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御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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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乔治三世，1760——1820。
1760年的内阁制
乔治三世1760年继位以前，责任内阁的新制已经确立于英国：内阁有首相为领袖，故其意志统一，但它须赖众议员多数的信任以维持生命。自此制发明之后，斯图亚特时期中行政立法两机关间不断的冲突，得以不再发生，而政府的行动也不至到处有着障碍，以和1689年的消极解决比较起来，新制于自由政府的实施实有更大的功绩。后此，不列颠的自治殖民地及许多欧洲的国家亦采用内阁制度；内阁制度盖成为英吉利对于政治机能的主要贡献。
当时内阁制的弱点
上项的制度窝尔坡尔尝赖以统治平时的英国，而庇特尝藉以克敌于国外。庇特之子更以复活的托立党党魁的地位，把它刻板化起来，而成为不列颠不变的政府制度，直至今日尚未改易。但介乎庇特父子的两政府之间，尝有过二十余年的变态政治，责任内阁及首相之制即非完全在停止的状况中，至少也是混乱无章。我国宪政发达史中之所以仍不免这个挫折，乃由于乔治三世个人的野心。乔治欲恢复国王在1689年的解决所尝留给于他的权限，所以他不惜视首相为国王意志的传达者，而使内阁则不仅有“国王的臣仆”之称，且也真有其实。经了1761年后数年间猛烈且错杂的斗争之后，一时他居然大有成就。他把辉格党人尝藉以腐化众院的任官之权收回。有了此权，他自己可以贿通并操纵众院；于是内阁也失了效用，而他的目的也达到。
如果内阁政府能以平民为基础，而不以华族，能恃舆论为后援，而不恃“操纵”，则乔治三世显然不会有若何的成功。18世纪中叶国会及内阁的制度固一极良的机械，然道义的力量及民众的赞助则尚是缺乏。固然，当7年之战的来势极恶时，辉格的寡头亦尝婉从民众的意见而让庇特组阁以解危难，然民众仍无一定的，有规则的方法可以强制众议院之尊重民意。当时所谓“荐选城市”（“nomination boroughs”）的数目极大，故议员往往可由某某一人提出而无须乎选举。而且庇特本人也丝毫没有运用这个奇特的政治机械之力。他所代表的古舍蓝固然也是一个朽腐城市古城的废址且已成为牧羊之所在，但他并不是一个城市贩卖者，也不是城市贩卖者的友人。他瞧不起辉格寡头，他更常盛气凌人地侮辱他们；他们则害怕他并讨厌他。他尝告纽喀斯尔道：“少说些罢，公爵！你的言语早已得不到我的重视！”因此之故，国家的危险，因庇特的胜仗而成过去后，他和辉格贵族间所成立的合作办法便不能继续的充施政的制度。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59——1806），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首相（1783——1801，1804——1806）。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就职时只有24岁。他是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的次子，于1781年进入政坛，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和查尔斯·福克斯一起倡导与美国和解。但另一方面，他却坚持对当时崛起、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坚持加以对抗。后来因为国内的宗教问题而被逼解散内阁。
敌对政党之不存在
乔治三世之所以能藉国会的腐化以恢复王权盖尚有第二个理由的存在。当时尚没有强有力的托立党，故辉格党人及国王两不受正当的监督。国会内阁的制度，如要能健全地行使职权，则必须有两个可以互相批评的政党，如此国民庶可有所取舍，而两方俱不敢大意。在威廉及安之时，托立及辉格两党虽失之激烈太过，好争太甚，然互相监督的职务总算有人尽力。在首二乔治之时，因为有了詹姆斯党之故，真正的托立反对党反而没有。但詹姆斯党自“四五”之变即已萎蘼不振，而当那个“农夫乔治”，那个“以生为不列颠人为荣”的，深得民众爱戴的少年英人，继他德意志的祖父而为国王时，且已完全死去。从前曾为詹姆斯党徒及高托立党人者如约翰孙博士之辈，皆甘愿把他们无着落的忠心移向这样体面入流的一位新君。和革命解决可以相容的一个新托立党本可早日恢复，哪知要等新朝已过二十余年之后，它始在少庇特的卵翼之下应运而起。
政制的废弛
在此青黄不接的期间内则乔治三世得以抛开政党而治国，内阁成为王命的工具，而议员则仰食于国王的禄奉。众院中所谓“国王的朋友”仅是他的雇佣，至多也不过是他个人的死党，而决不能视为真正的托立党人。照波令布洛克所说，“爱国国王”登极后的黄金时代应是无偏无党的唐唐王道，乔治本人，察坦姆，及讨厌辉格华族当权的别的许多人们都尝被这个理想所感动而大起幻想，但其结果则和波令布洛克的预言大相径庭。政党政府一被取消而后，不但无感恩图报的国民来称颂国王的仁慈，国中反而充满了治人者及被治者间不足为训的冲突。尉尔克斯（Wilkes）本不是一个品端行正之人，然而政府累次的凌压他转足以使他成名，使民众奉他为民权的拥护者；此其故本不在他之真能为民权尽瘁，而由于行政机关之多事干涉，及众议院之不肯承认密德尔塞克斯选民有选举任何人充任代议士之权。尉尔克斯一案实可充分表示那时期一切冲突之不足为训。至于对外，则我们在7年之战所困苦得来的威望及推崇亦被标特（Bute）在1763年所用以取得《巴黎和约》的方法及嗣后伦敦和我们自已的殖民地间不堂皇的争执所一扫而空。所以到了帝国内部的危难发作之日，不列颠在欧洲只见有仇敌而没有一个的友国。
察坦姆之无能为力
然新朝起首20年中内政外交之纷乱失败，亦不能尽以诿诸国王及反对国王之辉格华族。一部分的责任也应由庇特————在此混沌的时期中已成为察坦姆伯爵————担负。他虽没有他自己常有的国会徒党，他于国王及辉格党之间却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因为在那众院极不能为民喉舌之时，他要算是国民真实的代表者。如果他能善用他的地位，则当时的纷乱总可减轻若干。但他政治上虽表同情于民众，他的傲世之态却远过于华族之所有。他本人尽可是一高贵的，自由为怀的独断者，然而和他共事则为不可能之事。他的地位本可使他中立于两方之间，判断曲直，减少争端，但因倨傲失常，且乏知人之明之故，他竟治丝而益紊。他不能和乔治合作，也不能和辉格党人合作，至于使两者得有一种协调则更为绝不可能之事。
在有一个时候，察坦姆尝重拜组阁之大命，全国也都望他能成立一“超党”的政府，以救国家于因内部溃滥而起的危难。但此时他的体力及意力俱已不济。他自伊吞（Eton）学生时代起即尝努力抵抗痛风之症，至是竟使他卧床不起，历数月之久他困处于多虑的愁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易怒暴燥，不可向迩之态正不让于铁栏中的怒狮。他的内阁本有赖于他亲身的领导，而无任何团契可言，他既拒绝接见同僚后，他们更如群龙无首，迷惑无路；他的政府固不能不跨台，而不列颠及帝国最后的希望亦归于乌有。
乔治的获胜
到了1770年时，乔治三世已打倒所有的政敌————打倒和“辉格党有关系者”，并打倒他所疾恨的察坦姆。他本疾恨一切有才之人，只有甘愿奉行他的意旨，而不别有政策的二三等政客不在被恨之列。察坦姆尝保全了并扩大了他所不能维持的帝国，但他反称他为“叛乱的喇叭”。自乔治三世的眼光看起来，批评国王的政策即是“叛乱”。他之评量所有的政客亦全凭他们对于他的态度[1]。这样一位国王，于对待新英格兰的殖民时，自也不会特别的宽容，因为那地的“叛乱”比察坦姆的较为严重，而又为地方的特产。然而那地正在发生之帝国关系的问题固极需妥慎的解决，而不容丝毫大意者。
