起来，帕里并没那么壮观，但一旦你知道这里曾经上演过的一段野蛮的历史，就会发现它的奇异之处。帕里曾经是各大暴徒联合反抗卡美哈梅哈二世[17]统治的地方，卡美哈梅哈二世曾经在这里被逼上绝路。当然，游牧部落的人也无路可逃，身后全是卡美哈梅哈二世荷枪实弹的部队，双方都在劫难逃。这类真实事件远比神话更有魅力，也给帕里的壮美增加了几分惊险和刺激。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
彩绘鱼水族馆的美同样让人无法描绘。强烈阳光的照耀下，热带海洋珊瑚浅滩和鱼都像是渡上了五彩缤纷的颜色。离开水族馆，卡特先生带我们去威基基海滩冲浪，晒日光浴，或者更确切地说，去玩水上冲浪。卡特先生是美属殖民地重要的管理人员，后来担任夏威夷群岛总督。
在威基基海滩，冲浪是一项特别刺激的活动。浪头看起来又高又猛，一般人不敢轻易尝试。但当你看到棕色皮肤的当地人泰然自若地站在一块狭长的冲浪板上，像赫尔墨斯一样俊美，穿条泳裤在汹涌的浪涛里翻滚驰骋时，也会忍不住跃跃欲试。禁不住大家鼓动，我终于下决心和其他人一起下水冒险一试。穿上泳衣后，有人把我们带上远离浪头的独木舟。独木舟很长，每条船舷外都有支架。我们骑在浪头上闯入波涛翻滚的大海，船头船尾也都有当地人坐镇，划着宽大的船桨保持航行方向不发生偏离。这种完全不同的冲浪形式比单独冲浪更安全，但当地人充满冒险的表演对我们来说依然惊险异常，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行人没人是游泳健将。每个人都忐忑不安，刚开始，有人往浅滩的水里跳，一个接一个，跳进泡沫翻滚的海水里，然后人群一阵骚动。事实上，有两个同伴险遭不测，我们竟然丝毫没有察觉。卢克·E.赖特将军和亨利·C.伊德法官被凶险的浪头打翻了，亨利·C.伊德法官立刻开始大声呼救，竭力引起大家注意，但我们误以为他的求救信号是太过激动的表现。好在海水把他冲上了岸，不然十有八九会淹死。卢克·E.赖特将军虽然更通水性，自救能力更强，但两人爬上岸后，全都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夏威夷号称“太平洋上的天堂”，我们在夏威夷待了四天，其间去了很多有趣的地方，了解了不少当地奇怪的风俗，出席了很多盛会。我得说，我们并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偶尔而已，所以特别吸引人。由于礼节的原因，我这一生品尝过各种奇怪地方的奇怪食物，甚至可以说其中一些食物真的有点难以接受。但对我来说，山芋就是山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在当地是一道正宗的夏威夷菜。当地人常拿它待客，就像我们与远道而来的朋友一起共进“圣餐”，以示礼节和款待。常住檀香山的美国人会把这道菜介绍给宾客————多半出于习俗，加上当地其他食物，共同组成“山芋全席”。尤其在夏威夷的时候，我们吃了很多次。山芋外皮有种很难闻的气味，像极了蟑螂贴。我尽可能去适应这种味道，但发现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旅居檀香山的外国人都喜欢这种食物，在檀香山的美国人吃得津津有味，完全是夏威夷人的吃法，用手蘸着吃。
我们在檀香山的最后一天排得特别满：上午参观游玩，午宴过后冲浪一小时，然后去参加大型下午茶，晚上吃一餐菜色更丰富的“山芋全席”。我们穿着当地服饰席地而坐，头上、脖子上戴满了“花环”。外交部长莫特·史密斯先生特地邀请夏威夷乐队助兴。从夏威夷以前的国王威廉姆到最后一任卡拉卡瓦一世[18]都曾担任过乐队的队长。乐队表演了美妙的夏威夷小夜曲，其间不时穿插着精挑细选的歌剧。姑娘们身穿美艳的宽大长罩裙，头戴五彩花饰，为大家表演民间舞蹈。音乐、灯光、色彩，如此美丽，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再加上鱼和山芋等食物，每个人坐的位置都很窄小。很快我就完全没了感觉，疲惫不堪。送别的歌声响起时，我累到连说句“谢谢”的力气都没了。泊在港口的船只已经做好启程准备，黎明时分起锚开往日本。
卡拉卡瓦一世
卡拉卡瓦一世（中）（1836——1891）与他的军事参谋人员
1900年5月10日晚上，我们的船航行到横滨[19]附近的入海口，再往前就是东京。我们沿着一段低洼的海岸线行驶了两个多小时才看到南边陡峭的悬崖，那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外海港。
远处依稀可见的只有富士山。富士山高耸的山峰绵延不绝，我们不由地被深深吸引。我以前从屏幕上、扇面上和瓷器上见识过富士山，但完全想象不出它是什么样子。或许用富士山的别名“山峦皇后”更能准确表达它的婀娜多姿。整个山体高出海平面一万三千英尺，姿态优美，雄伟壮观。山巅上白雪皑皑，太阳西下的时候，被阳光照射得熠熠生辉。然后，巨大的黑暗的幕布滑落下来。
19世纪末的横滨
午夜光线暗淡，船行驶过防波堤之后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除了一些船只，以及一排排高大的建筑物，轮廓时隐时现，黑黝黝的难以辨认。往下看，街灯在一条宽大临水的街道上无限地延伸着，几乎看不到尽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外滩。
