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维多利亚朝的下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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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吞和自由主义
美洲内战中北方之获胜及判麦斯吞之谢世两者汇合起来发了一个信号，叫英吉利的政治再开始向前猛进。新的过渡时期中的领袖为格拉德斯吞。他为时代的政治精神之具形，而它的诚恳，它的乐观，它的信托人性，及使它的理想主义不徒成空言之立法及行政细节的勤慎将事在他而都实现于形体。格拉德斯吞完成了辉格旧党变成自由新党的手续，且藉了他首次且最伟大的1868——1874年内阁的立法，补足了久已到期的制度变更。判麦斯吞领袖自由党的特殊职务在领导社会的进步，但判麦斯吞的领袖却迟延了党的活动。今则改革之来有如怒潮的澎湃，惟抵抗之力不大，故暴烈之事并未发生。
的士累利的开通
操纵贵族院否决立法之权的保守党在同时候亦落于明达者之手中。的士累利于1688年尝写给女王道，英吉利首相“永不宜有”“热烈的素养”，[1]他之此言诚不仅对于格拉德斯吞一人而言，即他自己为首相时也何尝不受此言的拘束？但他也尽可加上一句，尽可说反对党的领袖也不宜有“热烈的素养”。无论如何，保守党首领多问善疑，明于观察的保守党首领本人确宜于“教育他的政党”的工作，甚且宜于亲自主持进步事业的工作。但没有格拉德斯吞比较热情的性格，则1868——1874年的立法大功仍是不易有的。
密尔
站在过渡时期的政治家之后方者又有政治哲学家密尔·约翰·斯图亚特。他的著作于千八百六十几年及七十几年时对于有教育者的意见有极大的影响。他把边沁的功利主义大加刷新，而一洗其狭窄的放任主义的色彩。他宣讲他完全民治的主义，他以为男女人人应有参加中央及地方选举的权利。但密尔也知道宜于民主机械的工作有它的限制，所以他愿有专家主持的行政各部来领导平民，并供给政客们以专门的知识。他说，“权力可以分于各地，但知识为得用起见务须集中在中央”。槐特和尔吏员的专家行政和丹宁街政客及全国选民的政治行动，两者之互相衔接，互相辅助，实为密尔好政府主义中的重要部分。这种思想在科柏特的旧式激烈主义及纯粹的放任学说中并无存在。
他在《妇女的压制》（The Subjugation of Women）中所提倡的女权，虽则在当日未能遽使妇女取得选权，然有促进世人尊重妇女的个人自由及相信妇女教育的重要之功，所以在维多利亚的后期，妇女教育有一日千里式的空前发达。妇女在我们今日的社会中所得的地位实不能不归功于密尔及奈亭给尔·佛罗稜斯。[2]
密尔像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为英国近代史上边沁之后最重要的功利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自由》等。
牛津运动
密勒的《自由论》[3]（On Liberty）是站在思想及讨论自由方面的一种请愿，因为这种自由当时虽为法律所不禁，而为习俗限制得极严。新兴的一代即浸润于这个信条，而且他们所享的自由也不限于政治。当时也是达尔文惊人的进化解释引起首次彻底讨论的时代。《族类的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和《自由论》出版于同年————1859年。剑桥于是时亦正在开始自然科学的荣誉考试。溥西，岐布尔及纽盟（Pusey，Keble，Newman）————未依罗马以前的纽盟————在牛津发轫的“运动”也走出黉舍的旧家而和教社及国中精力的其他新鲜来源相会，有时且相融合。毛里士·腓特烈·得尼孙及金斯黎·查理（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Charles Kingsley）的所谓“耶教社会主义”把教社对于民主政治及工业革命所产生出来的社会问题之关系也完全改易。经过了达尔文学说的争论，并凭藉了历史方法和知识的发展，昭厄特，斯坦利及科楞索（Jowett，Stanley，Golenso）一派的近代派神学也得到了容忍及重要。教社于它本身以内盖在开始包含着可和外界各种互争的潮流相呼应的分子，而不复只是专和某一种潮流抗争的狭窄团体。沿好几种的方向，智识都有迈力的增进————而诚恳的增进更甚。国内及海外传教士的精力都似得了新生命似的。新西兰初殖民时主教塞尔文（Selwyn）具有一种圣徒的及民主的精神，即祖国的教社也深受其影响。教社僧侣于其和世俗人的关系中之功罪和在随随便便的18世纪中之功罪截然不同。[4]
达尔文像
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教社的改良
教社租税分配不均的积弊已经为比耳及辉格党人，及他们于《首次改革法》后所委派的宗教委员团（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ers）所改良。所以在种种方面，教社确新有了可以抵御因1867年选权之更有扩充而发生的任何攻击之预备。无疑的，它所享特权中之多种，尤其在大学中者，势非放弃不可。但国教的抵抗力确比1832年坚忍热心的教社中人连《首次改革法》也视为将引起废除国教及停止捐建而加以反对时之抵抗力为坚强而又富于弹性。
职工会及合作社
要列举千八百六十几年中许多别的智识生活及社会改革的运动将未免过于冗长。就其最重要者而言，一为精巧工艺的工人，尤其是工程业的工人之组织极大的职工会，又一为合作运动的发达。此项运动既可训练巨数的工人使习于业务的好习，俭德及互助，复能使他们脱离肆主的剥削，并给他们以影响国家生活的一种力量。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内阁
《二次改革法》所提升的阶级，于1868年初次行使他们的选权时，大大的增加了格拉德斯吞所领导的政党中之激烈成分，而他也因得有极大的多数供他趋使。他的首次内阁实是英吉利史中第一次堪称自由党而不复是辉格党的内阁。在1868年时，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暂处于停止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当然不会长久存在，但格拉德斯吞在他一生最伟大的6年中颇能充分利用它来予我们以近代的事业及革新的制度。如果没有这种事业制度，则我国将无应付日后社会及帝国问题之充分准备。在那些年中，大学广开了它们的门户以欢迎信任何宗教之人，全国初等教育的制度首告成立，陆军的改革有了起点，员吏之公开考试推及于文职的全部，《投票法》通过于国会，而和解爱尔兰的政策亦有了起首的步骤。
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1845——1846年的爱尔兰因番薯无收而发生的奇荒使爱尔兰人有大批移往合众国及不列颠殖民地之举，驯至到了19世纪之末，人口本嫌过密之岛的住民，已由800万跌落到450万，即极高的生产率亦于数无变。但凶年后之20余年内，政府对于爱尔兰农民所受于英吉利地主的冤抑仍若熟视无睹，不作丝毫的救济。地主按照年代已久的爱尔兰习惯，得以厚敛田租，更得驱逐佃户，但他自己则并不投任何之资于土地，并不力求改善土地，他只让小耕农自己去起造他的茅舍，并设备农庄一切应有之物。这个制度本和在英吉利的大不相同，而利用它来榨取爱尔兰人的地主既和佃户不同种族及宗教，又常常住在邻岛而坐享他的经理人取自耕种爱尔兰土地者之手的入款。
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爱尔兰凯里郡遭到驱逐的佃农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烧毁。在1879年至1881年爱尔兰土地战争期间，佃农与日益提高地租，以及在农业萧条后出现的驱逐佃农现象进行斗争，并最终说服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在1881年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中满足他们的要求。
凶年后的20年中，塞尔特的爱尔兰因衰疲过分，故没有激动的能力。但美洲及殖民地中爱尔兰移民所获比较可观的财富，以及他们有组织的恨英运动，不久即对于祖国发生影响。美洲内战终结后所发生的飞尼运动，使英人很不舒服地忆及爱尔兰问题之仅被忽视，而并没有解决。
格拉德斯吞为政治家中能认真地谋和解爱尔兰者之第一人。他1870年的《爱尔兰土地法》固然所成极少，但它为英吉利人对于土地问题首次的正式承认，且11年而后他更以法律来规定公平的田租及租期的保障。土地问题历久未能解决，在土地协会（Land League）之时更有抵制及农业罪恶来大凑热闹，而其最后的解决尚须有待于保守党政府之将英吉利地主在爱尔兰所有的土地悉数收买，但当格拉德斯吞首次的政府时，除了格拉德斯吞本人以外，英吉利人民之能基本认识它（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及它和英吉利土地问题间之根本不同者极少其人。好多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同样的不欲干涉“自由契约”，因为他们尚以为爱尔兰的地主及佃户之间真有自由契约之存在者。
爱尔兰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则比土地问题要易于解决。深为密尔的哲学所训练的智识阶级，及已于《二次改革法》中获得真实的解放之违教徒皆能认真地奉宗教平等为他们的圭臬。他们共戴的领袖格拉德斯吞本是新派的一个高教社派，在他的头脑中牛津的宗教原则已能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融而为一；他的教国的见解已不是他在30年前于他所著而经马考雷批述过的一本书中所说。所以，如果宗教的平等可以和解爱尔兰的话，则那个和解的工作在1869年时已可着手，而且真的实现。爱尔兰抗议国教之废除及部分的停止捐建格拉德斯吞能以练达的手腕及同情的态度来完成，而且他之为热心的教社中人（Churchman）在谈判进行时也予了他以不少的方便。贵族院及主教所取的态度本已和他们先人在千八百三十几年中对于教社问题所取者截然不同，所以于法案经过贵族院时也只斤斤于条件之争，而始终不作根本的反对。
大学的开放及增设
