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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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他回到9号楼，人们已经对此有所耳闻。齐里纳，那个主治医生，一看见他露头，就笑话起他来。
汉斯来到流动医院的负责人瓦伦丁这里。瓦伦丁说：“你真是走运。德灵本可以直接把你告到营地医生那里，那你直接就被发配到矿场上去了。现在呢，你要么今天就被发配了，要么下周。”
“您是什么意思？”
“啊，你当然还不知道这个事，毛头小子。你没听说解散护士，赦免发配吗？”
“那是什么？”
“下周要有60个护士到布纳去。听说那边要建一个新的医院。”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嘛。”汉斯思忖。
“年轻人，你还真是天真，”瓦伦丁不屑地说，“听起来是护士和医生去布纳，不过你就等着瞧吧，没一个人能进到医院里的，除非他们先把自己搞成半残，然后作为病人进去。”
那听着可不怎么样。汉斯来到营里时间还短，要是发配的话，那些已经在这里久了的人肯定排在他后面。晚上他和艾力·珀拉克还有克莱夫那，上面房间里的一个捷克同事说到了这个情况。克莱夫那已经在不同的营区里待了四年了，他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
“别担心，”他说，“这号楼得有十个人走，但是你看吧，你们肯定不会走的。”
“你怎么知道？”
“齐里纳负责做名单，他和你们俩关系都不错。”
“可是现在他用不上我什么了，你看我在隔离区给自己树立的形象多美好啊。”汉斯说。
“别那么说，你并没有毁掉什么形象。你太老实了，顾忌太多。你是想替那些病人争取，所以才招惹到了楼长大人，因为那样给他增添了工作。你不要把所有的波兰人都混为一谈。”
克莱夫那说得没错。几天之后，齐里纳正式告诉汉斯一切都没事，他会留着汉斯和艾力，因为他觉得荷兰人是体面人。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没能逃脱厄运：托尼·哈克斯汀和赫拉德·范维克。齐里纳没有留他们，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不是医生，也是在营里时间最短的。托尼人缘不好，他很紧张，对患者大声吼叫，还经常和别的护士闹矛盾。至于赫拉德，汉斯觉得特别可惜。他是个温柔聪明的小伙子。他很虚弱，而且已经咯了几次血。
“他们要怎么处置我们？”赫拉德问道。
“嗯，你们还是会去那边的新医院。”
汉斯自己都不相信，但是让这个可怜的青年徒增更多烦恼，又有什么用处呢。
护士们在一个星期三出发了。他们洗了澡，穿上了新衣服。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还会留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是不需要把旧衣服换下来的。
星期四下午，汉斯刚抬着一桶汤来到10号楼，就感受到了那边轻微的恐慌气氛。萨缪教授早上正上着班就被拉走了，是地区医生威尔兹下达的命令。他是党卫队医生，位居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有营地医生之上。传言说他要去比克瑙，在那边的女人里寻找实验材料。女孩们觉得楼里的这些老住户可能要去外出劳动了，虽然她们已经做了实验，结局却是仍然要惨死在砾石场上。
汉斯觉得自己了解的更多一些。他安慰弗里德尔道：“几个星期前，萨缪和克劳伯格闹了矛盾。萨缪想要进一步保护工作人员，于是询问地区医生能否让已经在名单上的40个‘最有资格’的女性不参加克劳伯格的实验。”
“确实有可能这样，”弗里德尔说道，“这边上演着各种勾当。布鲁达昨天和克劳伯格的助理西维亚大吵了一架，很可恶的一个女的。她几个月之前就说过工作人员迟早也会轮到的。要是这种人在营里再待上两三年，有了权力，就会忘了自己也是囚犯这回事儿了。”
