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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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策——鸦片贸易——该国白银的流出——广州的变化——林则徐钦差——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远征的计划——与中国的贸易
过去的很多年里，那些熟悉中国、能判断事态状况的人，注意到了盘旋于英国与天朝政府上空的风暴，由于中国对我们的蔑视和侮辱的态度，目前风暴终于爆发了。
两国间的商贸关系迄今已存在了200余年，曾因受到中国的猜忌而多次暂时中断；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商业公司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尽管愤怒，然而它们的利益自然使它们在失去利益前选择屈服————一种被视作贬抑的而被迫遵从的做法。
中英关系建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中国人并非不了解与英国的贸易，使他们的国库涌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基于现有的观念，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内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自己在印度的相似。中国现在的统治者，对外国人可能对民众的任何影响都十分戒备，他们的制度必须要让臣民对所有外国的动向和感情尽可能一无所知；因此，“当一位中国人离开了中华，在海外各国漫游，如果有过的话，他很少会被允许重返故土”。 [1] 因为他们知道，臣民对外界的任何了解，很可能对他们的政府所奉行的体制都是致命的。他们认为防止微小的创新，是对更大的颠覆的可靠屏障。例如，他们的船只、战争与农业器具，与几百年前他们祖先使用的一样，构造同样不科学————事情所以如此，并非由于缺乏人才或能力，而是由于统治者反复灌输的系统性愚昧。
为了满足人民的民族“虚荣”感，中国将“外面的国家”即“蛮夷”的观念深入他们心里，这是中国所有政策的重大目的。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在与外国的所有交往中都持夸大之词。比如在他们的公文或法令中，声称我们的贸易对他们国家并无多大的重要性。只要政府持续的如此说教，他们的头脑就会沉溺于民族虚荣心，所以现行的制度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贸易完全停止，数百万人会因此失业。然后，当贫穷和饥饿在大地上惊人地蔓延开来，为什么的问题就会被提出。那个词一旦被说出，就将是当今王朝覆灭的信号。
把中国人想象成堕落的种族，在强加的不应得的鞭挞下逆来顺受，是错误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虽然军事权力掌握在满族人手中，文官职位和地方长官却掌握在本地人手中。当今的统治者可能握有对人民的统治权，他们只把人民视作赏罚的对象；但是一旦灾难和不幸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虚弱的政府的倒台将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有句老话的意思是：“一群暴民远比一群野兽更危险。”他们对这些大众的治理方式是推崇道德示范。地方的管理人员被要求不要干涉乡村的管理，因为他们认为相对于让民众自我管理，干预往往会导致麻烦。
广州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几年前，第一次爆发了对鸦片贸易的反对。人们拒绝让士兵搜查他们的房屋，他们结伙或组成行会，在街上设置路障。政府立即做出让步，军队也当即不再进一步努力。
差不多20年前，皇帝自己在北京的宫中遇到一伙暴徒的袭击，暴徒进入了宫内，迫使皇帝向自己的护卫寻求保护。这表明帝国的权力基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更稳固。无论任何时候，当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后，帝国的统治基础就可能被民众破坏。
自从1780年开始，鸦片贸易就已经存在，但直到1820年才引起政府的注意。当时一位总督禁止其入河，然而其继任者巧妙地批评了这一行动，不赞成驱逐的方法。
他认为，随时的控制和疏导，比时常采取措施，徒劳地禁止鸦片输入更好。
即便是最狂热的支持者，也不能否认毒品具有使人道德败坏的作用。但如何禁止毒品输入，是中国政治家还没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很可能最终接受其为“必要之恶”，而任其自然。