我们想上岸，但明显不可能，只能停在防波堤外，等着医生上船。“等着医生上船”是每个到东方港口的游客必须的经历，到日本更是如此。一到横滨就要接受检查。沿海岸线往前拐个弯就是神户，在那里也一样得接受检查。从内海到长崎还要接受检查。无论你从哪里登上这片小心谨慎的国土，都得“等着医生上船”。
所幸，医生并没有让我们等太久。
1900年5月11日早上8时左右，六位很重要的系着金丝带医生标志的小个子男人从踏板上走来。我们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勇敢行为是否真的让自己感染上了瘟疫，衷心祈祷船上没人出现病症。但因为有檀香山日本副领事的信任，我们着实希望日方能善良仁慈，友好处理。他们的确没让我们失望。医生仔细检查了船上的随行人员，但对我们只是走形式。事实上，他们还一个劲儿不停地道歉。开了健康证明后，他们便鞠躬致敬很礼貌地出去了。但我们也差点在劫难逃。第二天下午，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奶妈出现疑似咽喉肿痛症状，我们因此为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其他孩子担忧了好多天。下文我会进一步告诉你这种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为了写这本书，我读遍了我和丈夫此次旅途中写的信，居然发现当时我们提得最多的人是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我想那时候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真的备受宠爱，人人都惯着他，表面上不许他这样那样，暗地里却纵容他，结果让他对错不分。好在他对此颇具幽默感，因而产生了意外的效果。无论好坏，所有后果的承担人当然是我。在给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信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这样说的：“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还是一如既往地精力充沛，行事我行我素。我们都喊他龙卷风。刚上船的时候，我们都还在甲板上，他就在所有孩子中制造了轰动效应。我感觉他急需管教，希望他能够规规矩矩的。玛利亚·赫伦、内莉和他姨妈安妮·赫伦都快成他的奴隶了，而我居然成了改善他道德修养的唯一希望。”这听起来像普通人家父亲的所思所想，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转述。
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的保姆贝西因发现可疑病症被带走并隔离起来，其间我们给他找了个日本奶妈。可能是因为害怕，日本奶妈一开始不愿给他喂饭。但她其实很耐心，像个忠犬一样跟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身后跑来跑去。结果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很快就喜欢上她了，很快可以在少许实用的日语和英语之间互相切换。
横滨港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巡洋舰“纽瓦克”号。“纽瓦克”号是亚洲舰队的旗舰，海军上将柯普福担任指挥官。我们刚走进防波堤，“纽瓦克”号就连发十七枚礼炮致敬。我们完全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之后才想起委员会成员都是部长级全权大使，礼炮是为我们一行人准备的。这是我丈夫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礼炮致敬，后来他坐到一定职位的时候，为了躲避向他怒吼的海军军舰礼炮的轰鸣，情愿乔装出行。我想，我丈夫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礼炮礼遇其实很令他欢欣鼓舞。
后来，我们知道“纽瓦克”号军舰由我们的一位老朋友麦卡拉舰长指挥。我们早在华盛顿的时候就认识麦卡拉舰长，那时候我丈夫担任司法部副部长。麦卡拉舰长曾经因揍了一位不守纪律、不服从指挥的水手被判停职一年，案子引发了公众的极大不快。应麦卡拉先生的要求，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仔细研究了军事法庭的记录。当时，肖特先生担任他的法律顾问。麦卡拉舰长后来因为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战役中表现勇猛而官复原职。他在菲律宾群岛任职期间也表现出色，成功地在卡加扬河[20]一带受降陆军和空军上将阿奎那多[21]。