“布鲁达是谁？”汉斯问道，“她是现在的楼长。她是医生，但是会尽可能地破坏实验。”
汉斯回到9号楼，克莱夫那讲了自己对此事的判断。“如果他们在比克瑙枪杀了萨缪，布鲁达的楼长地位也就保不住了。”克莱夫那说。
“那么他们就会把工作人员带去做实验吗？”
“可能吧，但是有那么严重吗？总比之前说的萨缪要去找新的被试人员要好。打针总比被送去比克瑙强。实验也没有那么可怕。的确，那些希腊姑娘被折磨得很惨，但是克劳伯格的实验中的死亡案例只有几个，还有几个人出现了腹膜炎，有几成的人不孕，我们也不知道。”
汉斯完全同意克莱夫那的看法，什么都比去比克瑙强。但是他不能认同实验“没那么严重”这个观点。
“就算他们只是取了女人的一根头发，也是犯罪，和重大的实验处理一样严重，因为犯罪的本质不是由实验的严重程度决定的，而在于实验的强迫性。再者，如果实验不严重，他们也不用逼着囚犯们去做。我要是想做一个无害的实验，我在门诊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合作的人。所以他们去囚犯里找，已经证明了这个实验不是那么简单。从经济上来讲，资本主义的进步经常是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但是法本公司[1]的进步想要用我们的女人的身体做代价，就算是再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人批准的，只有德国除外。”
“你这话说得没错，”克莱夫那答道，“法西斯保护大资本这一点确实令人震惊，而且他们经常采用前资本主义的手段。”
“怎么说？”
“就拿他们的权力模式来看吧。这纯粹就是封建制度。在营里你可以看到程式化的形式，一个营就如同一个公国。营长是党卫队的封臣，他通过授予特权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楼长就是伯爵，他们小有权力，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安排’一些事情。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像是在公国里实施恐怖统治的下层贵族。比如我们楼的那个门卫。
“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门卫的工资是由他付出的劳动决定的。在这里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每次来一个看病的，他都会索要一根香烟，或者更多别的东西，才放人进去。他为病人提供的每项服务都要收钱，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只有广大群众，那些没有权力地位的人，才会觉得一升汤和一份面包都很重要。这是权力与权利之间最粗暴的碰撞。完全不民主，封建。”
汉斯正要下楼，忽然听见有人叫他：“你好呀范达姆，你也在这儿？”
一个年轻人躺在一张床的中铺上，瘦骨嶙峋的，虚弱得已经没法从床上起身了。
“兄弟，莱克斯，你在这躺了多久了？”
那个人是莱克斯·范维仁，是一名爵士小号手，汉斯以前和他一起玩过音乐。
“你不知道，杰克·德弗里斯也在这儿？”莱克斯说，“他在一个矿工劳动小队，还有毛里斯·范科雷夫，他在比克瑙的乐团。”
“怎么会？”
“在比克瑙，犹太人可以参加乐团，有很多有名的荷兰人也在里面，强尼和琼斯[2]，还有约翰·赫兰德[3]也在这儿。”