印度鸦片的三大产地是马尔瓦、巴特纳和贝那拉斯，后面两个地方的毒品完全垄断在东印度公司手中。然而，假如他们将来被迫放弃垄断权，其收入几乎不会受损，因为他们多半会赋予加尔各答与孟买同样的出口重任，以此获得与此前的垄断同等程度的利益回报。确实，这样的举动将对印度政府十分有利，因为，无疑商人们在管辖区的所有地方种植罂粟，都要提前支付一笔钱；马尔瓦最好的鸦片是土著王公种植的，一箱在孟买缴纳125卢比的税，市场中售价是400到450卢比；在中国沿海通常售价是七八百元，在最近的困境中甚至高达1200元。 [2] 巴特纳和贝那拉斯的鸦片没有这么贵，每箱产品只要300卢比。因此，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降低了市场缩小的任何可能。
当孟买放弃垄断权时，孟加拉市场试图通过增加自己的供应摧毁马尔瓦市场；孟买商人继续开放市场，因为他们输入毒品到加尔各答，哄抬价格，因而造成需求增加的假象，使得市场上的毒品数量大增。
从加尔各答和孟买装运鸦片的是小型快速帆船，又被称作鸦片飞剪船。他们在强烈的季风时节前往中国海，从孟加拉出发的航程，少则6周，多则8周，那一季节中国海中刮着大风，很少迷途。他们武装到牙齿，沿着海岸线航行，特别是在福建海面。本地的中国帆船在距海岸10或12英里处与他们碰头，拿出金币及银两与之交换。这些船的武装名义上是保护他们抵抗海盗，却经常转而对抗中国当局；但是准确地说，直到最近，这些冲突还很少发生。在广州的示威行动之前，这些船常常停靠在沿海不同的港口处理货物，向官吏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以得到其允许。朝廷的大臣们在抑制毒品的输入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的建议是激烈的，其他人则建议采取温和的手段。前者占上风，却没能实现减少的效果，更不用说禁止这种有害的贸易。这导致了该国目前混乱与困难的状况。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仓库
许乃济 [3] ，一位曾在广州任职的官员的备忘录值得评论；他同意并承认鸦片贸易的罪恶，然而他建议鸦片进口合法化，因为他认识到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如果继续目前的方法，“银有偷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由于白银是最轻便的，同时很难追踪其来源，是交易的媒介，只有在鸦片交易中才使用。与人民遭受的伤害相比，中国政治家更为缺乏这种金属的恐惧所困扰。
中国人从什么矿中获取白银还是疑问，但是从传教士旅行者搜集的所有信息来看，他们似乎很少轻易地开采它们；但是据悉他们有丰富的水银，在将来定会是该国的巨大财富。
然而，对帝国白银不正常外流的呼吁，似乎忘了这种珍贵的金属很可能是我们前辈大量运来的，尽管外表改变了，人们大多误以为这些银锭本来就是该国的。无疑，一些当然是这种来源，但是很可能，迄今为止，大部分的银子显然是被敲碎银圆的新形式。
当银圆进入中国时，中国人给其压印或盖章，因此拿走了这种金属的一小部分；流通中每过一道手都要经历同样的处理，它的实际币值重量减少了。这种碎块货币的拥有者，发现体积的不便，就将其熔铸呈银锭的样子。 [4] 有一种铸币比起之前的银圆更好收藏，1000个方孔钱价值可能不到200。
需要记住，直到机械的发明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前，服装、毛绒等制品还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所有的茶叶和其他商品都被换成欧洲的金银，因此，事实上，目前（所谓的）中国白银外流只是重新偿还了长期以来所借的贷款，或者更合适的说法是，归还我们一度拥有的金钱，交换我们目前的商品。
只要读一下那些赞成采取严厉措施的官员的备忘录，他们的谬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都很清楚，任何对该国人民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立即禁止他们已经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任何措施，不管多么严厉，都不能完全成功。数千人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弄到毒品。数千人长期养成了习惯，如果被剥夺了毒品，他们宁愿待在坟墓里。中国的海军力量无足轻重，而从所有已知的描述可以得知，因为他们的各级官员都公开接受贿赂，所以无意执行严厉的措施。另一方面，更温和的方式将立刻使政府有权监管流通的过程，征收的税收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但是只要货物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出口价只要400卢比，而现货市场的价格是700元，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来禁止，仍会有人在市场出售它。开放的贸易只会使商品价值得到真正的评估，商人们那时可能会发现其他同等甚至更划算的货物。