“纽瓦克”号
麦卡拉舰长的智慧和热忱超乎寻常，之后联合远征军在中国为北京使馆区解围时[22]，他身先士卒，身负重伤。麦卡拉舰长十分清楚委员会菲律宾之行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在他职权范围内给予委员会成员很周到的礼数。
上岸后不久，我们在格兰特大酒店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一位“纽瓦克”号军舰的海军上尉特意过来询问委员会什么时候可以接见上将，并定下正式会晤的时间。麦卡拉舰长之前的来访属于非正式聊天。他给我们讲述了十一天来发生的很多事情。在海上航行的十一天，我们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正渴望着能有所了解。无线电时代到来之前，出海真的就是出海，你会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1900年是令人激动的一年。每个人都以恐怖的语言聊起可怕的义和团起义。麦卡拉舰长说“纽瓦克”号已经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开往中国。当时英国人正把南非的布尔人[23]往北逼，而我们自己也在菲律宾陷入重重困境。我们在菲律宾战场有支七千人的部队，听说杨将军正率军和吕宋[24]北部的狂热的宗教叛乱分子决战。那时候，我们感觉自己总是与世界大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阿奎那多（前排中间）（1869——1964）
委员会离开“纽瓦克”号回访舰长，返回时带回了很多有价值的讯息。譬如，如何在日本旅行，东方人如何理家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事情。其中还有一条让人兴奋的好消息得告诉他们的妻子，即我们会得到日本皇室的接待。这个消息真是令人兴奋。
海军是我印象中最正式的政府部门。你恐怕也会说联邦政府的各个部门也都很正式，但我对此深表怀疑。舰艇上非常注重礼仪，每个军官可能都记得自己曾经因为违背礼节和规章制度而受到严厉惩罚。因此，他们都得接受专业的外交培训，清楚交际礼仪，能机敏应对各个国家同行的交际礼节。
麦卡拉上校认为委员会成员相当于代理领事，等同于美国外交代表，因而觉得应该让日本皇室知道这件事，而且认为我们有必要见见日本天皇。但委员会成员从来没想过这件事。他们满脑子都是马尼拉那些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对繁文缛节几乎不去理会。我丈夫甚至调侃，天皇不会因为见不到他们而失眠。但从礼仪上考虑，我们理当前去拜访天皇。麦卡拉舰长也认为委员会成员的言行不能太过随意，最终说服委员会成员和常驻东京的美国公使申请与天皇会晤。委员会很快就得到消息，天皇说他一直都很期待他们的到来，而且相关事宜已经安排妥当。
义和团起义————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交战
布尔战争中的英军
委员会只有一周时间在日本逗留，停靠日本的初衷只是添加燃料，购置适合热带气候的衣物。很自然，大家也希望逗留期间可以在日本各处转转，因此，每天的行程安排都很满。横滨、东京和周围的景点都逛了个遍。我和姐姐玛利亚·赫伦打算留在日本避暑，因此，很多地方并没有与大家一同前往。
因为有我丈夫的参与，所以前往日光[25]的旅行令人难忘，主要是由于他高大身躯引来路人侧目。日本人对他的个头和身板很感兴趣。
日光位于东京以北，到东京的路程只需一天。到东京后，我们才发现火车站离宾馆很远，而且一路尽是陡坡，人力车成了唯一合适的交通工具。我丈夫爬进其中一辆人力车时，拉车的车夫发出一声怪叫。他翻着白眼，意思最明显不过，这位客人太重，让他不堪重负。最后，车夫说服了另外一个人来帮他推车，但他的压力并没有减少。车夫上第一个坡时，很多村民被他的怪叫声吸引，都跑出来盯着我们，和我们以前遇见过的情景一样，笑个不停。小个子人力车夫开始对着村民喋喋不休起来，呲牙咧嘴一副怪样子，结果村子里一多半人跑出来帮忙推车，车子好不容易才到了山顶。
“汉考克”号即将出发前往马尼拉的前两天，我们到访日本的消息不胫而走。其间，我们打算面见天皇和皇后。
1901年印刷的日光各景点的海报
女士们最关心的自然是“我得穿什么衣服去？”我觉得我们应该穿晚礼服，很幸运我刚好买了一件，还从未上身，非常漂亮，很适合这样的场合。但前一天下午我们接到通知，一律穿高领拖裙裾的礼服。有裙裾的礼服很难配到合适的上装。我没有那样足够漂亮又符合要求的便宴服，因为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热带，衣料通常都是细薄棉布和亚麻制品，日本寒冷的五月根本没法穿。卢克·E.赖特夫人、迪安·C.伍斯特夫人、伯纳德·摩西夫人全都和我一样头疼。不过最终有关穿什么衣服的问题还是得到了圆满解决。我请一位在横滨的中国裁缝连夜赶制了一件花边衬衫，搭配晚礼服再好看不过。