一些过往的回忆被唤起，莱克斯还讲述了在亚维绍维采分营，在煤矿区的情况：“两人一组，每天运四十辆推车，这个工作量和专业的矿工一样。但人家是内行，你又不会用镐，所以一块煤也敲不下来。那就意味着挨打。第一天我们只交上去了五车，量少得被人叫作‘搞破坏’。但是我跟你保证：绝对挖不出再多了。作为惩罚，我们当晚去了罚站地牢。那是一个地窖，矮到你无法站直，但是又不能躺下，因为地上还有几厘米深的积水。你就得一整晚佝偻着身体站在一片漆黑里。可以想象你第二天得有多难受，根本没法干活。于是等待着你的就是再次挨打和其他的惩罚。没人能挺得住这个。老百姓能正常吃饭，还有矿工补贴。我们只能靠一份面包和一升汤充饥。矿工下班回家了就可以休息、睡觉，或者去酒吧喝上一杯。我们却要接受点名，接受体罚，平趴在泥地里，起来，再趴下，再起来，一连几个小时。然后回窝，八个人一张床，没有安宁，只有寒冷。早上四点钟你就会被叫醒，然后又是循环往复的一天。连生病休息的机会也不给你。拉肚子？干活去。发烧？干活去，直到你死了才算。还没说矿下的风险呢！他们在囚犯们工作的矿道里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事故时刻在发生。真是蠢啊，这样也耽误了他们自己的生产效率。我们是半年前1000个人一起从荷兰过来的。选出来了300个男人。剩下的应该已经被毒气杀死了。我们这300个人去了矿场。现在活着的大概还有15个人。我算是走运的。有一天营长带过来了一只老旧的圆号，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但是他问我是不是真的会吹号。于是我给主管助理演奏了一首《平安夜》。当时是圣诞，他们一整晚都点名要听这首曲子。‘平安夜，圣善夜。’我不由得想起了在罚站地牢里面的那一夜。好吧，我后来就成了值日人员，不用再去矿场了。我需要做打扫营房、取面包之类的杂活，偶尔给先生们演奏几段，就多拿到一些食物。对，你在这得找到一些自己的特别之处，不然就是死路一条，毫不留情。”
“是啊，是啊，我的先生们。”一个绅士般有磁性的声音从上铺传来。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来讲笑话的？”汉斯仰头问道。
“我叫蒙克，我确实是个讲笑话的，但是我讲的都是党卫队的笑话。从1941年1月我就已经被囚禁了。”
汉斯一脸不可置信。“1941年1月那时候往波兰的运输还没开始啊。”
“不，我是和丐军[4]一起被抓的。1941年丐军审判的时候，我被判了死刑。”
“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又一个荷兰人加入了谈话。
“您估计也是个讲笑话的，先生，不过是冷笑话。不过我还是回答您的问题。我已经辗转过至少12座监狱以及同样多的营地了。但是正如大多数的死刑犯一样，你得等判决书下来，但是一直也等不到。布痕瓦尔德情况最严重，那里有上百个死刑犯。偶尔会有一批被送到雾营[5]————纳茨维勒去。”
“为什么叫雾营？”
“少安毋躁，先生们。纳茨维勒是‘夜与雾法令’的执行地，清晨第一缕光出现的时候，那场面神秘又诡异。那些德国人总是喜欢玩原始的手段。言归正传，我本来是应该一起被送去纳茨维勒的。但是布痕瓦尔德的政治监狱在行政之类方面的地位很关键。当时需要运一群技术工人到萨克森豪森————原来的奥拉宁堡，他们就尽可能把死刑犯们装上车。多次辗转之后，我到了奥斯维辛，在这待着还不错。上周分选，我这个朝圣者的名字是在上面的。第二天那些倒霉蛋被送走，我却又发现了一个笑话。我在这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登记的，而是受保护囚犯的身份。我不是那上百万个要在这化成青烟的无名小卒的一员。我有文件，我身上还有诉讼程序在进行。我只能以被处决的方式死，而奥斯维辛这儿并不管处决的事。他们觉得我一个犹太人在这儿肯定是会不得好死的。”
“这种事还挺常见的，”汉斯说，“比克瑙有一个叫博阿斯的人，是个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国教师。他用假文件以翻译的身份和英吉利海岸边的工人一起工作。他和两个朋友一起被抓，按照间谍罪被起诉并且三个人都被判了死刑。那两个朋友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事，被直接枪决，但是博阿斯说了自己是犹太人。