格拉德斯吞为自由党的教社中人，而又为违教徒及学界中拥护宗教平等之人的领袖；他这两种资格于纯粹英吉利的大学及教育两问题之解决也有极重要的助力。以国会法律来改革牛津剑桥之举本早已愆期，但到了千八百五十几年时始经格拉德斯吞能干的处理而有首次大学委员团的设置。委员团虽可开始研究，而教社之垄断大学则尚未至取消的时期。要等《二次改革法》及1868年的总选以后，准许信仰，或竟不信，任何宗教之人候补各书院的生员或大学职位的法律始获成立。伦敦及达剌谟两大学先此已经设立，在19世纪末年及20世纪初年中英吉利及威尔士的各处更有别的学院及大学诞生。至于苏格兰则早有不少数目的大学存在。
教育的改进
大学教育不复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后，中等教育亦渐次改良，且及时推广。亚诺尔德·马太（Matthew Arnold）尝一度言之过甚地宣称为欧洲最落伍之英吉利中等阶级的教育状态到了19世纪末年盖已大有改进。教育及文化渐次普及于中等阶级后，体育及知识取乐以外的取乐亦愈有同样速度的发展。19世纪初叶勤劳的商人社会的清教主义[5]越是为式样繁多的生活新标准所代兴，则各阶级之要求闲暇及娱乐亦越是年甚于一年，虽则我们应声明，新的生活标准并非个个是胜过旧标准的一种改进。
初等教育亦因福斯忒·威廉·爱德华的《教育法》而有全国通行的制度。凡没有学校的地方，即应设立一个受民选学校委员部（School Board）监督的学校，在这个公立的学校中，不分教派的宗教课程是可以有的。凡已有学校的区域中，那些“自费设立”的学校仍可继续存在，它们大多数都有的宗教性质亦继续没有侵害。为责令其维持相当的标准起见，度支部且给以相当的补助费。增加的补助费令违教徒大失所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在农村区域中的儿童仍须就学于这种教会学校，而无所逃避。但此法之所以能通过上院者正因其对于这点有了妥协。如果它（法律）引起党内一部分的不满而对于自由党为有害，它却对于全国为功臣。它终究给了英吉利以一种能读能写的人民，它给了贫民区域中无数失养的儿童以一种训练及纪律，它也发动了此后半世纪中伟大的教育进步。
陆军的改良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政府也开始了久已愆期的陆军改革，并创立了和半岛及克里米亚时的组织截然不同的近代军事制度。陆相卡德威尔之名应和这些改革共垂不朽。和他处于反对地位者有女王堂兄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所领袖的一班老年将校的成见及已定利益。但政府仍能通过若干极重要的改革。它废除了双层管理之制，它把近卫骑军置于陆军部的管理之下，换言之，即总司令须受陆军大臣的指挥。它也废除了购买委任状的制度，由是而家道不丰者也不致因无钱而有不获擢升之苦。它创立了短期的应募制度，由是而我国首次得有正当的预备军。凡此种种更改使日后作战的效率得以大增，此点我们盖可于武尔兹力·加涅特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在亚洲及非洲攻打有色种族的诸役中觇之。第二次仆耳人之战的较不舒服的教训予我们以继续改革的激励，于是我们得于1914年有一富有实力的远征军及领地军（territorial army）。
员吏制度的改良
引起废除陆军中买官制的一套意思也引起了公开竞争考试以取录员吏之制。此制经格拉德斯吞1870年的立法而达于完全。[6]
经过了6年的活动而后，格拉德斯吞首次的内阁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阁员诚如的士累利“一列爆发已尽的火山”之适当比喻。他自己尝很机敏地让他们的溶石喷出，而贵族院则也不阻止他们政策之成为事实。全国所尝期望他们的工作本已大体完成，故一个自然的保守反动亦于1874年的总选中开展出来。
的士累利的内阁
于是的士累利便于他70岁时首膺首相的大任。他的政府的工作，无论于内政或外交方面，都留着了他自己的思想之印象。
的士累利的内政
于内政方面他极欲表示新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改良的关连，及和劳工阶级亲善的关连。他和他能干的内相克洛斯·理查（Richard Cross）两人以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及《工人住所法》来和贫民区及不卫生的情形宣战。这种设施以及格拉德斯吞于1870年所设立以和地方机关日常增加的活动合作之地方政府委员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7]的继续工作实为末减社会痛苦的势力。不幸坏的建筑及坏的城市设计在过去100年中已有长期的发达，所以它们也从未能为较好的建筑及设计所赶上，所代谢。
改良建筑及设计固难，而限止丑陋及单调之日日蔓延扩张，之时时在毁坏前工业世界的美丽及多样更难。诚然，国家愈是繁荣，愈是进步，则那个永不停的丑化工作也进行愈速。人类一有机器为工具后便不能不把美丽糟蹋，无论他所做者为何种工作。[8]
的士累利也解决了职工运动的问题于一时。职工会运动本来时时发生问题，无时或辍，但的士累利此次适在问题极紧急时有所解决，故为功更大。1867年，半因管理比较不善的职工会中的几个于瑟斐尔德（Sheffield）及别地方有犯罪的暴行之故，法院的一个判决似乎剥削了全体职工会自1824——1825年立法以来所一直享有的自由。因此职工会便有很持久的激动，它们的立场且得休兹·托姆及哈礼孙·腓特烈（Tom Hughes，Frederick Harrison）的赞助及拥护。劳工者于1868年本投了格拉德斯吞之票，然而他们关于此事实未尝从新政府获得满意，故职工会的一般会员莫不极为失望。的士累利则于1875年通过了《雇主及工人法》，而此问题于多年中亦暂得满意的解决。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通航首日
1875年被认为是英国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水岭，这一年迪斯累利领导的英国政府从负债累累的埃及统治者手中买入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从此巩固了这条对英国和印度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运河的控制权。
的士累利的对外政策
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士累利使他所领导的政党复成为力主维持不列颠的民族利益者。保守党和民族利益间的关连自滑铁卢以来本并不十分看得出来。自《维也纳和约》以后，昔尝大有功于那个欧洲解决的托立党或保守党，有时比判麦斯吞及其徒党更要笃好和平，因为辉格党及激烈派对于1815年的解决并不若何尊敬，而对于大陆上愿欲推翻它的民族或政党转表同情。殖民地也不能使保守党人比可以达刺谟贵族自夸的敌党发生较大的兴趣。在1852年的士累利自己尝以“横加我们颈项的磨石”比“这些废物似的殖民地”。但他对于新状况锐敏的认识使他的眼光一变，故他于老年时转力求新获选权的不列颠平民之能以帝国自骄，而能对“有精神的外交政策”发生兴趣。固然，人民对于殖民地的兴趣犹在萌芽时期，须在下一代中，在张伯伦·约瑟夫的领袖之下，始充分发展。的士累利主要的用武之地为近东。他之为英吉利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开始了我们和埃及的关系，这个关系于他死后之不多年内且产生极重大的发展。在1876——1878年时，他和格拉德斯吞于他们愤怒而雄伟的争论中，又激起国人对于巴尔干战事及屠杀的剧烈情感；如果没有这两位天才的宣传，则这种战事及屠杀将仅似鸢鸦之斗争于远方，而与英吉利绝对无关。
近东问题
的士累利，即今之比康斯斐尔德贵族（Lord Beaconsfield）以不列颠政府的力量来助欧洲土耳其之阻挡俄势前进；而退居于反对党的格拉德斯吞则大声呼斥土耳其“在布尔加利亚的凶残”，而使一半不列颠人的公论俨成为东方被压迫耶教民族的最大救星。当时的情势甚为奇怪，而于内部分裂的我国危险滋多。幸而俄土间的冲突得《柏林条约》而告一结束，而俄罗斯和不列颠间的战事可不致发生。这即所谓的士累利的“荣誉的和平”。他确实已使英吉利于欧洲国际间的地位重又重要起来，而使人不得不尊重它的意见。但土耳其之重获统治已解放的马其顿人（Macedonians），且重又统治了30年之久，究竟是否为英吉利之所应要求，则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好些熟知巴尔干情形之人则深以的士累利之未能于《柏林条约》中坚主为马基顿人置一耶教治理者，而保障它的政府之有道为遗憾，即使他们（熟知者）能赞同的士累利反对以它划入新兴的布尔加利亚之理由。他们所提的办法如获实现，则20世纪巴尔干斗鸡场中种族相仇之可少凶烈些亦正是意中事。
托立的民主政治
1880年的总选推倒了的士累利的政府，次年他亦于退休生活中逝世。他尝变易了保守党的性质，而使之能自存于民主的新世界中：他要上等阶级诚实地接受国内已变的状况，要他们不再因特权的失却而坐在家中发气，要他们走入通衢大道，以爱国的热忱及帝国的利益来博得民众的归从。下10年中格拉德斯吞在南非及埃及的错误，以及他的本国自治[9]的提案皆足以替这样的一种宣传供给极好的材料。上等阶级以全国共同的利益为立场而诉诸下等阶级以求赞助的原则，于的士累利死后，更表现于为纪念他而设的樱草协会（Primrose League）及保守党人满遍全国的会社（Clubs，Associations）。在1880初年中，“托立民主政治”的意思更从丘吉尔·蓝多尔夫贵族（Lord Randolph Churchill）陨星似的短期生涯中得到一极大的激励。
民主的政党机械