亨利·C.伊德法官对这次会晤特别感兴趣，他非常开心女士们也可以一同前往。但后来，他才知道所谓的“女宾”只包括委员会成员的妻子。他懊恼不已，意味着他的两个漂亮女儿去不了。因此，我们也都理解会晤期间他的没精打采。
东京的皇宫并非古城北京的紫禁城，但从外围看，的确有点“禁”的意思，或者比后者还过。四周有一条又阔又深的护城河，河上间或架有拱桥。桥上的拱形扶栏修得雅致，很有观赏性。高大的石头墙在护城河的另一边特别显眼，除了低矮的屋顶从树梢间露出的层层叠叠的瓦片，宫殿里头的其他风光一样也看不见。皇家花园远比皇宫更吸引人。高墙里有好几个花园，如果不是急着去会晤天皇和皇后，我一定会在园子里逛逛，逗留片刻，看看四周有趣的景物。我们乘坐的马车只是匆匆而过，略过一幅幅令人陶醉的人工合成的艺术景观。湖中假山假石像极了湖心岛，岛上还有迷你的亭台楼阁矗立着，飞檐走壁上的青瓦依稀可见。刚修过的树木，雪白的纸窗，哪怕只是过目一扫，就那么片刻时间，一切都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很快我们就在一幢低矮的灰色建筑物前停了下来，可是站在皇宫门口，我们依然感受不到自己已经抵达目的地。
来迎接的人带我们进了一间很宽敞的接待室，里面的陈设既不像日式也不像欧式，看起来是两者混搭。四壁装扮成一片金色树叶的模样，还有作装饰的日本画，颜色柔和，画面精致。但家具款式多半是厚重的舶来品样式，让我很意外。日本并没有被西方国家入侵过，却无端地承接西方习俗，甚至将西方习俗生硬地嫁接到自己独特的东方文明中。看起来，要么日本人真的喜欢西式又丑又笨的家居款式，要么不过是向我们表示友好，认为这是一种礼貌的恭维。
没过多久会晤就开始了。家眷和男人们分开，去另一个接待室。房间看起来大同小异，皇后和宫里三四个宫女一起在里面等候。见了她，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算是行大礼。虽然之前反复操练，但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些困难。我们要等皇后陛下微笑着回了礼之后，才能站直了，然后偷空观察她。皇后陛下和宫女都穿着西式洋服，相比较穿她们自己的和服，看起来更瘦小了些。皇后陛下的脸庞看起来甜美，甚至多少有点羞怯，声音十分温柔。有个口译员翻译我们的谈话。谈话内容很普通，但皇后举止优雅，态度和蔼。我刚好阅读了有关日本历史的书籍，对日本古代天子制度很感兴趣。她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赞美有加。过后不久我们行了女宾屈膝礼，然后退下，就这样结束了会晤。
明治皇后一条胜子（1849——1914）
日本明治天皇（1852——1912）
我们的丈夫与天皇会晤，礼仪也差不多，当然，天皇陛下是单独依次地接见他们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第一个跟随内务部专管宫廷内部礼仪的大臣面见天皇。他进屋就鞠了躬，走到一半又鞠了躬，到天皇跟前再鞠一躬。其他人紧跟其后，学着样鞠躬。只不过在天皇接见我丈夫的时候，其他人得等在会晤室门口。长崎先生担任翻译，他说天皇陛下对菲律宾委员会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则对此次会晤深表谢意。天皇问他以前是否来过日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回答“没来过”。天皇又问他何时离开日本，他回答道“两天之内，陛下”。这样一来一去，简单地结束了和天皇的会晤，退出房间，其他男士也一一接受类似的接见。
男士们在会晤结束后又重新与我们会合。在相关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兴致盎然地参观了皇宫其他房间。所有房间的布置一看就是日式和欧式艺术混搭。只要看一眼这样奇特的混搭场景就明白，日式物件和家居摆设明显漂亮得多。
日本皇室非常喜欢模仿欧洲的日常所用风格，效果令人叹为观止。数年后，我丈夫又独自出访日本。皇后请他转交给我一块仿哥白林双面挂毯，上面是哥伦比亚和伊莎贝拉女王会晤时的场景，精美得难以形容，但挂毯上的人看起来都有一种迷人的东方色彩。
我必须讲讲和这块挂毯相关的故事。当时我丈夫任战争部长，但我想强调的是我自己。因为挂毯的赠与对象是我，也的确和我相关。到家后我丈夫怀着极大的骄傲和满足把礼物拿出来欣赏，但在我看来，这张挂毯太大了，照我们当时的情形没法用。我表示很奇怪，为什么不想个办法改改尺寸。
我丈夫说：“行了，别担心。亲爱的，你应该知道，《宪法》不允许美国政府官员接受任何外国宫廷的赠与。我会把它送给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26]。”
之前我以为遵守《宪法》的相关规定属于爱国行为。但这一次，我特别想留下挂毯。我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宪法》。我给我丈夫出了个难题，按照他说的就是个难题。这是日本皇后赠送给我的，我想私自留下来，哪怕就那么一阵子。我费尽口舌说服他。我并非官员，而身为政府官员的他与日本皇后送给我的礼物没有任何关系。