英美对税法之争
因7年之战而法兰西之势不复存在于北美，因法兰西势力之消灭而有不列颠帝国初次的崩溃。北美的英吉利殖民者自脱离了异族侵迫的危险后，即不在乎祖国的援助，故态度大变。同时，祖国则因多年作战，负债累累，田赋锐增之故，其政治家颇希望殖民地亦能担负保护帝国的军费之一部分。首次的尝试为格稜维尔·乔治（George Grenville）1765年的《印花税法》。按照该法殖民地中所有一切的正式文件俱须粘贴印花，所得税项即拨为维持在美的王家军队之用。但殖民地反对新法极烈，故通过的次年洛金汗（Rockingham）的辉格政府即予撤销。1767年汤森·查理复于美洲征收茶税及其他数种货物之税。察坦姆本为英人中反对征税于殖民地的政策之最有力者，然他此时名虽犹是首相，而实则因痛风及愁郁症之故，已和实际的政治断绝往来。到了1773年时凡此种种不得民心的税项只有茶税一项仍未取消；且乔治三世的嬖臣诺司贵族（Lord North）所视做原则问题而坚持不废的茶税，已非原来的茶税，税率既低，而收入亦极些微。不幸的，在殖民地方面，8年来因征税问题而引起的长期争执，已使一般的殖民者有固执成见的倾向，茶税于实际上纵无多大损失，但英吉利国会可以自由征税的原则则非取消不可；为达到目的起见，任何的纷乱，任何的牺牲也可不恤。他们所大声疾呼的是“没有代表，便不能征税”，即农民及边陲林民（backwoodsman）亦各以罕普登自居，而把诺司当做斯屈拉福德。
纽约大街上反对《印花税法》的狂潮
美人之反对英吉利国会，反对他们绝无代表的国会来向他们抽税，无论所抽者若何有限或若何公允，本也不是说不通之事。他们和英王有君臣的关系，他们是完全承认的，————虽则马萨诸塞特在斯图亚特时期中有时似乎不甚注意此层，虽则在1643年它尝未经请示国王的手续而即和法兰西作战————然他们却从未承认过国会享有最高之权，从未承认在韦斯敏斯忒开会的国会有权可以通过束缚殖民地的法律及税法。它们各有各的议会，只有它们自己的议会能有束缚它们之权。关于这个争端，两方都可有富有法律根据的辩护；本来在历史上尝使我们的种族分为赞否两派的许多宪法上的大争端，类多不是只一方有法律根据而它方无有的。苟舍法律而言政策，则向殖民地征取供给帝国公用的赋税，自宜由它们自己的议会自愿通过，而不应由不列颠的国会来高压它们。[2]
美人对于帝国的冷淡
很不幸的，他们半因节俭，半因对于帝国的联络漠不关心之故，也不想自动的来抽税。法人侵迫的危险一成过去而后，阿利甘尼中的边陲林民便视帝国为一种抽象的事物，而不值得他们的垂青，犹之今日一般中部西方（Middle West）人之视国际联盟然者。沿海岸一带的人民对于帝国固知之较谂，然也未必定有较好的感情：代表帝国的督臣将校皆属不列颠的上等阶级出身，他们之常不能和平民的社会相往来，犹之油及醋之难以相合。而且，在美人的心目中帝国和他们工商业上所遭的限制是相联之事，帝国常偏袒英商或西印度的垦植甘蔗及烟草者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在殖民人中只有西印度富盛的垦植者独得祖国的青睐，即对于蓄奴之制祖国亦尚未丝毫有动于中。
察坦姆————我们或许应说庇特·威廉，那惊人的大平民————尝使美人能宝重和帝国的关联于战时，且他也许会有使他们能容忍这关联于平时。不幸察坦姆今已失了指导帝国政治的势力，他今仅是一个卡撒掘剌（Cassandra）[3]式的预知家，他尽向乔治三世进警告，然而忠言逆耳，恩将怨报，乔治不但不听，反诋之为“叛乱的喇叭”。
争端之无法和解
在理论上————至少在流行于英吉利本国的理论上————不列颠帝国是一个团结不分的国家。在实际上则它只是一个许多自治群社的联邦国，联邦的条件则又从未订定，且常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形势自是危机四伏，国人之不知这种形势及危机之存在则益足以提高危险的程度。已告物化的辉格寡头不能说是曾经有过何种的殖民政策，或对于帝国有过何种明晰的意见。庇特的人才内阁也已如过日的黄花。到了今日，乔治三世的大臣单方所提出抵补帝国支绌的财政之方法，既不为美人所接受，而殖民者则又拒绝提出任何的抽税方法来做代替。当时苟有意态诚恳，存心为公之士起而召集一圆桌会议，则排难解纷或尚非难事；在此会议席上，不列颠尽可自动的放弃对于殖民地贸易的限制，而美洲则可自动的担负祖国因保护它们而需要的军费之一部分。
但这样的一个会议在大西洋的两方都没有被人想到的可能。英吉利是时犹为“重商”及旧式保护主义的理论所奴役。它把殖民地仍旧看做它货物的市场，而殖民者的工商业则须以不悖祖国的经济利益为范围。我们不列颠殖民政策的史家说得好：1776年的“破裂之为由1765年及1767年的法律所促成固是显而易见的；然〔殖民地及祖国间〕之迟早总会破裂，除非大不列颠能把它的整个殖民政策更易，也是无可致疑的。”[4]
讲到美洲或可自动担负帝国费用的希望，则所谓“美洲”者并不存在，13个殖民地互相嫉妒殊甚，它们的思想完全是属于地方性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有极大的地理上的，经济上的，及社会上的隔绝。它们1754年在奥尔巴尼（Albany）时尚不能联合起来以共御法人危急的侵迫，在此承平之时，更何能希望它们联合起来以和英吉利磋商它们所不认为紧急的问题？
美人的激烈性
所以事情便一天一天地流向僵的方面去。一方，有乔治三世的固执不变，及那个随随便便，和易近人的诺司贵族之善伺王命，不肯亦不能丝毫加以纠正。又一方则有激烈党（Radical Party）不妥协的热诚，及亚当斯·撒弥尔（Samuel Adams）的有力领袖。在亚当斯心目中，向不列颠宣告脱离似乎本身即是一件好事，虽则这个见解是渐渐的得来的。[5]
使英人美人不易互相体会的缘由在当时诚繁多而且深固：此中有许多已随时代的变迁而消灭，但种族的区别则至今日而更甚。英吉利的社会在当时犹是华族的，而美利坚的社会则已是平民的。伦敦及波士敦之间相隔有六七星期不舒服的大洋颠沛，所以人与人的往来极少，而自祖国向美移殖的潮流则自1640后早已濒于停滞。在英吉利，政治及高雅社会非清教徒之所得插足，但在新英格兰则新教高于一切，且从而弥漫于其他的殖民地；在马萨诸塞特盎格利干主义转为不时髦的信仰。英吉利的社会是古旧的繁复的，人为的，美利坚的社会则为新进的，单简的，生糙的。英吉利的社会建筑于极不均等的财富之上，而在美洲则财产犹是比较的均等，有望的童子尽可有于日后和本乡首富相捋的希冀。在英吉利乡绅们的意见操纵政治上的意见，但在美洲，则政治上的意见来自农夫，沿海的暴民，及森林中的边民。[6]
两社会日常生活的处境及空气既如是的迥异，要体解大西洋彼岸一般人民对于争端的看法之究属何似，目非具有极大的意向力如同柏克，察坦姆及福克斯所具者不可。乔治三世固有坚强的意志，执行的才力，和勤劳的美德，但他那有意向力？
抛掷茶箱
勒克星吞
波士敦海港发生了有名的抛掷茶箱之举后，勃然震怒的英吉利政府即铸成万古不磨的大错。它急急地于国会通过了几个惩处马萨诸塞特的法律，封闭波士敦口岸，撤销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并令所有关于美洲政治犯的案件统移往英国审理。这些处置使别的殖民地亦归附马萨诸塞特，而本或可为英政府所利用的犹豫分子及保守派人亦悉站在激烈党人的背后。《惩处法》的惟一结果当然是和殖民地宣战。除了把它们看做战时的行动外，它们绝无辩护的可能，所以它们一获通过，政府应立即为作战的预备，以保胜利之可期。然而即在那年，不列颠政府反在裁减海军中的海员，而它在美洲的军力亦不认真的予以充实。当最后的决裂来到，而战事在勒克星吞（Lexington）爆发之时，柏赣因（Burgoyne）在波士敦写道：
我们的延误已久，我们不特没有采取有力的处置，且连这种处置的预备也没有着手；然而我们忽然地采取决然的行动起来。
我们此时正际恶战开始之时，然而我们除了火药外，什么战品都还没有征发！
保王党