同时候，激烈派领袖张伯伦·约瑟夫亦正在凭其毅力而将各地方的自由会（Liberal Associations），————即被谥为“考刻司”（“Caucus”）者————联合起来而成为全国自由联合会（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他在柏明罕地方本有极大的个人权力，该地的“考刻司”也曾有显著的成功，今则地方的组织且成为全国各处所效法。自由党固这样，即保守党也是这样。陈诉于民众及细密的机械组织成为今后政党选举方法及政治策略中不可或少之物。旧式的腐化及旧式的引诱正在为新式的腐化及新式的引诱所替代，但新式的理想主义及新式的矢忠于公务之心也有勃起。近代组织的完密及政党宣传的周到至少有一好处，它们至少能使大不列颠的国会政府不会发生因民众对于选举及政治缺乏兴趣而起之失败。而且主义的真正不同，阶级的利害冲突，及本国自治等大问题之存在，使组织极完密的两党亦不至仅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它们究是有所分而分的政党。[10]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内阁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内阁并无首次那样的赫赫有功。自由党在1880年时和在1868年时有别，在前时它有它自己一定的政治哲学，及全党一致赞同的政纲，但此时则两者都是不存。它之所以能于此时当权，一因国人已深厌的士累利的极端爱国主义，再因他们有一种含混的民主企求，他们以为自由党上台则那种企求或可实现，虽则他们自己尚不自知其所企求者究为何物，也没有产生一种有系统之社会改革的政策出来。但它一上台而后，它立即遇到爱尔兰，埃及及南非等等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且在1880年时自由党人对于这些问题的隔膜及不关心复无别于一般的英吉利人。格拉德斯吞本人固然通晓爱尔兰之事，而且也极关心，他1881年保障租期及禁止苛重田租的《土地法》也总算是一大改良，但《土地法》并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更不能使土地的改进运动及本国自治的政治要求分而为二，不相联属。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各有各的解决，则解决自较容易，但此时帕纳尔（Parnell）正把它们混为一谈，且正在用“阻挠”的新战术以促起不列颠众议院的注意。
三次改革法及农村改良
自由党政府的主要成绩为《三次改革法》的成立。住户选权扩充及于农村选举区后，农业工人及矿工也得了选权。在此以前他们的生活状态太不为世人所注意。阿赤·约瑟夫（Joseph Arch）虽于上10年内尝企图为农业工人组织职工会，然终因缺乏政治实力而失败。农业工人即在繁荣的年头也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到了1870年后几年美洲运入的农产激增[11]而农业有不景气的现象时，则他的遭遇更坏。他于1884年得了选权以后，他的境况亦渐渐地稍有改良，而经济及社会的情形亦不能再坐视他之沉沦无援，但他的境况改良之时，乡村的户口盖已被向城市的“农村流徙”所席卷而空。19世纪农村英吉利的社会史在种种方面看起来诚是一个灾难不绝的编年纪。
农村的地方自治
农村工人获得选权后，四乡务区不久也有了民选的地方自治政府。在此以前他们不但受委任的治安法官的裁判，且也受他们的治理。保守党政府于1888年设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到了1894年自由党政府又佐之以都市区及农村区的区议会，及牧区的牧区议会，于是农村民治的机械遂告完成。司法及准许开设酒馆之权固仍寄于治安法官之手，但行政大权则由此移转于民选的团体。
埃及
格拉德斯吞政府首几月内因忽视了南非问题，致有马朱巴惨剧的发生。[12]埃及问题则于其初起时颇属顺利。欧洲诸国在埃及本有很大的财政利益及侨民关系，所以土耳其人及埃及人自己的政府解体后，方于忒尔·哀尔·刻俾耳（Tel-el-Kebir）战胜阿拉比（Arabi）的武尔兹力将军即率不列颠军队而把埃及占领。在此以前法人在埃及的势力本比英人的为盛，但当此重要关头，法人忽拒绝参加占领的事业，而不列颠独理埃及的局面于以开始。贝灵·厄味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即克洛麦贵族（Lord Cromer），虽名为埃及君（Khedive）的外臣，实不啻是真正的统治者；在他的治理之下，尼罗河流域繁荣甚速，而埃及农民的物质生活亦得益良多。法人对于我们在埃及所有的权力极形妒视，所以不快的事变及冲突亦层见叠起，直到1904年兰兹丹贵族（Lord Lansdowne）和法订立协议将埃及及其他悬案扫数解决后，形势始有变更。
版画
这幅1884年的版画描绘了埃及驻军准备守卫在苏丹境内的一个要塞，以抵御逼近的马赫迪军队。1882年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从奥斯曼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埃及对苏丹的统治，在当时受到宗教领袖马赫迪领导的起义的冲击。马赫迪死于1885年。1898年他的后继者哈里发被英军击败。
苏丹
苏丹（Sudan）问题和埃及有连带的关系，而格拉德斯吞政府所因以倒者即苏丹问题。尼罗河的下游虽浸润于古埃及的文明，它的上游则仍为野蛮的苏丹部落之所居。是时他们正在马第派人（Mahdists）的势力之下，既为非洲内地的掠奴中心，而又时刻足以危害埃及。任何统治埃及之人，或任何关心于全非利益的国家，势不能坐视苏丹之沉沦于祸海而不加援手。但解决苏丹的时机尚未到临。埃及的秩序先得建设起来，而它的财政军事纳入轨道。
在苏丹的埃及戍军固然必须退出，但于退兵的进程则格拉德斯吞政府深有失计之处。政府受了斯忒德·威廉（William Stead，即近代炫煽式的报纸之鼻祖）的督促，竟付戈登·查理（Charles Gordon）[13]以撤退戍军的大任。但这位英雄虽什么兵役都可胜任，却不配当引退之责，所以他非但没有能把大军安全的自苏丹撤退，他自己反被马第派人紧紧围困于喀土穆（Khartoum），而和外界不通消息。不列颠政府亦不能及早派遣解围的援军，及至援军开到之日，则戈登已丧亡，而格拉德斯吞在国内的威望亦随而丧亡大部。但在非洲则戈登的失利并不产生同样大的影响。苏丹之撤兵在当时为必要的一着，无论何人皆非有此一着不可。要等到克洛麦贵族在埃及的基础工作完全成功，萨利斯布里贵族的政府才能命吉青纳将军统率不列颠及埃及的大军而将苏丹征服。
爱尔兰本国自治党
在1885年的总选举中自由党在城市中大是失败，戈登及喀土穆则为失败的主因。但新获选权的农业工人则饮水思源而投自由党之票，且希望自由党能替他取得生活状况的真正改善。因是之故，萨利斯布里贵族并不能得到判明的保守党多数来统治国家。结果韦斯敏斯忒的均势权入于一位祖先虽是盎格鲁·萨克森而本身却把不列颠的自由及托立党人一体仇恨的一位怪杰之手。本国自治党在不列颠新国会中占有85议席，而帕纳尔 ·查理·斯条亚（Charles Stewart Parnell）则为无上的党魁，党纪森然，而他的号令亦无敢或违。自是而后，1801年的《联合法》保留着一日，则爱尔兰的问题亦一日的成为左右不列颠政治的势力，而不列颠政治家再不能置若罔闻。此后的政治形势和19世纪初叶及中叶爱尔兰议员分隶不列颠两大党时的形势完全不同。或者两大党联合起来以共抗帕纳尔，或则两者之一须和他联合战线以抵御另一的政党，但再不能如前之互相争雄，而不管爱尔兰的问题。格拉德斯吞则觉得有和帕纳尔妥协的必要，他于1886年且提出首次的《本国自治法案》。
反英示威游行
在1882年人身保护令状（Habeas Corpus）中止后出现的社会动荡期间，都柏林的菲尼克斯公园广场相继发生了反英示威游行。尽管爱尔兰逮捕了一些反英的政治活动家，但两名英国大臣仍然在都柏林遭暗杀。
爱尔兰本国自治
以后此的事变来观察当时的情势起来，我们今世的人中一定有许多会以格拉德斯吞的决定为当然的，不容疑问的，并且会热望爱尔兰自治的问题于当时即能和平的解决，而不必待至1921年，待至无数惨事已发之后。但格拉德斯吞的行动究竟促进了爱尔兰和不列颠的亲善呢？还是延缓了那个亲善呢？我们殊不易确答。本国自治本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常人本应加以郑重的考虑；故格拉德斯吞态度转变的骤突适足以启民众的惶惑及愤激，自由党亦卒因本国自治的问题而致破裂，且历20年而势力大衰，而保守主义则和爱尔兰联合主义混为一谈而抹杀问题的真相。尤其甚者，格拉德斯吞之承认帕纳尔抗议教的厄尔斯忒应为自治的爱尔兰之一部之主张尤为策略上的大误。欲把厄尔斯忒和公教的爱尔兰合为单一的政治区域是绝不可能之事，无论从种族或从政治方面看起来。
保守党于1885的选举时本在吸收爱尔兰的票子，而且也不无成功之可言。但它今则利用格拉德斯吞和帕纳尔间所成立的盟约来当做唤起不列颠民族感情的良机。本国自治和喀土穆同被看做有忽视民族利益的意义。19世纪末年方张之帝国主义的情感拒绝承认爱尔兰的本国自治为帝国新信条的必要部分，虽则海外的自治地中尽不乏赞成爱尔兰自治的公论本国自治的争点所引起的剧烈情感本已横决于一时，又加之以如1887年《泰晤士报》公布假造的“帕纳尔”通信等等的不幸事；在此酣争的政情之下，各党相互协议以求合理解决之可能性自然也无从存在。然而除了各党协议的处置外又实无其他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办法。
在1886年的总选举中，民众对于格拉德斯吞及本国自治的反感极浓，所以保守党能得到独立的多数，即格拉德斯吞派自由党及爱尔兰国民党的联合势力也望尘莫及。自此而后，保守党遂有一期强有力的政府，萨利斯布里贵族则为其主持者，而自由联合党人（Liberal Unionists），尤其是张伯伦·约瑟夫，则为其同盟者，后者更成为倡导新的帝国主义的健将。自1886年以迄仆耳人之战之后，不列颠遂一直在这个结合的手掌之中，其中只有三年是例外。在此三年中格拉德斯吞所领导的自由党人及爱尔兰人又以34人的多数将《本国自治法案》通过于众院，但贵族院则加以拒绝，而于1895年的选举中贵族院的行动又得到了人民的批准。这个胜利使保守党领袖想到上院在近代政治中可有一种新的大的，而为谨慎的比耳及的士累利所不敢想到的职务。结果则在下世纪中自由党当权时贵族院常有阻挠下院的立法之举，所以两院间不久即发生一极严重的宪法争端，自1832年以来本已不再发生的冲突。
选民于1895年总选举时将本国自治否决后，爱尔兰问题即有多年的沉寂。保守党政府前此本尝赖高压力以统治爱尔兰，但今则得以从容养成一种“以仁慈来消灭本国自治”的政策。他们一方加增爱尔兰的地方自治，一方则收买英吉利地主的田地；因此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卒获结束————至少也回到了克伦威尔时的旧制。但在政治方面，则爱尔兰人本国自治的要求，甚或更甚于此的要求，初未末减到了20世纪时，爱尔兰塞尔特人的心胸中已充满了自主自治的民族思想，所以帕纳尔尽可塌倒死亡，土地问题尽可解决————首先给爱尔兰以扰乱不列颠帝国政治的力量之人及问题————而政治的运动并不中止。