“党卫队官员对他说：‘你这个犹太人，去奥斯维辛吧，在那你会跪下来求死，那才是你应得的下场。’博阿斯现在在一个不错的劳动小队里，他运气要是再好点，估计会活过这场战争，恰恰因为他是犹太人。”
[1] 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是德国化工及制药综合企业。
[2] 爵士乐队名。
[3] 荷兰第一位广播体育解说员。
[4] 16世纪和西班牙作战时的一支荷兰民间游击队伍。
[5]关押并秘密处决囚犯的营。
等他回到9号楼，人们已经对此有所耳闻。齐里纳，那个主治医生，一看见他露头，就笑话起他来。
汉斯来到流动医院的负责人瓦伦丁这里。瓦伦丁说：“你真是走运。德灵本可以直接把你告到营地医生那里，那你直接就被发配到矿场上去了。现在呢，你要么今天就被发配了，要么下周。”
“您是什么意思？”
“啊，你当然还不知道这个事，毛头小子。你没听说解散护士，赦免发配吗？”
“那是什么？”
“下周要有60个护士到布纳去。听说那边要建一个新的医院。”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嘛。”汉斯思忖。
“年轻人，你还真是天真，”瓦伦丁不屑地说，“听起来是护士和医生去布纳，不过你就等着瞧吧，没一个人能进到医院里的，除非他们先把自己搞成半残，然后作为病人进去。”
那听着可不怎么样。汉斯来到营里时间还短，要是发配的话，那些已经在这里久了的人肯定排在他后面。晚上他和艾力·珀拉克还有克莱夫那，上面房间里的一个捷克同事说到了这个情况。克莱夫那已经在不同的营区里待了四年了，他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
“别担心，”他说，“这号楼得有十个人走，但是你看吧，你们肯定不会走的。”
“你怎么知道？”
“齐里纳负责做名单，他和你们俩关系都不错。”
“可是现在他用不上我什么了，你看我在隔离区给自己树立的形象多美好啊。”汉斯说。
“别那么说，你并没有毁掉什么形象。你太老实了，顾忌太多。你是想替那些病人争取，所以才招惹到了楼长大人，因为那样给他增添了工作。你不要把所有的波兰人都混为一谈。”
克莱夫那说得没错。几天之后，齐里纳正式告诉汉斯一切都没事，他会留着汉斯和艾力，因为他觉得荷兰人是体面人。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没能逃脱厄运：托尼·哈克斯汀和赫拉德·范维克。齐里纳没有留他们，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不是医生，也是在营里时间最短的。托尼人缘不好，他很紧张，对患者大声吼叫，还经常和别的护士闹矛盾。至于赫拉德，汉斯觉得特别可惜。他是个温柔聪明的小伙子。他很虚弱，而且已经咯了几次血。
“他们要怎么处置我们？”赫拉德问道。
“嗯，你们还是会去那边的新医院。”
汉斯自己都不相信，但是让这个可怜的青年徒增更多烦恼，又有什么用处呢。
护士们在一个星期三出发了。他们洗了澡，穿上了新衣服。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还会留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是不需要把旧衣服换下来的。
星期四下午，汉斯刚抬着一桶汤来到10号楼，就感受到了那边轻微的恐慌气氛。萨缪教授早上正上着班就被拉走了，是地区医生威尔兹下达的命令。他是党卫队医生，位居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有营地医生之上。传言说他要去比克瑙，在那边的女人里寻找实验材料。女孩们觉得楼里的这些老住户可能要去外出劳动了，虽然她们已经做了实验，结局却是仍然要惨死在砾石场上。
汉斯觉得自己了解的更多一些。他安慰弗里德尔道：“几个星期前，萨缪和克劳伯格闹了矛盾。萨缪想要进一步保护工作人员，于是询问地区医生能否让已经在名单上的40个‘最有资格’的女性不参加克劳伯格的实验。”