鸦片走私船
广州的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当时林则徐被北京朝廷任命为与广东省的总督同一级别的钦差，专门为了终止鸦片贸易。他全权进行了调查，并在1839年3月公布了他的第一份公告。 [5]
广州商人与当局之间的第一次严重纠纷是由于在属于外国人的公共广场处决罪犯。此事发生在1839年1月26日，紧接着，在钦差来了之后又接连采取了多起行动。焚烧英国国旗，扣留英国船只，要求英国臣民为意外死亡的中国人抵命。这些以及其他很多行动，都让英国人不能接受。这清楚表明林钦差准备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任命所及的目的。
他的下一步举动是要求颠地先生进入广州城。林则徐发布公告，要求英国人交出手中的所有鸦片，作为换取他们自由的唯一赎金。毫无疑问，钦差将颠地先生扣留的目的是把这位绅士作为交换毒品的人质。
商务监督立即自己坐上船，到了城镇里，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他的决定的话，目前的危机将导致两国商务关系的彻底决裂。
现在，尽管我们需要承认鸦片是非法的，但中国政府的程序仍须视作不可接受的，因为无辜的人因他人的生意而受苦，是违反了英国法律的。因此，作为英国利益的保护者，义律上校有责任将自己（英国政府的仆人）置于商人与中国当局之间。此外，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人有权扣押即使是有走私嫌疑的英国臣民。 [6] 中国人明显有权拿走任何他们发现的走私货物，但不是逮捕猜测的走私者。
很快，监督一到，整个社区都成了秘密囚犯，仆人和仆役被命令离开主人，而主人则被限制在被官兵包围的家中。他们被监禁了7个星期。尽管义律上校向当局提议，陪他们登上河中的船只及任何可能发现毒品的地方，承认他们逮捕的权利；但是他们坚持其处理方法。义律感到危机如此迫切来临，重大利益处于危险中，责任感也要求他在特殊环境中应采取措施。他准备运离的茶叶还仍在港口中，英国没有收到茶叶，将导致严重的财政亏空。由于身处远离政府之地，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拖延时间，以便等到政府对其报告的答复。因此，义律声明自己及其他一些英国臣民已经被中国政府强行扣留，他要求商人为了英王陛下的利益交出鸦片，随后几天又放弃了这个要求；据说，毒品被在小河口销毁了。然而，这似乎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尽管一部分无疑是被销毁了，目的是为了“保持钦差面子的清白”。这种猜测似乎增强了，因最近对马尔瓦鸦片的需求增加了。交出的毒品主要来自巴特纳和贝那拉斯，一年多的消费量都被交出了。目前销售的 [7] ，一箱巴特纳和贝那拉斯的价值等于两箱马尔瓦（这是在交出毒品之前，现在已经反过来了）。这让澳门的商人意识到，市场上已经有太多他们自己的货物，应是私下被“满”大人们出售的————这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中方的敌对措施向英国政府清楚表明，没有英国政府直接干涉，国家的荣誉与我们臣民的安全都不能继续下去。因此英国政府应决定准备好部队，并尽早派到事件所在地。整个印度洋舰队都被下令驶向新加坡，因F.梅特兰德爵士的死亡，杰出的乔治·懿律指挥官被任命为其继任者，被期待与远征军在那里会合，带来大批的援军。援军中的一些来自好望角，其他的是为此特地从英国派出的。
义律肖像
得到海军与陆军支持，英国政府将改变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使之更稳固及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到了。不仅仅是为委屈要求赔偿，及支付在广州非法销毁的英国臣民的财产，而是要永久确立双方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被认为更重要的是————开放沿海不同口岸的贸易，并且得到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的保证。尽管澳门与广州之间的分歧已到了很大程度，但仍值得恭贺的事情是，由于义律上校的决定，1839年所有的茶叶都送到了英国本土，大部分是从澳门用美国货船或其他国家的船只运输的，最后安全地抵达了英国，总量达3300万磅。
总督奥克兰阁下将准备好陆军 [8] ，把远征的装备交到指挥官手中。全权代表懿律指挥官及义律上校会与奥克兰阁下及本土政府沟通。同时，因为指挥官还未抵达，远征的琐事落到了海军准将戈登·伯麦爵士的身上，他抵达了在加尔各答的载炮74门的威厘士厘号。整个舰队将在6月中旬到达澳门海域。