格莱斯顿像
1866——18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格莱斯顿一直担任自由党领袖，他在19世纪后期有关帝国的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坚持“各国权利平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及征服。但其政府却支持扩张英国统治的一些重大活动，如1882年对埃及的占领。
格拉德斯吞的功罪
格拉德斯吞卒时已跻89的耆年。“大老人”（“The Grand Old Man”）之热心致力于爱尔兰的本国自治实为他毕生最非常，最富戏剧性的一部分，但也是成功最少的一部分。如果他于晚年时将自由党的政治及帝国全部的政治留给年事较轻的人来办理，而不自经营，则它们也许可有较自然的发展，但他之异乎常人的活动及他之包揽一切，使友敌两者俱不得不被迫而踏进非出本愿的地位。但如把他的生活当做整个的观察起来，则多数人又当会承认他有改变不列颠国家的机械及不列颠政客的习惯以使适应近代民主状况之大劝，当会承认他之功大于任何其他人之功，而同时他也没有把旧世界最好的标准全部牺牲。他首次内阁时的立法有近代化我们制度的大功。《二次》及《三次改革法》之所以能成立多半亦由于他于判麦斯吞死后之能领导全国的公论。他能不断的诉诸民众，更藉这种陈诉来使新获政权的平民对于国会政府发生兴趣，然而他绝不利用民众的自私心，或投其所好，他只以公理来激发人类的理解能力。他的理解尽可常有不合之处，他也尽可太喜激动民众的道义上的愤慨，但就大体上说起来，他的令民众判决重大公共问题的习惯是一极好的且有好果的则例，而我们之能于公众生活正有变化的时期内有此则例尤为幸事。
萨利斯布里的对外政策
萨利斯布里贵族两次保守党人及自由联合党人所合组的政府适与贸易隆盛时期同时且在二次仆耳人之战[14]以前，也与世界和平的时期同时。大不列颠在此时期中正以能维持“赫赫的隔离”（“splendid isolation”）政策自得；它和大陆诸国的关系颇尽和好的能事。但它们则正在摩拳擦掌地分成两大壁垒————一为德意志，奥大利及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又一为法兰西及俄罗斯的两国同盟————急急备战，各不相下，一若我们今世所遭的世界大破坏已早被料及者。大不列颠固于两大集团都无所属，然一因法人对于我们在亚非两洲的殖民利益常采敌对的态度，再因我们不断的畏惧俄人向阿富汗及印度有恶意之故，萨利斯布里贵族在大体上说起来实对于日耳曼诸国为比较亲善。不过英德两政府一是基于人权及国会制度的而又一是基于俾斯麦所创立的军治及官治的，故它们间的关系总带着多少的不自然；而德意志的新领袖又深深地传袭了俾斯麦对于不列颠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但在威廉帝羡慕不列颠的海军而急起直追以前，德人之厌恶英制尚不足以影响及于不列颠的政策，而德英间的海军竞赛在19世纪末年尚未达危险的程度，故两国间的关系也不至恶化。大陆上的情势既然如是，萨利斯布里因得从容使非洲的问题得有和平的解决。黑洲（Dark Continent）为列强所瓜分后，发展亦极速，因为它们既有近代的交通方法为助，而又有近代的热带医学足以保全开发者的生命。
社会的改良
就国内而论，19世纪的————也是维多利亚朝的————最后20年，无论自由党当权或保守党当权，实为社会及行政改善的时期，而在所谓“市府社会主义”的方面尤有显著的推进。[15]公共浴场及洗濯所，博物院，公共图书馆，公园，花园，隙地，劳工阶级所需的屋地及住宅：凡此种种市府俱以地方税来收买经营。在好些的地方，电车，电灯，煤气，及水厂亦收归市有。除此而外，这20年也为公益事业大有发展的时期，如团卑厅（Toynbee Hall）等一类所谓“逗留所”（“Settlements”）设置极众，且全体阶级都能觉悟到穷民区的“环境”所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英吉利在是时犹算做“全世界最富之国”，更如何能坐视穷民区的存在而不顾？巴涅特教士（Canon Barnett）以科学为依归的耶教灵感；蒲士·查理（Charles Booth）及其赞助者对于伦敦生活所作统计的调查，以及他之合理地鼓吹老年恤金；蒲士·威廉“将军”以救世军来援助人类并发扬宗教的工作；新伦敦市民的爱市主义，以及巴忒西（Battersea）的朋兹·约翰（John Burns）和伦敦郡议会中进步党所提倡的种种活动及事业；卫布·息德尼夫妇（the Sidney Webbs）的调查，及藉以使自由及保守两党及它们的政府逐渐推行社会主义的所谓“费边”（“Fabian”）手段；乔治·亨利（Henry George）的《进步及穷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及海德曼（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所给予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及新使命；职工会活动之自极高等的工人推及于工资极微的低等工人，有如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之所昭示，————凡此种种以及别的许多运动及势力俱足以告诉我们，说社会问题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在开始，而且在未来的世纪中尽可掩盖了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
人世的丕变
除了政客们及社会改革家直觉的行动不计外，工业革命继续不断而且日速一日的进行同时也在沉默地改移社会的积习，旧日品级及信仰的不同日在消除，而捧读圣经，且犹未忘情于昔时农村或市民生活及阶级上下的人民则在变成我们今日所知的城市居民。哈姆兹威司（Harmsworth）的《日日邮报》（Daily Mail）之发达盖可视为社会大变的有力征象；它专以迎合新的半受教育的平民为要务，而和维多利亚朝布尔乔亚所读的报纸不同其趣。
维多利亚的处政方法
到了1901年1月，重要不亚于，而为期且长于乔治三世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之朝卒告结束。女王在位极长，故在她的臣民的心目中，英之君主政体几已成为女性的制度。历经她的长朝————无论在她结婚以前，有夫之时，或夫死以后，无论在她偏向辉格党或偏向保守党的时期内，无论对付她所垂青的大臣或对付政见和她不同而人格和她不近的大臣时————维多利亚牢守着她自己的一种宪政实行而不稍变更。她坚决地要求知道国家大事的进行；她从她过去宏富的经验中找出实例来加以比较；如果她不能同意，她会抗议；如果她的大臣仍坚持己见，则她会放弃。但大臣们并不个个会坚持己见，尤其关于用人及公文的措辞方面。女王的办法因为实行甚久，有60余年之久，故国君在宪法中的地位也得确定，即到了20世纪别的制度多所动摇，动被批评之时，君主之制仍得巍然不动。而且维多利亚的后继者因能对于政党不加歧视之故，更使立宪君主制在新时代中一帆风顺，绝少障碍。
同时，帝国各部的国会既不能如联邦般的结合起来，国君自然的成为帝国一统的惟一象征，惟一联络。于此，女王亦极能显其身手。在她晚年时她极能尽，且极乐于尽印度女皇的，及自由人民大团结之元首的，新位置。1887年及1897年先后举行之登位四旬及五旬纪念，不啻以帝国各部间亲密的团结昭告全世。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生于伦敦。1837年继位成为英国女王。1838年6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由于拥有许多欧洲皇室的皇亲国戚，被人称为“欧洲的祖母”。1876年成为印度女皇。1897年英国为她在位60周年举行庆典，成为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女王。由于这一时期英国迅速地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但“维多利亚时代”却一直延续到1914年“一战”开始。
维多利亚的性情
维多利亚极富于女君应有的本性及尊严，但她的感觉及意识却又十分纯简，故能和一般人民接近。她之为人实和她女性臣民之处卑下地位者无甚异同，所不同者她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女王而已。她不能算是一个华族中人；华族及依附和模仿华族者的娱乐于她犹如浮云。她实是在华族之上，而不是华族中人。从她另一方面的性格看起来，她只是一个简易的妻妇及孀妇，她如僦居于普通的农舍中，她也必能自如无恨。当代知识上及艺术上的潮流所以对于她也不发生关系————除了当亚尔伯特亲王在世时所教给她者以外。她的悲喜比介乎她及平民间之华族的悲喜要易于为平民所领悟。
因此种种政治上的及个人的理由，平民政治的降临竟转和国人对于君主制度的热忱同时发生。虽然君王今又不复直接握有政权，然而热忱的复活究非国人所尝逆料的。
* * *
[1] 译者按，原文为“a fund of enthusiasm”，意即为首相者应头脑冷静，不应过于热烈之意。的士累利此言本为责备格拉德斯吞而发。
[2] 见上第730页。
[3] 译者按，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
[4] 参看上面第581页，582页。关于千八百三十几年及四十几年中的教社史，读Church副主教的The Oxford Movement，及W. L. Mathieson的English Church Reform，1815——1840。
[5] 译者按，当作寡欲之意解。
[6] 屈勒味林·查理爵士对这两种运动都尝有极大的首倡之功。他曾经服务于印度及英吉利为文官。（译者按，此人即著者的祖父）
[7] 译者按，英吉利的Board极难译。本书中把一人独为首领的行政机关如Secretariat及Ministry等译为部，但Board则为委员（Lords Commissioners）制度，而又不能和委员团（Commission）或委员会（Committee）相同，故译成委员部。