不列颠政府虽已以强硬方法对付新英格兰，且挑之使出于用武的一途，然勒克星吞发生前的12个月之中我们所做者只为波士敦的占领，而毫无别的动作。反之，四乡的激烈党人则方在利用此无动作的少憩时期而组织革命的权力，对于反对他们者则施行恐吓及驱逐的策略。老实说起来，自《印花税法》原法通过的那年起，“自由之儿们”（“Sons of Liberty”）即已在援用满涂黑油遍插羽毛（tarring-and-feathering）及其他土著方法以收统一民意之效。但即在这种暴力之下，保王党（Loyalists）在13个殖民地的大半中仍不失为极有势力的团体，他们固极少，甚或没有一人会赞成不列颠政府的所采的强硬处置，然他们不愿见帝国的解体，且因种种社会政治的理由，也深惧激烈党之得执政。他们的势力在沿海营商的及职业的阶级中及大地主中为最盛，就各殖民地相比起来，则他们在中南诸殖民地之势比在新英格兰为盛。和他们对峙的则为各地方贫贱的众庶，以及西部的小农夫及边民。平民为有组织的势力，他们的领袖富于热诚而极有魄力。但保王党则行动极迟缓，他们志切于和解而心不在乎备战。他们自己中本乏领袖人才，不列颠人则非但不去领袖他们，反而轻视他们；虐待及忽视两者终驱他们和叛党携手。
华盛顿
但激烈党人也决不能有战胜乔治三世的正式军队及他们自己的保王同胞之可能，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一位文武全才，长于组织，亦长于训练的大政治家为领袖。华盛顿·乔治在性情及背景而论本应属于保王党，而不和激烈党接近；但他虽首是维基尼亚的一位绅士，他也是一个曾在阿利甘尼以西和红印度人及法人见过战阵的边民。他深知少年美利坚的灵魂，他有边陲森林的透视力。他虽是良好的维基尼亚人，但他决不是目光不出本地，经验限于一区的乡人。他有“大陆”的头脑，他能逆睹他所创立的国家。他因他能见及新国家将来西向发展的伟业，故决意拔刀和激烈党人站在一边，而和不列颠宣战；和不列颠作战即等于为美洲独立作战，他盖早已认定。美洲的民军极长于伐木及瞄准，且富于耐苦力，精力，及勇敢————凡此盖皆自抵抗自然界的经验中得来者。但他们极缺乏纪律，除了清教主义所赋予个人的自制力，及华盛顿所施诸于陆军的纪律以外，他们别无纪律之可言。他当战地总司令时之尚须不断的和庸愚达于极点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事事奋斗，诚可称为战争中的战争。幸而富于作战力的不列颠的陆军，举措至为乖方，不特在军事上频频失利，即在政治上亦错误百出；不然，即华盛顿的大才亦恐未必见得能使殖民地稳获胜利。
美军总司令华盛顿
大陆会议
13个殖民地代表参加了费城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暂时中止与英国的贸易，直到恢复殖民地在1763年前享有的权利，并废除了1763年后的所有立法。还通过决议拒绝向英国纳税，并准备在英军对殖民地发动进攻时进行自卫。
英人意见的纷歧
英美之争为一国的内战而非两国的交战，虽然在战事终结之时，一国已成为两国。因为它是内战，因为它的结果，除了决定别的争点外，还可决定英国将来是否应由国王藉国会来统治，抑或国会藉国王来统治的问题，所以英人的意见的分裂，初不弱于美人意见的分裂。到了战事已经开始之后，大部的不列颠人民固然一致的为政府声援，克服殖民地的希望一日未绝，他们的赞助也一日不撤退，但他们对于阋墙之争仍无热心之可言，故招募极不易易，而政府亦不得不依赖德意志的雇兵为台柱，虽然雇兵的蛮横行为益足以惹动殖民地人的公怒。而且，在英吉利也常有一有力的少数在痛斥着主战政策的整个，并在要求给予殖民地以让步，以为及早保全帝国统一的良法。他们的人数虽少，而他们的发言力极大；性格互异的察坦姆，柏克及年少的福克斯都尝做过此少数的喉舌。
柏赣因的投降
柏赣因的投降
不列颠人军事行动之在在失着犹如其激起战争之卤莽灭裂。不列颠是时的士卒本不比布林亨及民登的为差，他们在邦刻·山（Bunker’s Hill）的奋斗充分足以表示他们的优良，但柏赣因及豪（Howe）两将军军事上的错误，既性质极严重，而祖国政府措施的乖张又不在两将之下。泽门·乔治贵族（Lord George Germain）尝在英国立下进攻萨剌托加（Saratoga）的计划，犹之庇特之有袭取魁北克的计划，但办法虽相似，而结果则大异。泽门的计划使美人得占有站在内线的便宜；他虽派遣柏赣因去加拿大，沿呼德孙河直下，以隔绝新英格兰。但他没有严令豪将军自南北上以和柏赣因会师于萨剌托加；结果当豪犹流连于费列得尔费亚之时，柏赣因及其5000正式陆军已被美人阻断于大河旁的野地，而不得不乞降于萨剌托加的美洲义勇队（minutemen）。
费城独立大厅
合众国的产生
萨剌托加而后，法兰西的专制主义亦觉得有赞助新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勇气。这个很有关系的决定固然促成了不列颠帝国的解体，但它没有因此而实现恢复波旁王室之世界帝国的目的。革命的意向如果得在美洲成功，则渡越大西洋亦自非难事；老实说起来，它渡越之易有非意料之所能及者也。非意料之所能及厥惟两大国之能自不列颠旧帝国的破卵壳中孵生，————一为仍能横跨全球，仍能称霸海上，仍能不屈于大陆各强国的不列颠新帝国，又一为一统的，横亘美洲的，户口达万万的，而非局处于大西洋岸旁各不相下之13小州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洲之产生是可庆的一件事，但产生之必须经过作战则是一件可悲的事。美洲的分离虽大概只是迟早及方式的问题，虽终难可避免，然而负气的分离，以及美人之牢记着那时的负气，美人之视它作他们历史的嚆矢，则我们至今仍引为痛心的恶果。
列国的干涉
美洲独立之战的结局，成为不列颠抵抗半个世界之战。法兰西及西班牙波旁的“家族盟约”又海陆并进以攻不列颠，宛如它们向日之所为；萨夫朗（Suffren）所统率的法舰对于英印的交通有很严重的妨害；俄罗斯，普鲁士，荷兰及斯干条那维亚诸国则联合外交及海军上的行动起来，以维持“北方武装的中立”，而保护中立国人的权利。处此大联合的敌对之下，所谓海上主人翁者几亦无可如何。在爱尔兰，抗议教徒及公教徒亦能空前绝后地联合起来以推翻牺牲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专利英吉利的弊制。
当存亡危急之秋，不列颠幸而有一群英雄出来保全了它，来拔它出于它的愚人曾把它陷入的深坑。在政治家中，则有保全加拿大的卡尔吞（Carleton）及保全印度的海斯顶斯·革伦。在战士中则有死守直布罗陀，力御法西武力的厄力奥特（Eliott），及战胜得·格剌斯（De Grasse）而恢复海权的罗德尼（Rodney）。
“御揽政治”的结束
但是13个殖民地的规复则已成为永不可能之事，它们盖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察坦姆于死时尚未完全放弃希望，但3年而后所有乔治的臣民俱已承认归复之不可复能。只有国王的意志极坚，他始终不肯自认失败。他的大臣则绝对拒绝再继续自信已无热心已失的战事；斩断国王的妄念。他们连在众议院中买下的多数也有不能指挥如意之势。在1780年4月众院即已以233对215的多数通过腾宁（Dunning）“国王的势力已有增加，仍在增加，但应减削”的决议。比较的真能代表选民团体的各群议员中，60人赞成而仅8人反对：此亦大可注目之事。到了康华理斯（Cornwallis）于约克唐（Yorktown）乞降于华盛顿后，在美洲的战事可算终止，而投降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更收束了国王亲执政权的制度。