在北部省份的奥克兰阁下，3月初到了孟加拉辖区，并立马加速准备远征。
在孟加拉装载运输了12000吨物资，军粮部门被命令准备9个月的粮草，额外的储备是从新南威尔士运来的，汽船的煤在运输中作为压舱物。从英格兰发出了一封包含英国政府要求的信件，由全权代表在军队一到广州后，就交给北京的朝廷，或者在其他可能有利场合的时候将公文交给中国政府。
皇家第26团的奥格兰德上校在远征中将享有军事指挥权，因为普遍的意见是，高级官员布瑞尔上校将得到渴望的晋升。
最新的决定是，5月21日之前，远征军能在新加坡安全等候指挥官，这一天之后他们将前往广东，开始行动。因为7月、8月及9月是一年中最糟糕的月份（台风通常发生在这个季节），主要目标是在遇到这些糟糕的飓风产生的危险之前，使远征军抵达中国海。
要达到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占领一个小岛，作为部队及军粮的基地，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作为建立贸易的基地。最开始注意到的是大屿山岛，在广州河流的入口处，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支撑点，它应该用来对抗该城及虎门的炮台。印度政府提议 [9] ，远征军一抵达，就应该发动炮击，将对方夷为平地。但是在广州的英国官员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简单的摧毁，中国人将明显知道他们的弱点，将来很可能更仔细重建，更具威胁性；另一方面，如果在战斗中占领并控制他们的话，在事情安定后又归还些东西，他们会高兴地接受，而这些地方在中国人手中控制，永远不会令英国军队难以应付。
最后决定，在所有战斗行动中，政府官员是攻击的目标，无论哪里，一有机会就应安抚民众；但是那些很熟悉军事力量的人肯定清楚并了解军事行动应有灵活性，在处于抵抗状态的国家，实施上述想法必定是困难的。
很多人认为，因为我们的商人在广州遭到了持续伤害，英国国旗被焚烧，女王的官员被囚禁，应该首先给那里一次教训，施加第一次惩罚。其他人又认为，应该首先进攻舟山。由于其位于扬子江口，及必然的商业重要性，是进行行动的更好地点。这条大河可以说是中华帝国身体的主要动脉，内陆财富的来源。就面积和航行便利，世界上没有任何超过它的；同时，就其内部而言，不仅中国的中心部分靠其获取生存及财富，而且北部省份的交通同样如此。它通过人称“大运河”的运河与白河联系起来。该运河是一杰出的工程，在中部贸易中起主要作用，实际上从南方一直流到中国的北部，最后到达距北京不到40英里远的通州小城。在河口占有据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决定在舟山建立我们军队的总部。
对付一个像中国这样顽固的国家，需要快速而又强大的行动，应该立即使其大吃一惊并陷入瘫痪之中。“喋喋不休”，是他们谈判时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也一直是我们对华政策采用的方法；现在，宗旨是以坚定的决心实现我们的目标。 [10]
在舟山建立军事据点后，总司令的下一步是，在义律上校的陪同下，向北进军到白河口，从那里努力与中国朝廷取得联系。
很多人认为福建和浙江人敌视他们的统治者，因此似乎最好发展与他们的友谊。一件事是确定的（随后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前一省份的人们是最投机的商人，敢于在所有沿海走私。这些海岸和台湾岛之间进行的棉布、大米、糖等等的贸易，是难以估量的。中国人目前控制了该岛，一连串山脉贯穿这个美丽的岛屿。
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很多年前在舟山岛有个英国工厂，它是由东印度公司建立的，但是在他们手中是无利可图的事业；因为政府大幅增加了来自英国贷物的进口税，以至于当地的帆船从广州运来货物，能以比英国商人低的价格销售。这是工厂为什么关闭的原因，然而其位置的标志仍能在西部边缘郊区看到。因此，通过占领岛屿，能否实现可盈利的贸易，还是个疑问。不在于清朝官吏显然会不友善；相反，他们将来似乎可能支持我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珍惜”我们商人。但如果他们再次决定对外国人运来的所有货物，征收如此高的岛屿过境税，人们将不会成为购买者，这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
另一方面，也要必须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后，之前除了富裕阶层外，其他阶层无法得到的商品，现在连最卑贱的人也可以得到。200年前，本色布及类似的商品在中国能以比英国棉布低得多的价格出售；但是这种本土的制品几百年来没有大规模增加或减少成本，只是随着随时变动的人工成本、多年来的产量或者过剩或者紧缺而变化，然而科学的进步使得以前在英国售价10元的欧洲商品，现在能以2元在中国沿海出售。