[8] 下段写得很好：“19世纪并没有攻击美丽。它仅不过把它践踏于足下，结果我们的平民群社于诞生时即有萎缩之形，而要恢复那个自铜器时代以迄工业革命将它暂时毁坏时向为开化人民的特征之一的审美观念或形体美之爱亦正非易易。”————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4年4月25日。
[9] 译者按，home rule普通作地方自治，但此处作本国自治以示特指爱尔兰之意。
[10] 本时期中不列颠政治的变动在Ostrogorski的Deni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上册中有冷静严刻的解释。
[11] 见上第722页。在1881年业农的人口占全体约12%，在1921年已跌至7%。
[12] 见上第745页。
[13] 译者按，即洪杨之乱时的常胜将军戈登。
[14] 见上第746页。
[15] 在1888年保守党大臣立契（Ritchie）通过他的《郡议会法》。这个法律不但设立了民选的机关以治理各郡，更把人口超过5万以上的市镇俱划做所谓“郡市”（County Boroughs）而扩张其自治的权限。此外，它又设立了伦敦郡议会以治理全部的伦敦，只旧日的“伦敦城”不在新设议会的权力之内。
格拉德斯吞和自由主义
美洲内战中北方之获胜及判麦斯吞之谢世两者汇合起来发了一个信号，叫英吉利的政治再开始向前猛进。新的过渡时期中的领袖为格拉德斯吞。他为时代的政治精神之具形，而它的诚恳，它的乐观，它的信托人性，及使它的理想主义不徒成空言之立法及行政细节的勤慎将事在他而都实现于形体。格拉德斯吞完成了辉格旧党变成自由新党的手续，且藉了他首次且最伟大的1868——1874年内阁的立法，补足了久已到期的制度变更。判麦斯吞领袖自由党的特殊职务在领导社会的进步，但判麦斯吞的领袖却迟延了党的活动。今则改革之来有如怒潮的澎湃，惟抵抗之力不大，故暴烈之事并未发生。
的士累利的开通
操纵贵族院否决立法之权的保守党在同时候亦落于明达者之手中。的士累利于1688年尝写给女王道，英吉利首相“永不宜有”“热烈的素养”，[1]他之此言诚不仅对于格拉德斯吞一人而言，即他自己为首相时也何尝不受此言的拘束？但他也尽可加上一句，尽可说反对党的领袖也不宜有“热烈的素养”。无论如何，保守党首领多问善疑，明于观察的保守党首领本人确宜于“教育他的政党”的工作，甚且宜于亲自主持进步事业的工作。但没有格拉德斯吞比较热情的性格，则1868——1874年的立法大功仍是不易有的。
密尔
站在过渡时期的政治家之后方者又有政治哲学家密尔·约翰·斯图亚特。他的著作于千八百六十几年及七十几年时对于有教育者的意见有极大的影响。他把边沁的功利主义大加刷新，而一洗其狭窄的放任主义的色彩。他宣讲他完全民治的主义，他以为男女人人应有参加中央及地方选举的权利。但密尔也知道宜于民主机械的工作有它的限制，所以他愿有专家主持的行政各部来领导平民，并供给政客们以专门的知识。他说，“权力可以分于各地，但知识为得用起见务须集中在中央”。槐特和尔吏员的专家行政和丹宁街政客及全国选民的政治行动，两者之互相衔接，互相辅助，实为密尔好政府主义中的重要部分。这种思想在科柏特的旧式激烈主义及纯粹的放任学说中并无存在。
他在《妇女的压制》（The Subjugation of Women）中所提倡的女权，虽则在当日未能遽使妇女取得选权，然有促进世人尊重妇女的个人自由及相信妇女教育的重要之功，所以在维多利亚的后期，妇女教育有一日千里式的空前发达。妇女在我们今日的社会中所得的地位实不能不归功于密尔及奈亭给尔·佛罗稜斯。[2]
密尔像
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为英国近代史上边沁之后最重要的功利主义者。哲学家、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主义法学家。主要著作有《论自由》等。
牛津运动
密勒的《自由论》[3]（On Liberty）是站在思想及讨论自由方面的一种请愿，因为这种自由当时虽为法律所不禁，而为习俗限制得极严。新兴的一代即浸润于这个信条，而且他们所享的自由也不限于政治。当时也是达尔文惊人的进化解释引起首次彻底讨论的时代。《族类的原始》（The Origin of Species）和《自由论》出版于同年————1859年。剑桥于是时亦正在开始自然科学的荣誉考试。溥西，岐布尔及纽盟（Pusey，Keble，Newman）————未依罗马以前的纽盟————在牛津发轫的“运动”也走出黉舍的旧家而和教社及国中精力的其他新鲜来源相会，有时且相融合。毛里士·腓特烈·得尼孙及金斯黎·查理（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Charles Kingsley）的所谓“耶教社会主义”把教社对于民主政治及工业革命所产生出来的社会问题之关系也完全改易。经过了达尔文学说的争论，并凭藉了历史方法和知识的发展，昭厄特，斯坦利及科楞索（Jowett，Stanley，Golenso）一派的近代派神学也得到了容忍及重要。教社于它本身以内盖在开始包含着可和外界各种互争的潮流相呼应的分子，而不复只是专和某一种潮流抗争的狭窄团体。沿好几种的方向，智识都有迈力的增进————而诚恳的增进更甚。国内及海外传教士的精力都似得了新生命似的。新西兰初殖民时主教塞尔文（Selwyn）具有一种圣徒的及民主的精神，即祖国的教社也深受其影响。教社僧侣于其和世俗人的关系中之功罪和在随随便便的18世纪中之功罪截然不同。[4]
达尔文像
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
教社的改良
教社租税分配不均的积弊已经为比耳及辉格党人，及他们于《首次改革法》后所委派的宗教委员团（Ecclesiastical Commissioners）所改良。所以在种种方面，教社确新有了可以抵御因1867年选权之更有扩充而发生的任何攻击之预备。无疑的，它所享特权中之多种，尤其在大学中者，势非放弃不可。但国教的抵抗力确比1832年坚忍热心的教社中人连《首次改革法》也视为将引起废除国教及停止捐建而加以反对时之抵抗力为坚强而又富于弹性。
职工会及合作社
要列举千八百六十几年中许多别的智识生活及社会改革的运动将未免过于冗长。就其最重要者而言，一为精巧工艺的工人，尤其是工程业的工人之组织极大的职工会，又一为合作运动的发达。此项运动既可训练巨数的工人使习于业务的好习，俭德及互助，复能使他们脱离肆主的剥削，并给他们以影响国家生活的一种力量。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内阁
《二次改革法》所提升的阶级，于1868年初次行使他们的选权时，大大的增加了格拉德斯吞所领导的政党中之激烈成分，而他也因得有极大的多数供他趋使。他的首次内阁实是英吉利史中第一次堪称自由党而不复是辉格党的内阁。在1868年时，保守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暂处于停止的状态中。这种状态当然不会长久存在，但格拉德斯吞在他一生最伟大的6年中颇能充分利用它来予我们以近代的事业及革新的制度。如果没有这种事业制度，则我国将无应付日后社会及帝国问题之充分准备。在那些年中，大学广开了它们的门户以欢迎信任何宗教之人，全国初等教育的制度首告成立，陆军的改革有了起点，员吏之公开考试推及于文职的全部，《投票法》通过于国会，而和解爱尔兰的政策亦有了起首的步骤。
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1845——1846年的爱尔兰因番薯无收而发生的奇荒使爱尔兰人有大批移往合众国及不列颠殖民地之举，驯至到了19世纪之末，人口本嫌过密之岛的住民，已由800万跌落到450万，即极高的生产率亦于数无变。但凶年后之20余年内，政府对于爱尔兰农民所受于英吉利地主的冤抑仍若熟视无睹，不作丝毫的救济。地主按照年代已久的爱尔兰习惯，得以厚敛田租，更得驱逐佃户，但他自己则并不投任何之资于土地，并不力求改善土地，他只让小耕农自己去起造他的茅舍，并设备农庄一切应有之物。这个制度本和在英吉利的大不相同，而利用它来榨取爱尔兰人的地主既和佃户不同种族及宗教，又常常住在邻岛而坐享他的经理人取自耕种爱尔兰土地者之手的入款。
爱尔兰的土地问题
爱尔兰凯里郡遭到驱逐的佃农正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房屋被烧毁。在1879年至1881年爱尔兰土地战争期间，佃农与日益提高地租，以及在农业萧条后出现的驱逐佃农现象进行斗争，并最终说服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在1881年的爱尔兰土地法案中满足他们的要求。
凶年后的20年中，塞尔特的爱尔兰因衰疲过分，故没有激动的能力。但美洲及殖民地中爱尔兰移民所获比较可观的财富，以及他们有组织的恨英运动，不久即对于祖国发生影响。美洲内战终结后所发生的飞尼运动，使英人很不舒服地忆及爱尔兰问题之仅被忽视，而并没有解决。
格拉德斯吞为政治家中能认真地谋和解爱尔兰者之第一人。他1870年的《爱尔兰土地法》固然所成极少，但它为英吉利人对于土地问题首次的正式承认，且11年而后他更以法律来规定公平的田租及租期的保障。土地问题历久未能解决，在土地协会（Land League）之时更有抵制及农业罪恶来大凑热闹，而其最后的解决尚须有待于保守党政府之将英吉利地主在爱尔兰所有的土地悉数收买，但当格拉德斯吞首次的政府时，除了格拉德斯吞本人以外，英吉利人民之能基本认识它（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及它和英吉利土地问题间之根本不同者极少其人。好多的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同样的不欲干涉“自由契约”，因为他们尚以为爱尔兰的地主及佃户之间真有自由契约之存在者。
爱尔兰的宗教问题
宗教问题则比土地问题要易于解决。深为密尔的哲学所训练的智识阶级，及已于《二次改革法》中获得真实的解放之违教徒皆能认真地奉宗教平等为他们的圭臬。他们共戴的领袖格拉德斯吞本是新派的一个高教社派，在他的头脑中牛津的宗教原则已能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融而为一；他的教国的见解已不是他在30年前于他所著而经马考雷批述过的一本书中所说。所以，如果宗教的平等可以和解爱尔兰的话，则那个和解的工作在1869年时已可着手，而且真的实现。爱尔兰抗议国教之废除及部分的停止捐建格拉德斯吞能以练达的手腕及同情的态度来完成，而且他之为热心的教社中人（Churchman）在谈判进行时也予了他以不少的方便。贵族院及主教所取的态度本已和他们先人在千八百三十几年中对于教社问题所取者截然不同，所以于法案经过贵族院时也只斤斤于条件之争，而始终不作根本的反对。