众院不须分组而通过了一个措辞极严之反对在美继续作战的决议。自1782年3月诺司贵族辞职之日而后，除了负责的内阁及首相外，从未有过别人来统治过不列颠；内阁及首相不仅对于国王负责，而首须，且最须向众议院独立自动的决断负责。因了美洲的巨变，替王位恢复政权的尝试，遂告结束而不再窃发；这倒是一件极关重要之事。如果乔治三世的，及他之后他的子孙的御揽政治能延及于下一世纪，则新时代的民主及改革运动将因直接和国王，和以主要的保守势力自居的国王，发生冲突之故，而变成为反王党的，甚或为共和党的运动。
政党政府的复活
完满的国会政府恢复后，它的必要的随伴，政党政府，亦随而恢复。乔治三世尝依照波林布洛克的立说而为废除政党的企图，但他种种活动的纯净结果，除了美洲的失却不计外，即为新辉格党及新托立党的出世，及民主政治兴趣的唤起。他所唤起的民主兴趣，虽历50年之久尚未能做到国会的改革，但洛京汗贵族，柏克及福克斯所领导的辉格党，少庇特所创造的托立党，及威伯福士反奴贸易的十字军之所以能蓬然有生气者，则胥赖因民主兴趣而生的舆论。
洛京汗派的辉格党人
诺司推倒之后，国王的公开仇敌洛京汗的辉格党人立即起而秉政。他们已不复是纽喀斯尔腐败的辉格寡头；他们虽仍在华族的领袖之下，但他们已能首以舆论为依归，且有认真减除国会中的腐化之远志。他们多年的否运已经给了他们以许多教训，而且他们也尝拜倒于柏克·爱德曼的座下。那个政治思想家深远彻透的识见正因两事而越是有力，也正因两事而越不可靠————一因他的发表政见之具是雄伟的演说术，再因他热烈几近疯狂的爱尔兰性情，害他对于一个问题只能见及一方而不能兼顾双方。他为辉格政治家时如是，他为印度改革家或为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时亦如是。当提携他的洛京汗贵族于1782年上台时，他的政治信条犹未脱离他早年的自由倾向。洛京汗辉格党人的政府虽在任仅有数月，然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留下一个极深刻的为善印象，因为它尝通过柏克的《经济改革法》（Economic Reform Bill）。此法大大减削政府所可任意委派的挂名差缺，故窝尔坡尔，纽喀斯尔及乔治三世所尝赖以贿赂整个的国会的可能性自后不复存在，而奥机阿斯王[7]藏垢纳污的大厩今亦半告洗涤。
内阁的更迭
洛京汗死后，辉格党人因瑟尔本贵族（Lord Shelburne）隐秘的人格而又起内讧。福克斯则忘了他多年热烈痛骂诺司贵族的历史，且不顾政治上的节度，而反和诺司联合。但福克斯·诺司的政府也不久于位，国王亦竭力助成其倾覆。继它而起者为年轻的庇特，而后援则为新近复活的托立党。庇特尝极力反对国王的个人政府及其美洲政策，但只消国王能接受他的条件，他固未始不可和他联合起来。在乔治一方，御揽政治既属不复可能之事，则又何乐而不和庇特联合以共御更是可憎的辉格党人？
庇特及托立党
庇特首10年的政府尚未经法兰西革命之战的搅扰，故纯是一中兴太平的内阁，明智不让于窝尔坡尔的政府，而活动力且尤过之。庇特整理了国家的财政，恢复了它对内对外的威望，开始树立了一不列颠新帝国的基础于旧帝国的灰烬之上，又近代化了加拿大及印度的政府而使之稳固[8]。他又仿照窝尔坡尔的成例，将首相在国家中的职权重加整饬，而使之成为全国的真正治理者，不复如前时之仅为国王意志的工具。在他当权的时候，不列颠人的内阁观念亦有最后的确立；内阁为一行动一致的团体，且须依一独立的众议院为生。他的前任洛京汗派辉格党人所尝努力恢复的政党制度，亦经他的缔造而益臻完成。在他领袖之下复活的托立党不复仅是“国王朋友”的一个名称，而是一独立有为的国会团体；它有它的朽腐城市及它的选举经费；它在群社中也有各重要阶级为奥援，且得它们的厚爱。它的中坚虽仍为乡绅阶级及教社，但它的少年领袖也深得营商群社的信任，犹如梦塔归岛·查理及窝尔坡尔一班辉格领袖之所尝获得，而托立领袖则从未获得者。而且庇特又和福克斯的辉格党人不同，他懂得经济及财政，而布鲁克斯之会（Brooks’s）[9]中则绝少会研究及于这种学问。他在剑桥的盆布洛克做学生时，即已熟读斯密斯·亚当方于当时出版的《原富》；数年而后，在瑟立本的进一步的教诲之下，他又尝以新经济主义实施之于财政部。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能和市府（Guildhall）的参事官们交忭，而伦敦城对于儿子的爱戴信任亦无异于它对于父亲的爱戴信任。
庇特的功绩及限制
因为庇特个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故复活的托立政党一时成为进步的工具。他奉着辉格党人自己也可采纳的政策；因此一来，柏克及福克斯反而须反对自由的设施，他们的反对也尽失了为主义奋斗的意义。但庇特所领导的究为全国保守势力所集中的政党，为领袖者在形势上亦决不能永远向着改变的途径步步前进，而不知中止。所以当他趋承国人因美洲之战的失败而发生的一种改进运动，而提出一缓和的国会改革法案时，他自己的党徒亦绝不愿其成立。柏克固尝以他的《经济改革法》来烧焦国会腐化的毒蛇，但他及反对他的托立党人俱尚不欲藉朽腐城市的减少来把它杀了，所以那个根深蒂固的毒蛇仍有多年的荣誉生活可度。法兰西革命及因此而起的战事发生后，所有政治改动的拟议历30年之久而不能再一提出于英吉利。那些虽是光荣的年份，却也是可怕的时期；如果我们没有庇特政府在首10年中所立下的基础，我们也许未必能安渡过这个时期，而仍为胜利者。
战事起后，庇特须和雅各宾主义及其海陆大军作殊死战。为获胜起见，他所尝救出于美洲战后的萎顿而将养使之复原的各色社会他固须依旧依赖，但他所尝想法改革，想法摇动之政治的已定利益他也须得其好感。凡是一个人，为救护国家抵抗外寇起见，而须依赖各种势力时，则他立即失了批评这种势力的能力；他须受制于他所借以工作的物料，而再不能制服这种物料。而且，极端保守势力在拿破仑之战中的得胜本来也未必见得即可发生永久的祸患；此次所发生的祸患之所以特别可惊，乃因工业革命正在猛进，而保守的政治思想及习惯则对于这革命的社会及经济方面有极坏的反响。
* * *
[1] 在1778年他尝嫌察坦姆之得在韦斯敏忒寺享有国葬，“此举于我个人极为可厌”，他尝说。他似乎没有见到他的臣民之仍拳拳于逝者在7年之战中所建的大功；他似乎也没有想到他们初不会问及他死时和国王感情之好不好。
[2] 关于宪法上的争执，参阅C. H. Mcilwain教授的The American Revolntion. A Constitntional Interpretation及Pollard教授1924年10月在History中所发表的批评。美人当以1688革命以前的案例为根据，而把国王及国会之权分得十分清楚：国王之权他们在某种范围内可以承认，但韦斯敏斯忒的国会则他们仅视为不列颠的地方议会。自英人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划分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视“国王在国会”为最高权之所在。
[3] 译者按，卡撒掘剌初因得亚玻罗（Apollo）神的垂爱而有预知之力，但亚坡罗和她不睦后，又使她的预言一一无灵。
[4] 见Egert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4页。斯密司·亚当提倡自由贸易的《原富》出版于1776年，即殖民地有《独立宣言》的那年。
[5] 为使英人易于明了起见那个战胜美洲“托立党人”而实现对英独立的政党，就它的性格及政策而论，最好称之为“激烈”，我们姑不问此名词在今日的美国具有何种意义。革命党人绝不是英人所知的“辉格党人”，因为他们既无华族气味，更少缓和精神。他们也不是“自由党人”，因为他们绝不让反对党享有言论或意见的自由，他们终且把反对党驱出国外。他们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重行分配财产的企图，他们在经济理论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是平民主义者，他们对于非来自人民的权力极少尊重；或绝不尊重；他们强欲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并欲使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有同量的权力。如欲用我们英人所习用的政治名词来称呼他们，“激烈党人”一词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6] 关于美洲的社会及边陲的影响，参阅上第474——475页。