清朝官吏及富人当时是仅有的消费者，但现在新的主体，其人口数量庞大成为了购买者；因为很明显，当他们以低得多的价格，拥有了与自己生产的差不多或更好的商品时，他们会被卷入市场，他们的精力必要转向其他的就业渠道，以勉强维持生活，以及购买的能力。茶叶、生丝及加工的丝绸，多半都会从浙江、福建及江南沿海用船运走，以交换呢绒及人造丝布。因此茶叶的价格降低了，英国的贫穷阶层中有了茶叶消费者。我们中一些人有机会访问北部省份，看到了在一个易受温度变化影响的国家里，呢绒及御寒衣物有现成的市场。不可能计算出需求的平均水平；因为沿海帆船的大量损失及内地运输的费用阻碍了居民感受到我们价格降低的效果。但是，当考虑到大量欧洲工业制品在南美西海岸找到了销路，而那里只有900万人，与现在中国沿海的销售量相当。在一个据信有3亿人的国家，中国的供应量一定远远少于实际的需求量。
如果这一讨论是合理的，消费量的大量增加自然是可以期待的。清朝官员应该发现，他们无疑也会发现，通过贸易的垄断可以获得利润。可能最后他们自己的利益会引领他们，现实面对他们迄今为止盲目驱逐的东西。
* * *
[1] 从中文中摘取的语句。作者认为许可这一表述对理解本书的其他部分有帮助。
[2] 125卢比等于12.1英镑，400卢比是40英镑。700元是151.54英镑，1200元是2558.54英镑。
[3] 太常寺少卿。参阅《国会中国报告》，第156页。
[4] 银锭比其他的更贵重，因为其包含部分金沙。通常是船形，中心有印记。
[5] 参阅《中国报告》，第350页。
[6] 中国政府的法律否认外国人的利益，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当局拒绝承认中国对英国臣民的权力，因为无法期待从中国的管理机构得到公正；但是我认为我的叙述是正确的，一份照会曾被送往中国，英国臣民如能服从中国法律，应享受中国国民待遇。中国对照会的答复是否定的。
[7] 根据平均值，中国每年出口的茶叶，到英国市场的价值是3500万。最近三年每年的消费量是3700万。
[8] 欧洲军团，第18团、26团、49团和37团；马德拉斯步兵及孟加拉志愿军；马德拉斯炮兵、工兵及地雷工兵。舰队：载炮74门的麦尔威厘号、威厘士厘号、伯兰汉号；载炮46门的都鲁壹号、布郎底号；载炮28门的康威号、窝拉疑号、鳄鱼号、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小型护卫舰和横帆双桅船有卑拉底斯号、摩底士底号、拉恩号、纳姆罗号、海阿新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和阿尔及林号；蒸汽船有皇后号、马达加斯加号、进取号和阿特兰特号。运输船装备了2支枪和大艇的6磅大炮。
[9] 这个建议随后被否决了，因为本土政府很希望避免流血，直到所有和平谈判都告失败，因此被推迟到以后使用该建议。
[10] 单词“坚定和决心”不表示劫掠和杀戮；公众一般似乎批评远征军首脑试图最后与对方政府和谈而非战争来解决问题，在和一个国家的对抗中采取战争的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更应得到屠夫的名号，那样做当然不能增加英国的荣誉。
中国的政策——鸦片贸易——该国白银的流出——广州的变化——林则徐钦差——英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远征的计划——与中国的贸易
过去的很多年里，那些熟悉中国、能判断事态状况的人，注意到了盘旋于英国与天朝政府上空的风暴，由于中国对我们的蔑视和侮辱的态度，目前风暴终于爆发了。
两国间的商贸关系迄今已存在了200余年，曾因受到中国的猜忌而多次暂时中断；但是，长期以来，一些商业公司垄断了与中国的贸易，尽管愤怒，然而它们的利益自然使它们在失去利益前选择屈服————一种被视作贬抑的而被迫遵从的做法。
中英关系建立在对双方都有利的基础上，中国人并非不了解与英国的贸易，使他们的国库涌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基于现有的观念，人们认为中国政府内部某种程度上，和我们自己在印度的相似。中国现在的统治者，对外国人可能对民众的任何影响都十分戒备，他们的制度必须要让臣民对所有外国的动向和感情尽可能一无所知；因此，“当一位中国人离开了中华，在海外各国漫游，如果有过的话，他很少会被允许重返故土”。 [1] 因为他们知道，臣民对外界的任何了解，很可能对他们的政府所奉行的体制都是致命的。他们认为防止微小的创新，是对更大的颠覆的可靠屏障。例如，他们的船只、战争与农业器具，与几百年前他们祖先使用的一样，构造同样不科学————事情所以如此，并非由于缺乏人才或能力，而是由于统治者反复灌输的系统性愚昧。
为了满足人民的民族“虚荣”感，中国将“外面的国家”即“蛮夷”的观念深入他们心里，这是中国所有政策的重大目的。为达到此目的，他们在与外国的所有交往中都持夸大之词。比如在他们的公文或法令中，声称我们的贸易对他们国家并无多大的重要性。只要政府持续的如此说教，他们的头脑就会沉溺于民族虚荣心，所以现行的制度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一旦贸易完全停止，数百万人会因此失业。然后，当贫穷和饥饿在大地上惊人地蔓延开来，为什么的问题就会被提出。那个词一旦被说出，就将是当今王朝覆灭的信号。