大学的开放及增设
格拉德斯吞为自由党的教社中人，而又为违教徒及学界中拥护宗教平等之人的领袖；他这两种资格于纯粹英吉利的大学及教育两问题之解决也有极重要的助力。以国会法律来改革牛津剑桥之举本早已愆期，但到了千八百五十几年时始经格拉德斯吞能干的处理而有首次大学委员团的设置。委员团虽可开始研究，而教社之垄断大学则尚未至取消的时期。要等《二次改革法》及1868年的总选以后，准许信仰，或竟不信，任何宗教之人候补各书院的生员或大学职位的法律始获成立。伦敦及达剌谟两大学先此已经设立，在19世纪末年及20世纪初年中英吉利及威尔士的各处更有别的学院及大学诞生。至于苏格兰则早有不少数目的大学存在。
教育的改进
大学教育不复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后，中等教育亦渐次改良，且及时推广。亚诺尔德·马太（Matthew Arnold）尝一度言之过甚地宣称为欧洲最落伍之英吉利中等阶级的教育状态到了19世纪末年盖已大有改进。教育及文化渐次普及于中等阶级后，体育及知识取乐以外的取乐亦愈有同样速度的发展。19世纪初叶勤劳的商人社会的清教主义[5]越是为式样繁多的生活新标准所代兴，则各阶级之要求闲暇及娱乐亦越是年甚于一年，虽则我们应声明，新的生活标准并非个个是胜过旧标准的一种改进。
初等教育亦因福斯忒·威廉·爱德华的《教育法》而有全国通行的制度。凡没有学校的地方，即应设立一个受民选学校委员部（School Board）监督的学校，在这个公立的学校中，不分教派的宗教课程是可以有的。凡已有学校的区域中，那些“自费设立”的学校仍可继续存在，它们大多数都有的宗教性质亦继续没有侵害。为责令其维持相当的标准起见，度支部且给以相当的补助费。增加的补助费令违教徒大失所望，因为如此一来，他们在农村区域中的儿童仍须就学于这种教会学校，而无所逃避。但此法之所以能通过上院者正因其对于这点有了妥协。如果它（法律）引起党内一部分的不满而对于自由党为有害，它却对于全国为功臣。它终究给了英吉利以一种能读能写的人民，它给了贫民区域中无数失养的儿童以一种训练及纪律，它也发动了此后半世纪中伟大的教育进步。
陆军的改良
格拉德斯吞的首次政府也开始了久已愆期的陆军改革，并创立了和半岛及克里米亚时的组织截然不同的近代军事制度。陆相卡德威尔之名应和这些改革共垂不朽。和他处于反对地位者有女王堂兄剑桥公爵（Duke of Cambridge）所领袖的一班老年将校的成见及已定利益。但政府仍能通过若干极重要的改革。它废除了双层管理之制，它把近卫骑军置于陆军部的管理之下，换言之，即总司令须受陆军大臣的指挥。它也废除了购买委任状的制度，由是而家道不丰者也不致因无钱而有不获擢升之苦。它创立了短期的应募制度，由是而我国首次得有正当的预备军。凡此种种更改使日后作战的效率得以大增，此点我们盖可于武尔兹力·加涅特爵士（Sir Garnet Wolseley）在亚洲及非洲攻打有色种族的诸役中觇之。第二次仆耳人之战的较不舒服的教训予我们以继续改革的激励，于是我们得于1914年有一富有实力的远征军及领地军（territorial army）。
员吏制度的改良
引起废除陆军中买官制的一套意思也引起了公开竞争考试以取录员吏之制。此制经格拉德斯吞1870年的立法而达于完全。[6]
经过了6年的活动而后，格拉德斯吞首次的内阁已完成了它的使命：阁员诚如的士累利“一列爆发已尽的火山”之适当比喻。他自己尝很机敏地让他们的溶石喷出，而贵族院则也不阻止他们政策之成为事实。全国所尝期望他们的工作本已大体完成，故一个自然的保守反动亦于1874年的总选中开展出来。
的士累利的内阁
于是的士累利便于他70岁时首膺首相的大任。他的政府的工作，无论于内政或外交方面，都留着了他自己的思想之印象。
的士累利的内政
于内政方面他极欲表示新的保守主义和社会改良的关连，及和劳工阶级亲善的关连。他和他能干的内相克洛斯·理查（Richard Cross）两人以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及《工人住所法》来和贫民区及不卫生的情形宣战。这种设施以及格拉德斯吞于1870年所设立以和地方机关日常增加的活动合作之地方政府委员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7]的继续工作实为末减社会痛苦的势力。不幸坏的建筑及坏的城市设计在过去100年中已有长期的发达，所以它们也从未能为较好的建筑及设计所赶上，所代谢。
改良建筑及设计固难，而限止丑陋及单调之日日蔓延扩张，之时时在毁坏前工业世界的美丽及多样更难。诚然，国家愈是繁荣，愈是进步，则那个永不停的丑化工作也进行愈速。人类一有机器为工具后便不能不把美丽糟蹋，无论他所做者为何种工作。[8]
的士累利也解决了职工运动的问题于一时。职工会运动本来时时发生问题，无时或辍，但的士累利此次适在问题极紧急时有所解决，故为功更大。1867年，半因管理比较不善的职工会中的几个于瑟斐尔德（Sheffield）及别地方有犯罪的暴行之故，法院的一个判决似乎剥削了全体职工会自1824——1825年立法以来所一直享有的自由。因此职工会便有很持久的激动，它们的立场且得休兹·托姆及哈礼孙·腓特烈（Tom Hughes，Frederick Harrison）的赞助及拥护。劳工者于1868年本投了格拉德斯吞之票，然而他们关于此事实未尝从新政府获得满意，故职工会的一般会员莫不极为失望。的士累利则于1875年通过了《雇主及工人法》，而此问题于多年中亦暂得满意的解决。
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通航首日
1875年被认为是英国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分水岭，这一年迪斯累利领导的英国政府从负债累累的埃及统治者手中买入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英国从此巩固了这条对英国和印度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的运河的控制权。
的士累利的对外政策
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士累利使他所领导的政党复成为力主维持不列颠的民族利益者。保守党和民族利益间的关连自滑铁卢以来本并不十分看得出来。自《维也纳和约》以后，昔尝大有功于那个欧洲解决的托立党或保守党，有时比判麦斯吞及其徒党更要笃好和平，因为辉格党及激烈派对于1815年的解决并不若何尊敬，而对于大陆上愿欲推翻它的民族或政党转表同情。殖民地也不能使保守党人比可以达刺谟贵族自夸的敌党发生较大的兴趣。在1852年的士累利自己尝以“横加我们颈项的磨石”比“这些废物似的殖民地”。但他对于新状况锐敏的认识使他的眼光一变，故他于老年时转力求新获选权的不列颠平民之能以帝国自骄，而能对“有精神的外交政策”发生兴趣。固然，人民对于殖民地的兴趣犹在萌芽时期，须在下一代中，在张伯伦·约瑟夫的领袖之下，始充分发展。的士累利主要的用武之地为近东。他之为英吉利购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开始了我们和埃及的关系，这个关系于他死后之不多年内且产生极重大的发展。在1876——1878年时，他和格拉德斯吞于他们愤怒而雄伟的争论中，又激起国人对于巴尔干战事及屠杀的剧烈情感；如果没有这两位天才的宣传，则这种战事及屠杀将仅似鸢鸦之斗争于远方，而与英吉利绝对无关。
近东问题
的士累利，即今之比康斯斐尔德贵族（Lord Beaconsfield）以不列颠政府的力量来助欧洲土耳其之阻挡俄势前进；而退居于反对党的格拉德斯吞则大声呼斥土耳其“在布尔加利亚的凶残”，而使一半不列颠人的公论俨成为东方被压迫耶教民族的最大救星。当时的情势甚为奇怪，而于内部分裂的我国危险滋多。幸而俄土间的冲突得《柏林条约》而告一结束，而俄罗斯和不列颠间的战事可不致发生。这即所谓的士累利的“荣誉的和平”。他确实已使英吉利于欧洲国际间的地位重又重要起来，而使人不得不尊重它的意见。但土耳其之重获统治已解放的马其顿人（Macedonians），且重又统治了30年之久，究竟是否为英吉利之所应要求，则至今仍是一个疑问。好些熟知巴尔干情形之人则深以的士累利之未能于《柏林条约》中坚主为马基顿人置一耶教治理者，而保障它的政府之有道为遗憾，即使他们（熟知者）能赞同的士累利反对以它划入新兴的布尔加利亚之理由。他们所提的办法如获实现，则20世纪巴尔干斗鸡场中种族相仇之可少凶烈些亦正是意中事。
托立的民主政治
1880年的总选推倒了的士累利的政府，次年他亦于退休生活中逝世。他尝变易了保守党的性质，而使之能自存于民主的新世界中：他要上等阶级诚实地接受国内已变的状况，要他们不再因特权的失却而坐在家中发气，要他们走入通衢大道，以爱国的热忱及帝国的利益来博得民众的归从。下10年中格拉德斯吞在南非及埃及的错误，以及他的本国自治[9]的提案皆足以替这样的一种宣传供给极好的材料。上等阶级以全国共同的利益为立场而诉诸下等阶级以求赞助的原则，于的士累利死后，更表现于为纪念他而设的樱草协会（Primrose League）及保守党人满遍全国的会社（Clubs，Associations）。在1880初年中，“托立民主政治”的意思更从丘吉尔·蓝多尔夫贵族（Lord Randolph Churchill）陨星似的短期生涯中得到一极大的激励。
民主的政党机械
同时候，激烈派领袖张伯伦·约瑟夫亦正在凭其毅力而将各地方的自由会（Liberal Associations），————即被谥为“考刻司”（“Caucus”）者————联合起来而成为全国自由联合会（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他在柏明罕地方本有极大的个人权力，该地的“考刻司”也曾有显著的成功，今则地方的组织且成为全国各处所效法。自由党固这样，即保守党也是这样。陈诉于民众及细密的机械组织成为今后政党选举方法及政治策略中不可或少之物。旧式的腐化及旧式的引诱正在为新式的腐化及新式的引诱所替代，但新式的理想主义及新式的矢忠于公务之心也有勃起。近代组织的完密及政党宣传的周到至少有一好处，它们至少能使大不列颠的国会政府不会发生因民众对于选举及政治缺乏兴趣而起之失败。而且主义的真正不同，阶级的利害冲突，及本国自治等大问题之存在，使组织极完密的两党亦不至仅为争权夺利的工具，它们究是有所分而分的政党。[10]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内阁