[7] 所谓Augean Stable即古希腊Elis国之王奥机阿斯（Augeas）的大牛槽，中蓄牛3000头，历30年而未一洗濯。其后Hercules决二河之水，一日而便洗清。
[8] 关于加拿大及印度，见下第639——667页。
[9] 译者按，为当时辉格党人的聚会之所，以会所的肆主人得名。
国王：乔治三世，1760——1820。
1760年的内阁制
乔治三世1760年继位以前，责任内阁的新制已经确立于英国：内阁有首相为领袖，故其意志统一，但它须赖众议员多数的信任以维持生命。自此制发明之后，斯图亚特时期中行政立法两机关间不断的冲突，得以不再发生，而政府的行动也不至到处有着障碍，以和1689年的消极解决比较起来，新制于自由政府的实施实有更大的功绩。后此，不列颠的自治殖民地及许多欧洲的国家亦采用内阁制度；内阁制度盖成为英吉利对于政治机能的主要贡献。
当时内阁制的弱点
上项的制度窝尔坡尔尝赖以统治平时的英国，而庇特尝藉以克敌于国外。庇特之子更以复活的托立党党魁的地位，把它刻板化起来，而成为不列颠不变的政府制度，直至今日尚未改易。但介乎庇特父子的两政府之间，尝有过二十余年的变态政治，责任内阁及首相之制即非完全在停止的状况中，至少也是混乱无章。我国宪政发达史中之所以仍不免这个挫折，乃由于乔治三世个人的野心。乔治欲恢复国王在1689年的解决所尝留给于他的权限，所以他不惜视首相为国王意志的传达者，而使内阁则不仅有“国王的臣仆”之称，且也真有其实。经了1761年后数年间猛烈且错杂的斗争之后，一时他居然大有成就。他把辉格党人尝藉以腐化众院的任官之权收回。有了此权，他自己可以贿通并操纵众院；于是内阁也失了效用，而他的目的也达到。
如果内阁政府能以平民为基础，而不以华族，能恃舆论为后援，而不恃“操纵”，则乔治三世显然不会有若何的成功。18世纪中叶国会及内阁的制度固一极良的机械，然道义的力量及民众的赞助则尚是缺乏。固然，当7年之战的来势极恶时，辉格的寡头亦尝婉从民众的意见而让庇特组阁以解危难，然民众仍无一定的，有规则的方法可以强制众议院之尊重民意。当时所谓“荐选城市”（“nomination boroughs”）的数目极大，故议员往往可由某某一人提出而无须乎选举。而且庇特本人也丝毫没有运用这个奇特的政治机械之力。他所代表的古舍蓝固然也是一个朽腐城市古城的废址且已成为牧羊之所在，但他并不是一个城市贩卖者，也不是城市贩卖者的友人。他瞧不起辉格寡头，他更常盛气凌人地侮辱他们；他们则害怕他并讨厌他。他尝告纽喀斯尔道：“少说些罢，公爵！你的言语早已得不到我的重视！”因此之故，国家的危险，因庇特的胜仗而成过去后，他和辉格贵族间所成立的合作办法便不能继续的充施政的制度。
庇特像
庇特（William Pitt，1759——1806），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首相（1783——1801，1804——1806）。他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就职时只有24岁。他是皮特（William Pitt，1708——1778）的次子，于1781年进入政坛，他是一位出色的演讲家，他和查尔斯·福克斯一起倡导与美国和解。但另一方面，他却坚持对当时崛起、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坚持加以对抗。后来因为国内的宗教问题而被逼解散内阁。
敌对政党之不存在
乔治三世之所以能藉国会的腐化以恢复王权盖尚有第二个理由的存在。当时尚没有强有力的托立党，故辉格党人及国王两不受正当的监督。国会内阁的制度，如要能健全地行使职权，则必须有两个可以互相批评的政党，如此国民庶可有所取舍，而两方俱不敢大意。在威廉及安之时，托立及辉格两党虽失之激烈太过，好争太甚，然互相监督的职务总算有人尽力。在首二乔治之时，因为有了詹姆斯党之故，真正的托立反对党反而没有。但詹姆斯党自“四五”之变即已萎蘼不振，而当那个“农夫乔治”，那个“以生为不列颠人为荣”的，深得民众爱戴的少年英人，继他德意志的祖父而为国王时，且已完全死去。从前曾为詹姆斯党徒及高托立党人者如约翰孙博士之辈，皆甘愿把他们无着落的忠心移向这样体面入流的一位新君。和革命解决可以相容的一个新托立党本可早日恢复，哪知要等新朝已过二十余年之后，它始在少庇特的卵翼之下应运而起。
政制的废弛
在此青黄不接的期间内则乔治三世得以抛开政党而治国，内阁成为王命的工具，而议员则仰食于国王的禄奉。众院中所谓“国王的朋友”仅是他的雇佣，至多也不过是他个人的死党，而决不能视为真正的托立党人。照波令布洛克所说，“爱国国王”登极后的黄金时代应是无偏无党的唐唐王道，乔治本人，察坦姆，及讨厌辉格华族当权的别的许多人们都尝被这个理想所感动而大起幻想，但其结果则和波令布洛克的预言大相径庭。政党政府一被取消而后，不但无感恩图报的国民来称颂国王的仁慈，国中反而充满了治人者及被治者间不足为训的冲突。尉尔克斯（Wilkes）本不是一个品端行正之人，然而政府累次的凌压他转足以使他成名，使民众奉他为民权的拥护者；此其故本不在他之真能为民权尽瘁，而由于行政机关之多事干涉，及众议院之不肯承认密德尔塞克斯选民有选举任何人充任代议士之权。尉尔克斯一案实可充分表示那时期一切冲突之不足为训。至于对外，则我们在7年之战所困苦得来的威望及推崇亦被标特（Bute）在1763年所用以取得《巴黎和约》的方法及嗣后伦敦和我们自已的殖民地间不堂皇的争执所一扫而空。所以到了帝国内部的危难发作之日，不列颠在欧洲只见有仇敌而没有一个的友国。
察坦姆之无能为力
然新朝起首20年中内政外交之纷乱失败，亦不能尽以诿诸国王及反对国王之辉格华族。一部分的责任也应由庇特————在此混沌的时期中已成为察坦姆伯爵————担负。他虽没有他自己常有的国会徒党，他于国王及辉格党之间却握有举足轻重的权势，因为在那众院极不能为民喉舌之时，他要算是国民真实的代表者。如果他能善用他的地位，则当时的纷乱总可减轻若干。但他政治上虽表同情于民众，他的傲世之态却远过于华族之所有。他本人尽可是一高贵的，自由为怀的独断者，然而和他共事则为不可能之事。他的地位本可使他中立于两方之间，判断曲直，减少争端，但因倨傲失常，且乏知人之明之故，他竟治丝而益紊。他不能和乔治合作，也不能和辉格党人合作，至于使两者得有一种协调则更为绝不可能之事。
在有一个时候，察坦姆尝重拜组阁之大命，全国也都望他能成立一“超党”的政府，以救国家于因内部溃滥而起的危难。但此时他的体力及意力俱已不济。他自伊吞（Eton）学生时代起即尝努力抵抗痛风之症，至是竟使他卧床不起，历数月之久他困处于多虑的愁闷之中而不能自拔，其易怒暴燥，不可向迩之态正不让于铁栏中的怒狮。他的内阁本有赖于他亲身的领导，而无任何团契可言，他既拒绝接见同僚后，他们更如群龙无首，迷惑无路；他的政府固不能不跨台，而不列颠及帝国最后的希望亦归于乌有。
乔治的获胜
到了1770年时，乔治三世已打倒所有的政敌————打倒和“辉格党有关系者”，并打倒他所疾恨的察坦姆。他本疾恨一切有才之人，只有甘愿奉行他的意旨，而不别有政策的二三等政客不在被恨之列。察坦姆尝保全了并扩大了他所不能维持的帝国，但他反称他为“叛乱的喇叭”。自乔治三世的眼光看起来，批评国王的政策即是“叛乱”。他之评量所有的政客亦全凭他们对于他的态度[1]。这样一位国王，于对待新英格兰的殖民时，自也不会特别的宽容，因为那地的“叛乱”比察坦姆的较为严重，而又为地方的特产。然而那地正在发生之帝国关系的问题固极需妥慎的解决，而不容丝毫大意者。