把中国人想象成堕落的种族，在强加的不应得的鞭挞下逆来顺受，是错误的。事实是，长期以来，虽然军事权力掌握在满族人手中，文官职位和地方长官却掌握在本地人手中。当今的统治者可能握有对人民的统治权，他们只把人民视作赏罚的对象；但是一旦灾难和不幸降临到他们身上，目前虚弱的政府的倒台将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有句老话的意思是：“一群暴民远比一群野兽更危险。”他们对这些大众的治理方式是推崇道德示范。地方的管理人员被要求不要干涉乡村的管理，因为他们认为相对于让民众自我管理，干预往往会导致麻烦。
广州有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子。几年前，第一次爆发了对鸦片贸易的反对。人们拒绝让士兵搜查他们的房屋，他们结伙或组成行会，在街上设置路障。政府立即做出让步，军队也当即不再进一步努力。
差不多20年前，皇帝自己在北京的宫中遇到一伙暴徒的袭击，暴徒进入了宫内，迫使皇帝向自己的护卫寻求保护。这表明帝国的权力基础并不比其他东方国家更稳固。无论任何时候，当民众认识到他们的力量后，帝国的统治基础就可能被民众破坏。
自从1780年开始，鸦片贸易就已经存在，但直到1820年才引起政府的注意。当时一位总督禁止其入河，然而其继任者巧妙地批评了这一行动，不赞成驱逐的方法。
他认为，随时的控制和疏导，比时常采取措施，徒劳地禁止鸦片输入更好。
即便是最狂热的支持者，也不能否认毒品具有使人道德败坏的作用。但如何禁止毒品输入，是中国政治家还没能解决的问题，他们很可能最终接受其为“必要之恶”，而任其自然。
印度鸦片的三大产地是马尔瓦、巴特纳和贝那拉斯，后面两个地方的毒品完全垄断在东印度公司手中。然而，假如他们将来被迫放弃垄断权，其收入几乎不会受损，因为他们多半会赋予加尔各答与孟买同样的出口重任，以此获得与此前的垄断同等程度的利益回报。确实，这样的举动将对印度政府十分有利，因为，无疑商人们在管辖区的所有地方种植罂粟，都要提前支付一笔钱；马尔瓦最好的鸦片是土著王公种植的，一箱在孟买缴纳125卢比的税，市场中售价是400到450卢比；在中国沿海通常售价是七八百元，在最近的困境中甚至高达1200元。 [2] 巴特纳和贝那拉斯的鸦片没有这么贵，每箱产品只要300卢比。因此，随着产品价格的降低，降低了市场缩小的任何可能。
当孟买放弃垄断权时，孟加拉市场试图通过增加自己的供应摧毁马尔瓦市场；孟买商人继续开放市场，因为他们输入毒品到加尔各答，哄抬价格，因而造成需求增加的假象，使得市场上的毒品数量大增。
从加尔各答和孟买装运鸦片的是小型快速帆船，又被称作鸦片飞剪船。他们在强烈的季风时节前往中国海，从孟加拉出发的航程，少则6周，多则8周，那一季节中国海中刮着大风，很少迷途。他们武装到牙齿，沿着海岸线航行，特别是在福建海面。本地的中国帆船在距海岸10或12英里处与他们碰头，拿出金币及银两与之交换。这些船的武装名义上是保护他们抵抗海盗，却经常转而对抗中国当局；但是准确地说，直到最近，这些冲突还很少发生。在广州的示威行动之前，这些船常常停靠在沿海不同的港口处理货物，向官吏支付一定数量的金钱，以得到其允许。朝廷的大臣们在抑制毒品的输入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一些人的建议是激烈的，其他人则建议采取温和的手段。前者占上风，却没能实现减少的效果，更不用说禁止这种有害的贸易。这导致了该国目前混乱与困难的状况。
英国在印度的鸦片仓库
许乃济 [3] ，一位曾在广州任职的官员的备忘录值得评论；他同意并承认鸦片贸易的罪恶，然而他建议鸦片进口合法化，因为他认识到完全禁止是不可能的，如果继续目前的方法，“银有偷漏，……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由于白银是最轻便的，同时很难追踪其来源，是交易的媒介，只有在鸦片交易中才使用。与人民遭受的伤害相比，中国政治家更为缺乏这种金属的恐惧所困扰。
中国人从什么矿中获取白银还是疑问，但是从传教士旅行者搜集的所有信息来看，他们似乎很少轻易地开采它们；但是据悉他们有丰富的水银，在将来定会是该国的巨大财富。
然而，对帝国白银不正常外流的呼吁，似乎忘了这种珍贵的金属很可能是我们前辈大量运来的，尽管外表改变了，人们大多误以为这些银锭本来就是该国的。无疑，一些当然是这种来源，但是很可能，迄今为止，大部分的银子显然是被敲碎银圆的新形式。
当银圆进入中国时，中国人给其压印或盖章，因此拿走了这种金属的一小部分；流通中每过一道手都要经历同样的处理，它的实际币值重量减少了。这种碎块货币的拥有者，发现体积的不便，就将其熔铸呈银锭的样子。 [4] 有一种铸币比起之前的银圆更好收藏，1000个方孔钱价值可能不到200。