格拉德斯吞的二次内阁并无首次那样的赫赫有功。自由党在1880年时和在1868年时有别，在前时它有它自己一定的政治哲学，及全党一致赞同的政纲，但此时则两者都是不存。它之所以能于此时当权，一因国人已深厌的士累利的极端爱国主义，再因他们有一种含混的民主企求，他们以为自由党上台则那种企求或可实现，虽则他们自己尚不自知其所企求者究为何物，也没有产生一种有系统之社会改革的政策出来。但它一上台而后，它立即遇到爱尔兰，埃及及南非等等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且在1880年时自由党人对于这些问题的隔膜及不关心复无别于一般的英吉利人。格拉德斯吞本人固然通晓爱尔兰之事，而且也极关心，他1881年保障租期及禁止苛重田租的《土地法》也总算是一大改良，但《土地法》并不能解决土地问题，更不能使土地的改进运动及本国自治的政治要求分而为二，不相联属。如果这两个问题能各有各的解决，则解决自较容易，但此时帕纳尔（Parnell）正把它们混为一谈，且正在用“阻挠”的新战术以促起不列颠众议院的注意。
三次改革法及农村改良
自由党政府的主要成绩为《三次改革法》的成立。住户选权扩充及于农村选举区后，农业工人及矿工也得了选权。在此以前他们的生活状态太不为世人所注意。阿赤·约瑟夫（Joseph Arch）虽于上10年内尝企图为农业工人组织职工会，然终因缺乏政治实力而失败。农业工人即在繁荣的年头也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到了1870年后几年美洲运入的农产激增[11]而农业有不景气的现象时，则他的遭遇更坏。他于1884年得了选权以后，他的境况亦渐渐地稍有改良，而经济及社会的情形亦不能再坐视他之沉沦无援，但他的境况改良之时，乡村的户口盖已被向城市的“农村流徙”所席卷而空。19世纪农村英吉利的社会史在种种方面看起来诚是一个灾难不绝的编年纪。
农村的地方自治
农村工人获得选权后，四乡务区不久也有了民选的地方自治政府。在此以前他们不但受委任的治安法官的裁判，且也受他们的治理。保守党政府于1888年设立了民选的郡议会；到了1894年自由党政府又佐之以都市区及农村区的区议会，及牧区的牧区议会，于是农村民治的机械遂告完成。司法及准许开设酒馆之权固仍寄于治安法官之手，但行政大权则由此移转于民选的团体。
埃及
格拉德斯吞政府首几月内因忽视了南非问题，致有马朱巴惨剧的发生。[12]埃及问题则于其初起时颇属顺利。欧洲诸国在埃及本有很大的财政利益及侨民关系，所以土耳其人及埃及人自己的政府解体后，方于忒尔·哀尔·刻俾耳（Tel-el-Kebir）战胜阿拉比（Arabi）的武尔兹力将军即率不列颠军队而把埃及占领。在此以前法人在埃及的势力本比英人的为盛，但当此重要关头，法人忽拒绝参加占领的事业，而不列颠独理埃及的局面于以开始。贝灵·厄味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即克洛麦贵族（Lord Cromer），虽名为埃及君（Khedive）的外臣，实不啻是真正的统治者；在他的治理之下，尼罗河流域繁荣甚速，而埃及农民的物质生活亦得益良多。法人对于我们在埃及所有的权力极形妒视，所以不快的事变及冲突亦层见叠起，直到1904年兰兹丹贵族（Lord Lansdowne）和法订立协议将埃及及其他悬案扫数解决后，形势始有变更。
版画
这幅1884年的版画描绘了埃及驻军准备守卫在苏丹境内的一个要塞，以抵御逼近的马赫迪军队。1882年英国成为埃及的保护国。从奥斯曼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埃及对苏丹的统治，在当时受到宗教领袖马赫迪领导的起义的冲击。马赫迪死于1885年。1898年他的后继者哈里发被英军击败。
苏丹
苏丹（Sudan）问题和埃及有连带的关系，而格拉德斯吞政府所因以倒者即苏丹问题。尼罗河的下游虽浸润于古埃及的文明，它的上游则仍为野蛮的苏丹部落之所居。是时他们正在马第派人（Mahdists）的势力之下，既为非洲内地的掠奴中心，而又时刻足以危害埃及。任何统治埃及之人，或任何关心于全非利益的国家，势不能坐视苏丹之沉沦于祸海而不加援手。但解决苏丹的时机尚未到临。埃及的秩序先得建设起来，而它的财政军事纳入轨道。
在苏丹的埃及戍军固然必须退出，但于退兵的进程则格拉德斯吞政府深有失计之处。政府受了斯忒德·威廉（William Stead，即近代炫煽式的报纸之鼻祖）的督促，竟付戈登·查理（Charles Gordon）[13]以撤退戍军的大任。但这位英雄虽什么兵役都可胜任，却不配当引退之责，所以他非但没有能把大军安全的自苏丹撤退，他自己反被马第派人紧紧围困于喀土穆（Khartoum），而和外界不通消息。不列颠政府亦不能及早派遣解围的援军，及至援军开到之日，则戈登已丧亡，而格拉德斯吞在国内的威望亦随而丧亡大部。但在非洲则戈登的失利并不产生同样大的影响。苏丹之撤兵在当时为必要的一着，无论何人皆非有此一着不可。要等到克洛麦贵族在埃及的基础工作完全成功，萨利斯布里贵族的政府才能命吉青纳将军统率不列颠及埃及的大军而将苏丹征服。
爱尔兰本国自治党
在1885年的总选举中自由党在城市中大是失败，戈登及喀土穆则为失败的主因。但新获选权的农业工人则饮水思源而投自由党之票，且希望自由党能替他取得生活状况的真正改善。因是之故，萨利斯布里贵族并不能得到判明的保守党多数来统治国家。结果韦斯敏斯忒的均势权入于一位祖先虽是盎格鲁·萨克森而本身却把不列颠的自由及托立党人一体仇恨的一位怪杰之手。本国自治党在不列颠新国会中占有85议席，而帕纳尔 ·查理·斯条亚（Charles Stewart Parnell）则为无上的党魁，党纪森然，而他的号令亦无敢或违。自是而后，1801年的《联合法》保留着一日，则爱尔兰的问题亦一日的成为左右不列颠政治的势力，而不列颠政治家再不能置若罔闻。此后的政治形势和19世纪初叶及中叶爱尔兰议员分隶不列颠两大党时的形势完全不同。或者两大党联合起来以共抗帕纳尔，或则两者之一须和他联合战线以抵御另一的政党，但再不能如前之互相争雄，而不管爱尔兰的问题。格拉德斯吞则觉得有和帕纳尔妥协的必要，他于1886年且提出首次的《本国自治法案》。
反英示威游行
在1882年人身保护令状（Habeas Corpus）中止后出现的社会动荡期间，都柏林的菲尼克斯公园广场相继发生了反英示威游行。尽管爱尔兰逮捕了一些反英的政治活动家，但两名英国大臣仍然在都柏林遭暗杀。
爱尔兰本国自治
以后此的事变来观察当时的情势起来，我们今世的人中一定有许多会以格拉德斯吞的决定为当然的，不容疑问的，并且会热望爱尔兰自治的问题于当时即能和平的解决，而不必待至1921年，待至无数惨事已发之后。但格拉德斯吞的行动究竟促进了爱尔兰和不列颠的亲善呢？还是延缓了那个亲善呢？我们殊不易确答。本国自治本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常人本应加以郑重的考虑；故格拉德斯吞态度转变的骤突适足以启民众的惶惑及愤激，自由党亦卒因本国自治的问题而致破裂，且历20年而势力大衰，而保守主义则和爱尔兰联合主义混为一谈而抹杀问题的真相。尤其甚者，格拉德斯吞之承认帕纳尔抗议教的厄尔斯忒应为自治的爱尔兰之一部之主张尤为策略上的大误。欲把厄尔斯忒和公教的爱尔兰合为单一的政治区域是绝不可能之事，无论从种族或从政治方面看起来。
保守党于1885的选举时本在吸收爱尔兰的票子，而且也不无成功之可言。但它今则利用格拉德斯吞和帕纳尔间所成立的盟约来当做唤起不列颠民族感情的良机。本国自治和喀土穆同被看做有忽视民族利益的意义。19世纪末年方张之帝国主义的情感拒绝承认爱尔兰的本国自治为帝国新信条的必要部分，虽则海外的自治地中尽不乏赞成爱尔兰自治的公论本国自治的争点所引起的剧烈情感本已横决于一时，又加之以如1887年《泰晤士报》公布假造的“帕纳尔”通信等等的不幸事；在此酣争的政情之下，各党相互协议以求合理解决之可能性自然也无从存在。然而除了各党协议的处置外又实无其他可以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办法。
在1886年的总选举中，民众对于格拉德斯吞及本国自治的反感极浓，所以保守党能得到独立的多数，即格拉德斯吞派自由党及爱尔兰国民党的联合势力也望尘莫及。自此而后，保守党遂有一期强有力的政府，萨利斯布里贵族则为其主持者，而自由联合党人（Liberal Unionists），尤其是张伯伦·约瑟夫，则为其同盟者，后者更成为倡导新的帝国主义的健将。自1886年以迄仆耳人之战之后，不列颠遂一直在这个结合的手掌之中，其中只有三年是例外。在此三年中格拉德斯吞所领导的自由党人及爱尔兰人又以34人的多数将《本国自治法案》通过于众院，但贵族院则加以拒绝，而于1895年的选举中贵族院的行动又得到了人民的批准。这个胜利使保守党领袖想到上院在近代政治中可有一种新的大的，而为谨慎的比耳及的士累利所不敢想到的职务。结果则在下世纪中自由党当权时贵族院常有阻挠下院的立法之举，所以两院间不久即发生一极严重的宪法争端，自1832年以来本已不再发生的冲突。
选民于1895年总选举时将本国自治否决后，爱尔兰问题即有多年的沉寂。保守党政府前此本尝赖高压力以统治爱尔兰，但今则得以从容养成一种“以仁慈来消灭本国自治”的政策。他们一方加增爱尔兰的地方自治，一方则收买英吉利地主的田地；因此爱尔兰的土地问题卒获结束————至少也回到了克伦威尔时的旧制。但在政治方面，则爱尔兰人本国自治的要求，甚或更甚于此的要求，初未末减到了20世纪时，爱尔兰塞尔特人的心胸中已充满了自主自治的民族思想，所以帕纳尔尽可塌倒死亡，土地问题尽可解决————首先给爱尔兰以扰乱不列颠帝国政治的力量之人及问题————而政治的运动并不中止。
格莱斯顿像
1866——1893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格莱斯顿一直担任自由党领袖，他在19世纪后期有关帝国的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坚持“各国权利平等”，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及征服。但其政府却支持扩张英国统治的一些重大活动，如1882年对埃及的占领。
格拉德斯吞的功罪