我丈夫一如既往地维护《宪法》，坚决不让步。我只好上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请他裁决。总统同意我的请求，并认为我只是个普通公民，完全有权接受礼物。当然，后来我捐出了挂毯，贵客可以在白宫餐厅的一面空墙上欣赏到它。那些有兴致欣赏这张挂毯的客人总是倾力追根溯源，但全都枉费心机。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1858——1919）
还是回到那次集体会晤。最后我们依次在皇室相册上签名，会晤结束。随后，我们有幸去了美国公使馆。公使馆专程为我们安排了午宴。当时，公使馆还没有升级为大使馆。公使先生安排的午宴很丰盛。当时驻东京的公使是乔治亚州的巴克先生，他为人谦和又平易近人，邀请了不少他熟识的外交界同仁介绍我们认识。我们第一次见到俄罗斯公使罗森男爵及其夫人，后来我们一起在华盛顿共事。
用餐时，我左边是公使先生，右边是皇宫内侍三宫男爵，我们曾见过面。我对三宫男爵夫人很感兴趣，她是个英国人，个头是她丈夫的两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请求公使邀请他的老同学田尻稻次郎男爵。耶鲁求学时期，大家都称他“田尻”。他和我丈夫名字的前两个字母都是ta，按字母排座位的时候两人同座，相交渐厚。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很期待和他在日本重续友谊。田尻稻次郎和大部分日本人身材差不多，略显矮小，因为学英文的时候年龄偏大，他说的英文无法让人轻易听懂。但他在耶鲁大学学到了广博的商业和金融知识，现在是长野财政部长助理。他积极参与了日本货币从银本位发展到金本位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让日本迈向世界权力巅峰的脚步前进了一大步。田尻稻次郎也因此获得终身贵族身份，并进入参议院。午宴上他穿了一件双排扣长礼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出来这是19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老同学的标志性服装。当时，这是日本人唯一喜欢穿的外国服装，但只偶尔在特殊的“外交场合”或者法庭上穿穿，平时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收好，不到必要的时候他们绝不会穿。丝绸的大礼帽也一样，终归是大礼帽。类似的老式物件并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不好，他们也绝不会在意大礼帽起了绒球。
从长野退职后，田尻稻次郎希望获得财政部长一职。但他却被任命为审计委员会主任————一个终身职位。我丈夫第二次到访日本时从女侯爵那里得知此事。女侯爵现在是大山公主，她告诉我们说，这事让田尻稻次郎一蹶不振，从此过上隐居生活。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每次去日本，都试图掘地三尺，想尽办法去找他，但此后再也未见到田尻稻次郎。
我们是第一拨参观了美国政府所有公使馆的美国人，而且非常想去看看驻东京的公使馆。公使馆房屋看起来并不像原本应该有的模样，不过四周很开阔，漂亮的场地像个庭院。相比国会颁布的有失尊严和令人悲哀的有关派驻外国首都代表的政策，我们很乐意把这看作我们的荣耀。这里比我们曾经拜访过的其他美国驻外公使馆好得多。其他公使馆通常几乎什么也没有。
因为卢克·E.赖特夫人和女儿卡特里娜决定和我们一起留在横滨避暑，所以我们一起在悬崖之家租了个小屋，打算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的。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外国人。
两天后，委员会成员及其家属等一干人都登上“汉考克”号，启程前往马尼拉。我们从港务码头上向他们挥手告别，目送他们远去。
注解：
[1] 布鲁克林海军基地建于1801年，最初被称为纽约海军造船厂。————译者注
[2] 卢克·E.赖特（1846——1922），美国著名政治人物，1904年至1906年期间担任菲律宾总督，1908年至1909年期间担任美国战争部长。————译者注
[3] 亨利·C.伊德（1844——1921），美国法官、殖民地专员、驻菲律宾大使和总督。————译者注
[4] 其中一个是海军军官。————原注
[5] 皮纳克尔是一种有四十八张牌的扑克牌游戏，通常为二到四个人玩。玩家可以通过玩“恶作剧”得分，也可以通过将纸牌组合成游戏得分。因此，它被认为是“魔法结合”的一部分。————译者注
[6] 代指佛蒙特州。佛蒙特州是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个州，是美国五十个州中人口第二少、面积第六小的州。2016年，它被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州。————译者注