英美对税法之争
因7年之战而法兰西之势不复存在于北美，因法兰西势力之消灭而有不列颠帝国初次的崩溃。北美的英吉利殖民者自脱离了异族侵迫的危险后，即不在乎祖国的援助，故态度大变。同时，祖国则因多年作战，负债累累，田赋锐增之故，其政治家颇希望殖民地亦能担负保护帝国的军费之一部分。首次的尝试为格稜维尔·乔治（George Grenville）1765年的《印花税法》。按照该法殖民地中所有一切的正式文件俱须粘贴印花，所得税项即拨为维持在美的王家军队之用。但殖民地反对新法极烈，故通过的次年洛金汗（Rockingham）的辉格政府即予撤销。1767年汤森·查理复于美洲征收茶税及其他数种货物之税。察坦姆本为英人中反对征税于殖民地的政策之最有力者，然他此时名虽犹是首相，而实则因痛风及愁郁症之故，已和实际的政治断绝往来。到了1773年时凡此种种不得民心的税项只有茶税一项仍未取消；且乔治三世的嬖臣诺司贵族（Lord North）所视做原则问题而坚持不废的茶税，已非原来的茶税，税率既低，而收入亦极些微。不幸的，在殖民地方面，8年来因征税问题而引起的长期争执，已使一般的殖民者有固执成见的倾向，茶税于实际上纵无多大损失，但英吉利国会可以自由征税的原则则非取消不可；为达到目的起见，任何的纷乱，任何的牺牲也可不恤。他们所大声疾呼的是“没有代表，便不能征税”，即农民及边陲林民（backwoodsman）亦各以罕普登自居，而把诺司当做斯屈拉福德。
纽约大街上反对《印花税法》的狂潮
美人之反对英吉利国会，反对他们绝无代表的国会来向他们抽税，无论所抽者若何有限或若何公允，本也不是说不通之事。他们和英王有君臣的关系，他们是完全承认的，————虽则马萨诸塞特在斯图亚特时期中有时似乎不甚注意此层，虽则在1643年它尝未经请示国王的手续而即和法兰西作战————然他们却从未承认过国会享有最高之权，从未承认在韦斯敏斯忒开会的国会有权可以通过束缚殖民地的法律及税法。它们各有各的议会，只有它们自己的议会能有束缚它们之权。关于这个争端，两方都可有富有法律根据的辩护；本来在历史上尝使我们的种族分为赞否两派的许多宪法上的大争端，类多不是只一方有法律根据而它方无有的。苟舍法律而言政策，则向殖民地征取供给帝国公用的赋税，自宜由它们自己的议会自愿通过，而不应由不列颠的国会来高压它们。[2]
美人对于帝国的冷淡
很不幸的，他们半因节俭，半因对于帝国的联络漠不关心之故，也不想自动的来抽税。法人侵迫的危险一成过去而后，阿利甘尼中的边陲林民便视帝国为一种抽象的事物，而不值得他们的垂青，犹之今日一般中部西方（Middle West）人之视国际联盟然者。沿海岸一带的人民对于帝国固知之较谂，然也未必定有较好的感情：代表帝国的督臣将校皆属不列颠的上等阶级出身，他们之常不能和平民的社会相往来，犹之油及醋之难以相合。而且，在美人的心目中帝国和他们工商业上所遭的限制是相联之事，帝国常偏袒英商或西印度的垦植甘蔗及烟草者而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在殖民人中只有西印度富盛的垦植者独得祖国的青睐，即对于蓄奴之制祖国亦尚未丝毫有动于中。
察坦姆————我们或许应说庇特·威廉，那惊人的大平民————尝使美人能宝重和帝国的关联于战时，且他也许会有使他们能容忍这关联于平时。不幸察坦姆今已失了指导帝国政治的势力，他今仅是一个卡撒掘剌（Cassandra）[3]式的预知家，他尽向乔治三世进警告，然而忠言逆耳，恩将怨报，乔治不但不听，反诋之为“叛乱的喇叭”。
争端之无法和解
在理论上————至少在流行于英吉利本国的理论上————不列颠帝国是一个团结不分的国家。在实际上则它只是一个许多自治群社的联邦国，联邦的条件则又从未订定，且常发生争执。这样的一种形势自是危机四伏，国人之不知这种形势及危机之存在则益足以提高危险的程度。已告物化的辉格寡头不能说是曾经有过何种的殖民政策，或对于帝国有过何种明晰的意见。庇特的人才内阁也已如过日的黄花。到了今日，乔治三世的大臣单方所提出抵补帝国支绌的财政之方法，既不为美人所接受，而殖民者则又拒绝提出任何的抽税方法来做代替。当时苟有意态诚恳，存心为公之士起而召集一圆桌会议，则排难解纷或尚非难事；在此会议席上，不列颠尽可自动的放弃对于殖民地贸易的限制，而美洲则可自动的担负祖国因保护它们而需要的军费之一部分。
但这样的一个会议在大西洋的两方都没有被人想到的可能。英吉利是时犹为“重商”及旧式保护主义的理论所奴役。它把殖民地仍旧看做它货物的市场，而殖民者的工商业则须以不悖祖国的经济利益为范围。我们不列颠殖民政策的史家说得好：1776年的“破裂之为由1765年及1767年的法律所促成固是显而易见的；然〔殖民地及祖国间〕之迟早总会破裂，除非大不列颠能把它的整个殖民政策更易，也是无可致疑的。”[4]
讲到美洲或可自动担负帝国费用的希望，则所谓“美洲”者并不存在，13个殖民地互相嫉妒殊甚，它们的思想完全是属于地方性的，它们彼此之间又有极大的地理上的，经济上的，及社会上的隔绝。它们1754年在奥尔巴尼（Albany）时尚不能联合起来以共御法人危急的侵迫，在此承平之时，更何能希望它们联合起来以和英吉利磋商它们所不认为紧急的问题？
美人的激烈性
所以事情便一天一天地流向僵的方面去。一方，有乔治三世的固执不变，及那个随随便便，和易近人的诺司贵族之善伺王命，不肯亦不能丝毫加以纠正。又一方则有激烈党（Radical Party）不妥协的热诚，及亚当斯·撒弥尔（Samuel Adams）的有力领袖。在亚当斯心目中，向不列颠宣告脱离似乎本身即是一件好事，虽则这个见解是渐渐的得来的。[5]
使英人美人不易互相体会的缘由在当时诚繁多而且深固：此中有许多已随时代的变迁而消灭，但种族的区别则至今日而更甚。英吉利的社会在当时犹是华族的，而美利坚的社会则已是平民的。伦敦及波士敦之间相隔有六七星期不舒服的大洋颠沛，所以人与人的往来极少，而自祖国向美移殖的潮流则自1640后早已濒于停滞。在英吉利，政治及高雅社会非清教徒之所得插足，但在新英格兰则新教高于一切，且从而弥漫于其他的殖民地；在马萨诸塞特盎格利干主义转为不时髦的信仰。英吉利的社会是古旧的繁复的，人为的，美利坚的社会则为新进的，单简的，生糙的。英吉利的社会建筑于极不均等的财富之上，而在美洲则财产犹是比较的均等，有望的童子尽可有于日后和本乡首富相捋的希冀。在英吉利乡绅们的意见操纵政治上的意见，但在美洲，则政治上的意见来自农夫，沿海的暴民，及森林中的边民。[6]
两社会日常生活的处境及空气既如是的迥异，要体解大西洋彼岸一般人民对于争端的看法之究属何似，目非具有极大的意向力如同柏克，察坦姆及福克斯所具者不可。乔治三世固有坚强的意志，执行的才力，和勤劳的美德，但他那有意向力？
抛掷茶箱
勒克星吞
波士敦海港发生了有名的抛掷茶箱之举后，勃然震怒的英吉利政府即铸成万古不磨的大错。它急急地于国会通过了几个惩处马萨诸塞特的法律，封闭波士敦口岸，撤销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并令所有关于美洲政治犯的案件统移往英国审理。这些处置使别的殖民地亦归附马萨诸塞特，而本或可为英政府所利用的犹豫分子及保守派人亦悉站在激烈党人的背后。《惩处法》的惟一结果当然是和殖民地宣战。除了把它们看做战时的行动外，它们绝无辩护的可能，所以它们一获通过，政府应立即为作战的预备，以保胜利之可期。然而即在那年，不列颠政府反在裁减海军中的海员，而它在美洲的军力亦不认真的予以充实。当最后的决裂来到，而战事在勒克星吞（Lexington）爆发之时，柏赣因（Burgoyne）在波士敦写道：
我们的延误已久，我们不特没有采取有力的处置，且连这种处置的预备也没有着手；然而我们忽然地采取决然的行动起来。
我们此时正际恶战开始之时，然而我们除了火药外，什么战品都还没有征发！
保王党