需要记住，直到机械的发明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前，服装、毛绒等制品还难以进入中国市场，所有的茶叶和其他商品都被换成欧洲的金银，因此，事实上，目前（所谓的）中国白银外流只是重新偿还了长期以来所借的贷款，或者更合适的说法是，归还我们一度拥有的金钱，交换我们目前的商品。
只要读一下那些赞成采取严厉措施的官员的备忘录，他们的谬论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都很清楚，任何对该国人民稍微了解的人都明白，立即禁止他们已经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任何措施，不管多么严厉，都不能完全成功。数千人愿意冒生命的危险去弄到毒品。数千人长期养成了习惯，如果被剥夺了毒品，他们宁愿待在坟墓里。中国的海军力量无足轻重，而从所有已知的描述可以得知，因为他们的各级官员都公开接受贿赂，所以无意执行严厉的措施。另一方面，更温和的方式将立刻使政府有权监管流通的过程，征收的税收会成为财富的来源。但是只要货物的价格是不合理的，出口价只要400卢比，而现货市场的价格是700元，无论采取什么措施来禁止，仍会有人在市场出售它。开放的贸易只会使商品价值得到真正的评估，商人们那时可能会发现其他同等甚至更划算的货物。
鸦片走私船
广州的事情已经有一段时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当时林则徐被北京朝廷任命为与广东省的总督同一级别的钦差，专门为了终止鸦片贸易。他全权进行了调查，并在1839年3月公布了他的第一份公告。 [5]
广州商人与当局之间的第一次严重纠纷是由于在属于外国人的公共广场处决罪犯。此事发生在1839年1月26日，紧接着，在钦差来了之后又接连采取了多起行动。焚烧英国国旗，扣留英国船只，要求英国臣民为意外死亡的中国人抵命。这些以及其他很多行动，都让英国人不能接受。这清楚表明林钦差准备尽其所能，实现他的任命所及的目的。
他的下一步举动是要求颠地先生进入广州城。林则徐发布公告，要求英国人交出手中的所有鸦片，作为换取他们自由的唯一赎金。毫无疑问，钦差将颠地先生扣留的目的是把这位绅士作为交换毒品的人质。
商务监督立即自己坐上船，到了城镇里，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他的决定的话，目前的危机将导致两国商务关系的彻底决裂。
现在，尽管我们需要承认鸦片是非法的，但中国政府的程序仍须视作不可接受的，因为无辜的人因他人的生意而受苦，是违反了英国法律的。因此，作为英国利益的保护者，义律上校有责任将自己（英国政府的仆人）置于商人与中国当局之间。此外，英国政府不承认中国人有权扣押即使是有走私嫌疑的英国臣民。 [6] 中国人明显有权拿走任何他们发现的走私货物，但不是逮捕猜测的走私者。
很快，监督一到，整个社区都成了秘密囚犯，仆人和仆役被命令离开主人，而主人则被限制在被官兵包围的家中。他们被监禁了7个星期。尽管义律上校向当局提议，陪他们登上河中的船只及任何可能发现毒品的地方，承认他们逮捕的权利；但是他们坚持其处理方法。义律感到危机如此迫切来临，重大利益处于危险中，责任感也要求他在特殊环境中应采取措施。他准备运离的茶叶还仍在港口中，英国没有收到茶叶，将导致严重的财政亏空。由于身处远离政府之地，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拖延时间，以便等到政府对其报告的答复。因此，义律声明自己及其他一些英国臣民已经被中国政府强行扣留，他要求商人为了英王陛下的利益交出鸦片，随后几天又放弃了这个要求；据说，毒品被在小河口销毁了。然而，这似乎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尽管一部分无疑是被销毁了，目的是为了“保持钦差面子的清白”。这种猜测似乎增强了，因最近对马尔瓦鸦片的需求增加了。交出的毒品主要来自巴特纳和贝那拉斯，一年多的消费量都被交出了。目前销售的 [7] ，一箱巴特纳和贝那拉斯的价值等于两箱马尔瓦（这是在交出毒品之前，现在已经反过来了）。这让澳门的商人意识到，市场上已经有太多他们自己的货物，应是私下被“满”大人们出售的————这是一种更合理的解释。
中方的敌对措施向英国政府清楚表明，没有英国政府直接干涉，国家的荣誉与我们臣民的安全都不能继续下去。因此英国政府应决定准备好部队，并尽早派到事件所在地。整个印度洋舰队都被下令驶向新加坡，因F.梅特兰德爵士的死亡，杰出的乔治·懿律指挥官被任命为其继任者，被期待与远征军在那里会合，带来大批的援军。援军中的一些来自好望角，其他的是为此特地从英国派出的。
义律肖像
得到海军与陆军支持，英国政府将改变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使之更稳固及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到了。不仅仅是为委屈要求赔偿，及支付在广州非法销毁的英国臣民的财产，而是要永久确立双方的关系。如果可能的话，被认为更重要的是————开放沿海不同口岸的贸易，并且得到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情的保证。尽管澳门与广州之间的分歧已到了很大程度，但仍值得恭贺的事情是，由于义律上校的决定，1839年所有的茶叶都送到了英国本土，大部分是从澳门用美国货船或其他国家的船只运输的，最后安全地抵达了英国，总量达3300万磅。