[7] 萨摩亚群岛位于南太平洋中部，面积三千零三十平方公里，是波利尼西亚和大洋洲更广大地区的一部分。————译者注
[8] 阿皮亚是萨摩亚的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译者注
[9]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诗人、散文家、音乐家和旅行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有《金银岛》《被绑架》等。————译者注
[10] 马尼拉湾战役发生在1898年5月1日，美西战争期间。乔治·杜威海军准将率领的美国亚洲中队在帕特里西奥·蒙托乔海军少将的指挥下，与西班牙太平洋中队交战并摧毁了该中队。这场战役发生在菲律宾马尼拉湾，是美西战争的第一次主要交战，也是菲律宾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海战之一，标志着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结束。————译者注
[11] 当时西班牙语是菲律宾通用语。————原注
[12] 乔治·杜威（1837——1917），美国海军上将，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获得这一头衔的人，因在美西战争期间赢得马尼拉湾战役而闻名。————译者注
[13] 夏威夷岛上的一座火山。————译者注
[14] 庞奇包尔死火山是一座位于夏威夷州檀香山上的死火山，也是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的所在地。————译者注
[15] 桑福德·巴拉德·多尔（1844——1926），夏威夷群岛的律师和法学家。在推翻君主制之后，他一直担任夏威夷共和国的总统，直到夏威夷被美国吞并。————译者注
[16] 努阿努帕里是位于瓦胡岛努阿努帕里山谷的迎风悬崖。它可以俯瞰瓦胡岛的迎风（东北）海岸。————译者注
[17] 卡美哈梅哈二世（1797——1824），夏威夷王国的第二位国王。————译者注
[18] 卡拉卡瓦一世（1836——1891），夏威夷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1874年2月12日登基，直到1891年1月20日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驾崩。————译者注
[19] 横滨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东京，也是日本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是神奈川县的首府，位于东京南部的东京湾，本州岛主岛的坎托地区，是大东京地区的一个主要商业中心。————译者注
[20] 卡加扬河是菲律宾最长、水量最大的河流。————译者注
[21] 阿奎那多（1869——1964），菲律宾革命家、政治家、军事领袖，被公认为菲律宾第一任，也是最年轻的总统（1899——1901）和亚洲宪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在菲律宾革命后期（1896——1898），他领导菲律宾军队首先对抗西班牙，最后是在美菲战争（1899——1901）期间对抗美国。他最终在宾州被捕，结束了总统生涯。————译者注
[22] 有关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年5月），中美对这段历史说法各有不同。————原注
[23] 布尔人指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南非的东开普省的荷兰语定居者的后裔。1652年到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控制了这个地区，但英国在1806年将其并入大英帝国。————译者注
[24] 吕宋岛是菲律宾最大、人口最多的岛屿，陆地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十五位。它是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和人口最多的城市奎松城的所在地，是世界上人口数量第四的岛屿。————译者注
[25] 日光是日本的一个市，日本和国际游客的热门旅游胜地。————译者注
[26] 史密森学会于1846年8月10日成立，旨在探索和传播知识，是由美国政府管理的一批博物馆和研究中心。这个机构是以它的创始捐赠者，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命名的。最初组织名为“美国国家博物馆”。1967年，这个名字不再作为行政机构名称存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