“确实有可能这样，”弗里德尔说道，“这边上演着各种勾当。布鲁达昨天和克劳伯格的助理西维亚大吵了一架，很可恶的一个女的。她几个月之前就说过工作人员迟早也会轮到的。要是这种人在营里再待上两三年，有了权力，就会忘了自己也是囚犯这回事儿了。”
“布鲁达是谁？”汉斯问道，“她是现在的楼长。她是医生，但是会尽可能地破坏实验。”
汉斯回到9号楼，克莱夫那讲了自己对此事的判断。“如果他们在比克瑙枪杀了萨缪，布鲁达的楼长地位也就保不住了。”克莱夫那说。
“那么他们就会把工作人员带去做实验吗？”
“可能吧，但是有那么严重吗？总比之前说的萨缪要去找新的被试人员要好。打针总比被送去比克瑙强。实验也没有那么可怕。的确，那些希腊姑娘被折磨得很惨，但是克劳伯格的实验中的死亡案例只有几个，还有几个人出现了腹膜炎，有几成的人不孕，我们也不知道。”
汉斯完全同意克莱夫那的看法，什么都比去比克瑙强。但是他不能认同实验“没那么严重”这个观点。
“就算他们只是取了女人的一根头发，也是犯罪，和重大的实验处理一样严重，因为犯罪的本质不是由实验的严重程度决定的，而在于实验的强迫性。再者，如果实验不严重，他们也不用逼着囚犯们去做。我要是想做一个无害的实验，我在门诊也能找到一些愿意合作的人。所以他们去囚犯里找，已经证明了这个实验不是那么简单。从经济上来讲，资本主义的进步经常是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但是法本公司[1]的进步想要用我们的女人的身体做代价，就算是再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会有人批准的，只有德国除外。”
“你这话说得没错，”克莱夫那答道，“法西斯保护大资本这一点确实令人震惊，而且他们经常采用前资本主义的手段。”
“怎么说？”
“就拿他们的权力模式来看吧。这纯粹就是封建制度。在营里你可以看到程式化的形式，一个营就如同一个公国。营长是党卫队的封臣，他通过授予特权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楼长就是伯爵，他们小有权力，可以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安排’一些事情。他们的工作人员就像是在公国里实施恐怖统治的下层贵族。比如我们楼的那个门卫。
“在一个普通的医院里，门卫的工资是由他付出的劳动决定的。在这里他是一个有权力的人。每次来一个看病的，他都会索要一根香烟，或者更多别的东西，才放人进去。他为病人提供的每项服务都要收钱，这就是他的生财之道。只有广大群众，那些没有权力地位的人，才会觉得一升汤和一份面包都很重要。这是权力与权利之间最粗暴的碰撞。完全不民主，封建。”
汉斯正要下楼，忽然听见有人叫他：“你好呀范达姆，你也在这儿？”
一个年轻人躺在一张床的中铺上，瘦骨嶙峋的，虚弱得已经没法从床上起身了。
“兄弟，莱克斯，你在这躺了多久了？”
那个人是莱克斯·范维仁，是一名爵士小号手，汉斯以前和他一起玩过音乐。
“你不知道，杰克·德弗里斯也在这儿？”莱克斯说，“他在一个矿工劳动小队，还有毛里斯·范科雷夫，他在比克瑙的乐团。”
“怎么会？”
“在比克瑙，犹太人可以参加乐团，有很多有名的荷兰人也在里面，强尼和琼斯[2]，还有约翰·赫兰德[3]也在这儿。”
一些过往的回忆被唤起，莱克斯还讲述了在亚维绍维采分营，在煤矿区的情况：“两人一组，每天运四十辆推车，这个工作量和专业的矿工一样。但人家是内行，你又不会用镐，所以一块煤也敲不下来。那就意味着挨打。第一天我们只交上去了五车，量少得被人叫作‘搞破坏’。但是我跟你保证：绝对挖不出再多了。作为惩罚，我们当晚去了罚站地牢。那是一个地窖，矮到你无法站直，但是又不能躺下，因为地上还有几厘米深的积水。你就得一整晚佝偻着身体站在一片漆黑里。可以想象你第二天得有多难受，根本没法干活。于是等待着你的就是再次挨打和其他的惩罚。没人能挺得住这个。老百姓能正常吃饭，还有矿工补贴。我们只能靠一份面包和一升汤充饥。