不列颠政府虽已以强硬方法对付新英格兰，且挑之使出于用武的一途，然勒克星吞发生前的12个月之中我们所做者只为波士敦的占领，而毫无别的动作。反之，四乡的激烈党人则方在利用此无动作的少憩时期而组织革命的权力，对于反对他们者则施行恐吓及驱逐的策略。老实说起来，自《印花税法》原法通过的那年起，“自由之儿们”（“Sons of Liberty”）即已在援用满涂黑油遍插羽毛（tarring-and-feathering）及其他土著方法以收统一民意之效。但即在这种暴力之下，保王党（Loyalists）在13个殖民地的大半中仍不失为极有势力的团体，他们固极少，甚或没有一人会赞成不列颠政府的所采的强硬处置，然他们不愿见帝国的解体，且因种种社会政治的理由，也深惧激烈党之得执政。他们的势力在沿海营商的及职业的阶级中及大地主中为最盛，就各殖民地相比起来，则他们在中南诸殖民地之势比在新英格兰为盛。和他们对峙的则为各地方贫贱的众庶，以及西部的小农夫及边民。平民为有组织的势力，他们的领袖富于热诚而极有魄力。但保王党则行动极迟缓，他们志切于和解而心不在乎备战。他们自己中本乏领袖人才，不列颠人则非但不去领袖他们，反而轻视他们；虐待及忽视两者终驱他们和叛党携手。
华盛顿
但激烈党人也决不能有战胜乔治三世的正式军队及他们自己的保王同胞之可能，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一位文武全才，长于组织，亦长于训练的大政治家为领袖。华盛顿·乔治在性情及背景而论本应属于保王党，而不和激烈党接近；但他虽首是维基尼亚的一位绅士，他也是一个曾在阿利甘尼以西和红印度人及法人见过战阵的边民。他深知少年美利坚的灵魂，他有边陲森林的透视力。他虽是良好的维基尼亚人，但他决不是目光不出本地，经验限于一区的乡人。他有“大陆”的头脑，他能逆睹他所创立的国家。他因他能见及新国家将来西向发展的伟业，故决意拔刀和激烈党人站在一边，而和不列颠宣战；和不列颠作战即等于为美洲独立作战，他盖早已认定。美洲的民军极长于伐木及瞄准，且富于耐苦力，精力，及勇敢————凡此盖皆自抵抗自然界的经验中得来者。但他们极缺乏纪律，除了清教主义所赋予个人的自制力，及华盛顿所施诸于陆军的纪律以外，他们别无纪律之可言。他当战地总司令时之尚须不断的和庸愚达于极点的大陆会议（Continental Congress）事事奋斗，诚可称为战争中的战争。幸而富于作战力的不列颠的陆军，举措至为乖方，不特在军事上频频失利，即在政治上亦错误百出；不然，即华盛顿的大才亦恐未必见得能使殖民地稳获胜利。
美军总司令华盛顿
大陆会议
13个殖民地代表参加了费城的第一次大陆会议。他们一致同意暂时中止与英国的贸易，直到恢复殖民地在1763年前享有的权利，并废除了1763年后的所有立法。还通过决议拒绝向英国纳税，并准备在英军对殖民地发动进攻时进行自卫。
英人意见的纷歧
英美之争为一国的内战而非两国的交战，虽然在战事终结之时，一国已成为两国。因为它是内战，因为它的结果，除了决定别的争点外，还可决定英国将来是否应由国王藉国会来统治，抑或国会藉国王来统治的问题，所以英人的意见的分裂，初不弱于美人意见的分裂。到了战事已经开始之后，大部的不列颠人民固然一致的为政府声援，克服殖民地的希望一日未绝，他们的赞助也一日不撤退，但他们对于阋墙之争仍无热心之可言，故招募极不易易，而政府亦不得不依赖德意志的雇兵为台柱，虽然雇兵的蛮横行为益足以惹动殖民地人的公怒。而且，在英吉利也常有一有力的少数在痛斥着主战政策的整个，并在要求给予殖民地以让步，以为及早保全帝国统一的良法。他们的人数虽少，而他们的发言力极大；性格互异的察坦姆，柏克及年少的福克斯都尝做过此少数的喉舌。
柏赣因的投降
柏赣因的投降
不列颠人军事行动之在在失着犹如其激起战争之卤莽灭裂。不列颠是时的士卒本不比布林亨及民登的为差，他们在邦刻·山（Bunker’s Hill）的奋斗充分足以表示他们的优良，但柏赣因及豪（Howe）两将军军事上的错误，既性质极严重，而祖国政府措施的乖张又不在两将之下。泽门·乔治贵族（Lord George Germain）尝在英国立下进攻萨剌托加（Saratoga）的计划，犹之庇特之有袭取魁北克的计划，但办法虽相似，而结果则大异。泽门的计划使美人得占有站在内线的便宜；他虽派遣柏赣因去加拿大，沿呼德孙河直下，以隔绝新英格兰。但他没有严令豪将军自南北上以和柏赣因会师于萨剌托加；结果当豪犹流连于费列得尔费亚之时，柏赣因及其5000正式陆军已被美人阻断于大河旁的野地，而不得不乞降于萨剌托加的美洲义勇队（minutemen）。
费城独立大厅
合众国的产生
萨剌托加而后，法兰西的专制主义亦觉得有赞助新世界的自由主义的勇气。这个很有关系的决定固然促成了不列颠帝国的解体，但它没有因此而实现恢复波旁王室之世界帝国的目的。革命的意向如果得在美洲成功，则渡越大西洋亦自非难事；老实说起来，它渡越之易有非意料之所能及者也。非意料之所能及厥惟两大国之能自不列颠旧帝国的破卵壳中孵生，————一为仍能横跨全球，仍能称霸海上，仍能不屈于大陆各强国的不列颠新帝国，又一为一统的，横亘美洲的，户口达万万的，而非局处于大西洋岸旁各不相下之13小州的美利坚合众国。
美洲之产生是可庆的一件事，但产生之必须经过作战则是一件可悲的事。美洲的分离虽大概只是迟早及方式的问题，虽终难可避免，然而负气的分离，以及美人之牢记着那时的负气，美人之视它作他们历史的嚆矢，则我们至今仍引为痛心的恶果。
列国的干涉
美洲独立之战的结局，成为不列颠抵抗半个世界之战。法兰西及西班牙波旁的“家族盟约”又海陆并进以攻不列颠，宛如它们向日之所为；萨夫朗（Suffren）所统率的法舰对于英印的交通有很严重的妨害；俄罗斯，普鲁士，荷兰及斯干条那维亚诸国则联合外交及海军上的行动起来，以维持“北方武装的中立”，而保护中立国人的权利。处此大联合的敌对之下，所谓海上主人翁者几亦无可如何。在爱尔兰，抗议教徒及公教徒亦能空前绝后地联合起来以推翻牺牲他们的共同利益而专利英吉利的弊制。
当存亡危急之秋，不列颠幸而有一群英雄出来保全了它，来拔它出于它的愚人曾把它陷入的深坑。在政治家中，则有保全加拿大的卡尔吞（Carleton）及保全印度的海斯顶斯·革伦。在战士中则有死守直布罗陀，力御法西武力的厄力奥特（Eliott），及战胜得·格剌斯（De Grasse）而恢复海权的罗德尼（Rodney）。
“御揽政治”的结束
但是13个殖民地的规复则已成为永不可能之事，它们盖已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察坦姆于死时尚未完全放弃希望，但3年而后所有乔治的臣民俱已承认归复之不可复能。只有国王的意志极坚，他始终不肯自认失败。他的大臣则绝对拒绝再继续自信已无热心已失的战事；斩断国王的妄念。他们连在众议院中买下的多数也有不能指挥如意之势。在1780年4月众院即已以233对215的多数通过腾宁（Dunning）“国王的势力已有增加，仍在增加，但应减削”的决议。比较的真能代表选民团体的各群议员中，60人赞成而仅8人反对：此亦大可注目之事。到了康华理斯（Cornwallis）于约克唐（Yorktown）乞降于华盛顿后，在美洲的战事可算终止，而投降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更收束了国王亲执政权的制度。
众院不须分组而通过了一个措辞极严之反对在美继续作战的决议。自1782年3月诺司贵族辞职之日而后，除了负责的内阁及首相外，从未有过别人来统治过不列颠；内阁及首相不仅对于国王负责，而首须，且最须向众议院独立自动的决断负责。因了美洲的巨变，替王位恢复政权的尝试，遂告结束而不再窃发；这倒是一件极关重要之事。如果乔治三世的，及他之后他的子孙的御揽政治能延及于下一世纪，则新时代的民主及改革运动将因直接和国王，和以主要的保守势力自居的国王，发生冲突之故，而变成为反王党的，甚或为共和党的运动。
政党政府的复活
完满的国会政府恢复后，它的必要的随伴，政党政府，亦随而恢复。乔治三世尝依照波林布洛克的立说而为废除政党的企图，但他种种活动的纯净结果，除了美洲的失却不计外，即为新辉格党及新托立党的出世，及民主政治兴趣的唤起。他所唤起的民主兴趣，虽历50年之久尚未能做到国会的改革，但洛京汗贵族，柏克及福克斯所领导的辉格党，少庇特所创造的托立党，及威伯福士反奴贸易的十字军之所以能蓬然有生气者，则胥赖因民主兴趣而生的舆论。