格拉德斯吞卒时已跻89的耆年。“大老人”（“The Grand Old Man”）之热心致力于爱尔兰的本国自治实为他毕生最非常，最富戏剧性的一部分，但也是成功最少的一部分。如果他于晚年时将自由党的政治及帝国全部的政治留给年事较轻的人来办理，而不自经营，则它们也许可有较自然的发展，但他之异乎常人的活动及他之包揽一切，使友敌两者俱不得不被迫而踏进非出本愿的地位。但如把他的生活当做整个的观察起来，则多数人又当会承认他有改变不列颠国家的机械及不列颠政客的习惯以使适应近代民主状况之大劝，当会承认他之功大于任何其他人之功，而同时他也没有把旧世界最好的标准全部牺牲。他首次内阁时的立法有近代化我们制度的大功。《二次》及《三次改革法》之所以能成立多半亦由于他于判麦斯吞死后之能领导全国的公论。他能不断的诉诸民众，更藉这种陈诉来使新获政权的平民对于国会政府发生兴趣，然而他绝不利用民众的自私心，或投其所好，他只以公理来激发人类的理解能力。他的理解尽可常有不合之处，他也尽可太喜激动民众的道义上的愤慨，但就大体上说起来，他的令民众判决重大公共问题的习惯是一极好的且有好果的则例，而我们之能于公众生活正有变化的时期内有此则例尤为幸事。
萨利斯布里的对外政策
萨利斯布里贵族两次保守党人及自由联合党人所合组的政府适与贸易隆盛时期同时且在二次仆耳人之战[14]以前，也与世界和平的时期同时。大不列颠在此时期中正以能维持“赫赫的隔离”（“splendid isolation”）政策自得；它和大陆诸国的关系颇尽和好的能事。但它们则正在摩拳擦掌地分成两大壁垒————一为德意志，奥大利及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又一为法兰西及俄罗斯的两国同盟————急急备战，各不相下，一若我们今世所遭的世界大破坏已早被料及者。大不列颠固于两大集团都无所属，然一因法人对于我们在亚非两洲的殖民利益常采敌对的态度，再因我们不断的畏惧俄人向阿富汗及印度有恶意之故，萨利斯布里贵族在大体上说起来实对于日耳曼诸国为比较亲善。不过英德两政府一是基于人权及国会制度的而又一是基于俾斯麦所创立的军治及官治的，故它们间的关系总带着多少的不自然；而德意志的新领袖又深深地传袭了俾斯麦对于不列颠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但在威廉帝羡慕不列颠的海军而急起直追以前，德人之厌恶英制尚不足以影响及于不列颠的政策，而德英间的海军竞赛在19世纪末年尚未达危险的程度，故两国间的关系也不至恶化。大陆上的情势既然如是，萨利斯布里因得从容使非洲的问题得有和平的解决。黑洲（Dark Continent）为列强所瓜分后，发展亦极速，因为它们既有近代的交通方法为助，而又有近代的热带医学足以保全开发者的生命。
社会的改良
就国内而论，19世纪的————也是维多利亚朝的————最后20年，无论自由党当权或保守党当权，实为社会及行政改善的时期，而在所谓“市府社会主义”的方面尤有显著的推进。[15]公共浴场及洗濯所，博物院，公共图书馆，公园，花园，隙地，劳工阶级所需的屋地及住宅：凡此种种市府俱以地方税来收买经营。在好些的地方，电车，电灯，煤气，及水厂亦收归市有。除此而外，这20年也为公益事业大有发展的时期，如团卑厅（Toynbee Hall）等一类所谓“逗留所”（“Settlements”）设置极众，且全体阶级都能觉悟到穷民区的“环境”所能发生的不好影响。英吉利在是时犹算做“全世界最富之国”，更如何能坐视穷民区的存在而不顾？巴涅特教士（Canon Barnett）以科学为依归的耶教灵感；蒲士·查理（Charles Booth）及其赞助者对于伦敦生活所作统计的调查，以及他之合理地鼓吹老年恤金；蒲士·威廉“将军”以救世军来援助人类并发扬宗教的工作；新伦敦市民的爱市主义，以及巴忒西（Battersea）的朋兹·约翰（John Burns）和伦敦郡议会中进步党所提倡的种种活动及事业；卫布·息德尼夫妇（the Sidney Webbs）的调查，及藉以使自由及保守两党及它们的政府逐渐推行社会主义的所谓“费边”（“Fabian”）手段；乔治·亨利（Henry George）的《进步及穷困》（Progress and Poverty）及海德曼（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所给予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及新使命；职工会活动之自极高等的工人推及于工资极微的低等工人，有如1889年码头工人罢工之所昭示，————凡此种种以及别的许多运动及势力俱足以告诉我们，说社会问题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在开始，而且在未来的世纪中尽可掩盖了政治生活的其他方面。
人世的丕变
除了政客们及社会改革家直觉的行动不计外，工业革命继续不断而且日速一日的进行同时也在沉默地改移社会的积习，旧日品级及信仰的不同日在消除，而捧读圣经，且犹未忘情于昔时农村或市民生活及阶级上下的人民则在变成我们今日所知的城市居民。哈姆兹威司（Harmsworth）的《日日邮报》（Daily Mail）之发达盖可视为社会大变的有力征象；它专以迎合新的半受教育的平民为要务，而和维多利亚朝布尔乔亚所读的报纸不同其趣。
维多利亚的处政方法
到了1901年1月，重要不亚于，而为期且长于乔治三世之朝的维多利亚女王之朝卒告结束。女王在位极长，故在她的臣民的心目中，英之君主政体几已成为女性的制度。历经她的长朝————无论在她结婚以前，有夫之时，或夫死以后，无论在她偏向辉格党或偏向保守党的时期内，无论对付她所垂青的大臣或对付政见和她不同而人格和她不近的大臣时————维多利亚牢守着她自己的一种宪政实行而不稍变更。她坚决地要求知道国家大事的进行；她从她过去宏富的经验中找出实例来加以比较；如果她不能同意，她会抗议；如果她的大臣仍坚持己见，则她会放弃。但大臣们并不个个会坚持己见，尤其关于用人及公文的措辞方面。女王的办法因为实行甚久，有60余年之久，故国君在宪法中的地位也得确定，即到了20世纪别的制度多所动摇，动被批评之时，君主之制仍得巍然不动。而且维多利亚的后继者因能对于政党不加歧视之故，更使立宪君主制在新时代中一帆风顺，绝少障碍。
同时，帝国各部的国会既不能如联邦般的结合起来，国君自然的成为帝国一统的惟一象征，惟一联络。于此，女王亦极能显其身手。在她晚年时她极能尽，且极乐于尽印度女皇的，及自由人民大团结之元首的，新位置。1887年及1897年先后举行之登位四旬及五旬纪念，不啻以帝国各部间亲密的团结昭告全世。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生于伦敦。1837年继位成为英国女王。1838年6月28日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由于拥有许多欧洲皇室的皇亲国戚，被人称为“欧洲的祖母”。1876年成为印度女皇。1897年英国为她在位60周年举行庆典，成为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女王。由于这一时期英国迅速地向外扩张，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但“维多利亚时代”却一直延续到1914年“一战”开始。
维多利亚的性情
维多利亚极富于女君应有的本性及尊严，但她的感觉及意识却又十分纯简，故能和一般人民接近。她之为人实和她女性臣民之处卑下地位者无甚异同，所不同者她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女王而已。她不能算是一个华族中人；华族及依附和模仿华族者的娱乐于她犹如浮云。她实是在华族之上，而不是华族中人。从她另一方面的性格看起来，她只是一个简易的妻妇及孀妇，她如僦居于普通的农舍中，她也必能自如无恨。当代知识上及艺术上的潮流所以对于她也不发生关系————除了当亚尔伯特亲王在世时所教给她者以外。她的悲喜比介乎她及平民间之华族的悲喜要易于为平民所领悟。
因此种种政治上的及个人的理由，平民政治的降临竟转和国人对于君主制度的热忱同时发生。虽然君王今又不复直接握有政权，然而热忱的复活究非国人所尝逆料的。
* * *
[1] 译者按，原文为“a fund of enthusiasm”，意即为首相者应头脑冷静，不应过于热烈之意。的士累利此言本为责备格拉德斯吞而发。
[2] 见上第730页。
[3] 译者按，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
[4] 参看上面第581页，582页。关于千八百三十几年及四十几年中的教社史，读Church副主教的The Oxford Movement，及W. L. Mathieson的English Church Reform，1815——1840。
[5] 译者按，当作寡欲之意解。
[6] 屈勒味林·查理爵士对这两种运动都尝有极大的首倡之功。他曾经服务于印度及英吉利为文官。（译者按，此人即著者的祖父）
[7] 译者按，英吉利的Board极难译。本书中把一人独为首领的行政机关如Secretariat及Ministry等译为部，但Board则为委员（Lords Commissioners）制度，而又不能和委员团（Commission）或委员会（Committee）相同，故译成委员部。
[8] 下段写得很好：“19世纪并没有攻击美丽。它仅不过把它践踏于足下，结果我们的平民群社于诞生时即有萎缩之形，而要恢复那个自铜器时代以迄工业革命将它暂时毁坏时向为开化人民的特征之一的审美观念或形体美之爱亦正非易易。”————见《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24年4月25日。
[9] 译者按，home rule普通作地方自治，但此处作本国自治以示特指爱尔兰之意。
[10] 本时期中不列颠政治的变动在Ostrogorski的Deni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上册中有冷静严刻的解释。
[11] 见上第722页。在1881年业农的人口占全体约12%，在1921年已跌至7%。
[12] 见上第745页。
[13] 译者按，即洪杨之乱时的常胜将军戈登。
[14] 见上第746页。
[15] 在1888年保守党大臣立契（Ritchie）通过他的《郡议会法》。这个法律不但设立了民选的机关以治理各郡，更把人口超过5万以上的市镇俱划做所谓“郡市”（County Boroughs）而扩张其自治的权限。此外，它又设立了伦敦郡议会以治理全部的伦敦，只旧日的“伦敦城”不在新设议会的权力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