矿工下班回家了就可以休息、睡觉，或者去酒吧喝上一杯。我们却要接受点名，接受体罚，平趴在泥地里，起来，再趴下，再起来，一连几个小时。然后回窝，八个人一张床，没有安宁，只有寒冷。早上四点钟你就会被叫醒，然后又是循环往复的一天。连生病休息的机会也不给你。拉肚子？干活去。发烧？干活去，直到你死了才算。还没说矿下的风险呢！他们在囚犯们工作的矿道里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事故时刻在发生。真是蠢啊，这样也耽误了他们自己的生产效率。我们是半年前1000个人一起从荷兰过来的。选出来了300个男人。剩下的应该已经被毒气杀死了。我们这300个人去了矿场。现在活着的大概还有15个人。我算是走运的。有一天营长带过来了一只老旧的圆号，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儿搞来的，但是他问我是不是真的会吹号。于是我给主管助理演奏了一首《平安夜》。当时是圣诞，他们一整晚都点名要听这首曲子。‘平安夜，圣善夜。’我不由得想起了在罚站地牢里面的那一夜。好吧，我后来就成了值日人员，不用再去矿场了。我需要做打扫营房、取面包之类的杂活，偶尔给先生们演奏几段，就多拿到一些食物。对，你在这得找到一些自己的特别之处，不然就是死路一条，毫不留情。”
“是啊，是啊，我的先生们。”一个绅士般有磁性的声音从上铺传来。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来讲笑话的？”汉斯仰头问道。
“我叫蒙克，我确实是个讲笑话的，但是我讲的都是党卫队的笑话。从1941年1月我就已经被囚禁了。”
汉斯一脸不可置信。“1941年1月那时候往波兰的运输还没开始啊。”
“不，我是和丐军[4]一起被抓的。1941年丐军审判的时候，我被判了死刑。”
“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又一个荷兰人加入了谈话。
“您估计也是个讲笑话的，先生，不过是冷笑话。不过我还是回答您的问题。我已经辗转过至少12座监狱以及同样多的营地了。但是正如大多数的死刑犯一样，你得等判决书下来，但是一直也等不到。布痕瓦尔德情况最严重，那里有上百个死刑犯。偶尔会有一批被送到雾营[5]————纳茨维勒去。”
“为什么叫雾营？”
“少安毋躁，先生们。纳茨维勒是‘夜与雾法令’的执行地，清晨第一缕光出现的时候，那场面神秘又诡异。那些德国人总是喜欢玩原始的手段。言归正传，我本来是应该一起被送去纳茨维勒的。但是布痕瓦尔德的政治监狱在行政之类方面的地位很关键。当时需要运一群技术工人到萨克森豪森————原来的奥拉宁堡，他们就尽可能把死刑犯们装上车。多次辗转之后，我到了奥斯维辛，在这待着还不错。上周分选，我这个朝圣者的名字是在上面的。第二天那些倒霉蛋被送走，我却又发现了一个笑话。我在这不是以犹太人的身份登记的，而是受保护囚犯的身份。我不是那上百万个要在这化成青烟的无名小卒的一员。我有文件，我身上还有诉讼程序在进行。我只能以被处决的方式死，而奥斯维辛这儿并不管处决的事。他们觉得我一个犹太人在这儿肯定是会不得好死的。”
“这种事还挺常见的，”汉斯说，“比克瑙有一个叫博阿斯的人，是个住在阿姆斯特丹的法国教师。他用假文件以翻译的身份和英吉利海岸边的工人一起工作。他和两个朋友一起被抓，按照间谍罪被起诉并且三个人都被判了死刑。那两个朋友隐瞒了自己是犹太人的事，被直接枪决，但是博阿斯说了自己是犹太人。
“党卫队官员对他说：‘你这个犹太人，去奥斯维辛吧，在那你会跪下来求死，那才是你应得的下场。’博阿斯现在在一个不错的劳动小队里，他运气要是再好点，估计会活过这场战争，恰恰因为他是犹太人。”
[1] 全称“染料工业利益集团”，是德国化工及制药综合企业。
[2] 爵士乐队名。
[3] 荷兰第一位广播体育解说员。
[4] 16世纪和西班牙作战时的一支荷兰民间游击队伍。
[5]关押并秘密处决囚犯的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