洛京汗派的辉格党人
诺司推倒之后，国王的公开仇敌洛京汗的辉格党人立即起而秉政。他们已不复是纽喀斯尔腐败的辉格寡头；他们虽仍在华族的领袖之下，但他们已能首以舆论为依归，且有认真减除国会中的腐化之远志。他们多年的否运已经给了他们以许多教训，而且他们也尝拜倒于柏克·爱德曼的座下。那个政治思想家深远彻透的识见正因两事而越是有力，也正因两事而越不可靠————一因他的发表政见之具是雄伟的演说术，再因他热烈几近疯狂的爱尔兰性情，害他对于一个问题只能见及一方而不能兼顾双方。他为辉格政治家时如是，他为印度改革家或为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时亦如是。当提携他的洛京汗贵族于1782年上台时，他的政治信条犹未脱离他早年的自由倾向。洛京汗辉格党人的政府虽在任仅有数月，然对于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留下一个极深刻的为善印象，因为它尝通过柏克的《经济改革法》（Economic Reform Bill）。此法大大减削政府所可任意委派的挂名差缺，故窝尔坡尔，纽喀斯尔及乔治三世所尝赖以贿赂整个的国会的可能性自后不复存在，而奥机阿斯王[7]藏垢纳污的大厩今亦半告洗涤。
内阁的更迭
洛京汗死后，辉格党人因瑟尔本贵族（Lord Shelburne）隐秘的人格而又起内讧。福克斯则忘了他多年热烈痛骂诺司贵族的历史，且不顾政治上的节度，而反和诺司联合。但福克斯·诺司的政府也不久于位，国王亦竭力助成其倾覆。继它而起者为年轻的庇特，而后援则为新近复活的托立党。庇特尝极力反对国王的个人政府及其美洲政策，但只消国王能接受他的条件，他固未始不可和他联合起来。在乔治一方，御揽政治既属不复可能之事，则又何乐而不和庇特联合以共御更是可憎的辉格党人？
庇特及托立党
庇特首10年的政府尚未经法兰西革命之战的搅扰，故纯是一中兴太平的内阁，明智不让于窝尔坡尔的政府，而活动力且尤过之。庇特整理了国家的财政，恢复了它对内对外的威望，开始树立了一不列颠新帝国的基础于旧帝国的灰烬之上，又近代化了加拿大及印度的政府而使之稳固[8]。他又仿照窝尔坡尔的成例，将首相在国家中的职权重加整饬，而使之成为全国的真正治理者，不复如前时之仅为国王意志的工具。在他当权的时候，不列颠人的内阁观念亦有最后的确立；内阁为一行动一致的团体，且须依一独立的众议院为生。他的前任洛京汗派辉格党人所尝努力恢复的政党制度，亦经他的缔造而益臻完成。在他领袖之下复活的托立党不复仅是“国王朋友”的一个名称，而是一独立有为的国会团体；它有它的朽腐城市及它的选举经费；它在群社中也有各重要阶级为奥援，且得它们的厚爱。它的中坚虽仍为乡绅阶级及教社，但它的少年领袖也深得营商群社的信任，犹如梦塔归岛·查理及窝尔坡尔一班辉格领袖之所尝获得，而托立领袖则从未获得者。而且庇特又和福克斯的辉格党人不同，他懂得经济及财政，而布鲁克斯之会（Brooks’s）[9]中则绝少会研究及于这种学问。他在剑桥的盆布洛克做学生时，即已熟读斯密斯·亚当方于当时出版的《原富》；数年而后，在瑟立本的进一步的教诲之下，他又尝以新经济主义实施之于财政部。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能和市府（Guildhall）的参事官们交忭，而伦敦城对于儿子的爱戴信任亦无异于它对于父亲的爱戴信任。
庇特的功绩及限制
因为庇特个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故复活的托立政党一时成为进步的工具。他奉着辉格党人自己也可采纳的政策；因此一来，柏克及福克斯反而须反对自由的设施，他们的反对也尽失了为主义奋斗的意义。但庇特所领导的究为全国保守势力所集中的政党，为领袖者在形势上亦决不能永远向着改变的途径步步前进，而不知中止。所以当他趋承国人因美洲之战的失败而发生的一种改进运动，而提出一缓和的国会改革法案时，他自己的党徒亦绝不愿其成立。柏克固尝以他的《经济改革法》来烧焦国会腐化的毒蛇，但他及反对他的托立党人俱尚不欲藉朽腐城市的减少来把它杀了，所以那个根深蒂固的毒蛇仍有多年的荣誉生活可度。法兰西革命及因此而起的战事发生后，所有政治改动的拟议历30年之久而不能再一提出于英吉利。那些虽是光荣的年份，却也是可怕的时期；如果我们没有庇特政府在首10年中所立下的基础，我们也许未必能安渡过这个时期，而仍为胜利者。
战事起后，庇特须和雅各宾主义及其海陆大军作殊死战。为获胜起见，他所尝救出于美洲战后的萎顿而将养使之复原的各色社会他固须依旧依赖，但他所尝想法改革，想法摇动之政治的已定利益他也须得其好感。凡是一个人，为救护国家抵抗外寇起见，而须依赖各种势力时，则他立即失了批评这种势力的能力；他须受制于他所借以工作的物料，而再不能制服这种物料。而且，极端保守势力在拿破仑之战中的得胜本来也未必见得即可发生永久的祸患；此次所发生的祸患之所以特别可惊，乃因工业革命正在猛进，而保守的政治思想及习惯则对于这革命的社会及经济方面有极坏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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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1778年他尝嫌察坦姆之得在韦斯敏忒寺享有国葬，“此举于我个人极为可厌”，他尝说。他似乎没有见到他的臣民之仍拳拳于逝者在7年之战中所建的大功；他似乎也没有想到他们初不会问及他死时和国王感情之好不好。
[2] 关于宪法上的争执，参阅C. H. Mcilwain教授的The American Revolntion. A Constitntional Interpretation及Pollard教授1924年10月在History中所发表的批评。美人当以1688革命以前的案例为根据，而把国王及国会之权分得十分清楚：国王之权他们在某种范围内可以承认，但韦斯敏斯忒的国会则他们仅视为不列颠的地方议会。自英人看起来，这样的一个划分是说不通的，因为他们视“国王在国会”为最高权之所在。
[3] 译者按，卡撒掘剌初因得亚玻罗（Apollo）神的垂爱而有预知之力，但亚坡罗和她不睦后，又使她的预言一一无灵。
[4] 见Egerton，The American Revolution，第4页。斯密司·亚当提倡自由贸易的《原富》出版于1776年，即殖民地有《独立宣言》的那年。
[5] 为使英人易于明了起见那个战胜美洲“托立党人”而实现对英独立的政党，就它的性格及政策而论，最好称之为“激烈”，我们姑不问此名词在今日的美国具有何种意义。革命党人绝不是英人所知的“辉格党人”，因为他们既无华族气味，更少缓和精神。他们也不是“自由党人”，因为他们绝不让反对党享有言论或意见的自由，他们终且把反对党驱出国外。他们也不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没有重行分配财产的企图，他们在经济理论上都是个人主义者。他们是平民主义者，他们对于非来自人民的权力极少尊重；或绝不尊重；他们强欲少数服从多数的意志，并欲使穷人和富人在政治上有同量的权力。如欲用我们英人所习用的政治名词来称呼他们，“激烈党人”一词是最确切不过的了。
[6] 关于美洲的社会及边陲的影响，参阅上第474——475页。
[7] 所谓Augean Stable即古希腊Elis国之王奥机阿斯（Augeas）的大牛槽，中蓄牛3000头，历30年而未一洗濯。其后Hercules决二河之水，一日而便洗清。
[8] 关于加拿大及印度，见下第639——667页。
[9] 译者按，为当时辉格党人的聚会之所，以会所的肆主人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