总督奥克兰阁下将准备好陆军 [8] ，把远征的装备交到指挥官手中。全权代表懿律指挥官及义律上校会与奥克兰阁下及本土政府沟通。同时，因为指挥官还未抵达，远征的琐事落到了海军准将戈登·伯麦爵士的身上，他抵达了在加尔各答的载炮74门的威厘士厘号。整个舰队将在6月中旬到达澳门海域。
在北部省份的奥克兰阁下，3月初到了孟加拉辖区，并立马加速准备远征。
在孟加拉装载运输了12000吨物资，军粮部门被命令准备9个月的粮草，额外的储备是从新南威尔士运来的，汽船的煤在运输中作为压舱物。从英格兰发出了一封包含英国政府要求的信件，由全权代表在军队一到广州后，就交给北京的朝廷，或者在其他可能有利场合的时候将公文交给中国政府。
皇家第26团的奥格兰德上校在远征中将享有军事指挥权，因为普遍的意见是，高级官员布瑞尔上校将得到渴望的晋升。
最新的决定是，5月21日之前，远征军能在新加坡安全等候指挥官，这一天之后他们将前往广东，开始行动。因为7月、8月及9月是一年中最糟糕的月份（台风通常发生在这个季节），主要目标是在遇到这些糟糕的飓风产生的危险之前，使远征军抵达中国海。
要达到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占领一个小岛，作为部队及军粮的基地，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作为建立贸易的基地。最开始注意到的是大屿山岛，在广州河流的入口处，被认为是一个好的支撑点，它应该用来对抗该城及虎门的炮台。印度政府提议 [9] ，远征军一抵达，就应该发动炮击，将对方夷为平地。但是在广州的英国官员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简单的摧毁，中国人将明显知道他们的弱点，将来很可能更仔细重建，更具威胁性；另一方面，如果在战斗中占领并控制他们的话，在事情安定后又归还些东西，他们会高兴地接受，而这些地方在中国人手中控制，永远不会令英国军队难以应付。
最后决定，在所有战斗行动中，政府官员是攻击的目标，无论哪里，一有机会就应安抚民众；但是那些很熟悉军事力量的人肯定清楚并了解军事行动应有灵活性，在处于抵抗状态的国家，实施上述想法必定是困难的。
很多人认为，因为我们的商人在广州遭到了持续伤害，英国国旗被焚烧，女王的官员被囚禁，应该首先给那里一次教训，施加第一次惩罚。其他人又认为，应该首先进攻舟山。由于其位于扬子江口，及必然的商业重要性，是进行行动的更好地点。这条大河可以说是中华帝国身体的主要动脉，内陆财富的来源。就面积和航行便利，世界上没有任何超过它的；同时，就其内部而言，不仅中国的中心部分靠其获取生存及财富，而且北部省份的交通同样如此。它通过人称“大运河”的运河与白河联系起来。该运河是一杰出的工程，在中部贸易中起主要作用，实际上从南方一直流到中国的北部，最后到达距北京不到40英里远的通州小城。在河口占有据点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决定在舟山建立我们军队的总部。
对付一个像中国这样顽固的国家，需要快速而又强大的行动，应该立即使其大吃一惊并陷入瘫痪之中。“喋喋不休”，是他们谈判时最喜欢的表达方式，也一直是我们对华政策采用的方法；现在，宗旨是以坚定的决心实现我们的目标。 [10]
在舟山建立军事据点后，总司令的下一步是，在义律上校的陪同下，向北进军到白河口，从那里努力与中国朝廷取得联系。
很多人认为福建和浙江人敌视他们的统治者，因此似乎最好发展与他们的友谊。一件事是确定的（随后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前一省份的人们是最投机的商人，敢于在所有沿海走私。这些海岸和台湾岛之间进行的棉布、大米、糖等等的贸易，是难以估量的。中国人目前控制了该岛，一连串山脉贯穿这个美丽的岛屿。
一些人可能不知道，很多年前在舟山岛有个英国工厂，它是由东印度公司建立的，但是在他们手中是无利可图的事业；因为政府大幅增加了来自英国贷物的进口税，以至于当地的帆船从广州运来货物，能以比英国商人低的价格销售。这是工厂为什么关闭的原因，然而其位置的标志仍能在西部边缘郊区看到。因此，通过占领岛屿，能否实现可盈利的贸易，还是个疑问。不在于清朝官吏显然会不友善；相反，他们将来似乎可能支持我们，或者用他们的话说，“珍惜”我们商人。但如果他们再次决定对外国人运来的所有货物，征收如此高的岛屿过境税，人们将不会成为购买者，这将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体制性障碍。
另一方面，也要必须认识到，自从机器发明后，之前除了富裕阶层外，其他阶层无法得到的商品，现在连最卑贱的人也可以得到。200年前，本色布及类似的商品在中国能以比英国棉布低得多的价格出售；但是这种本土的制品几百年来没有大规模增加或减少成本，只是随着随时变动的人工成本、多年来的产量或者过剩或者紧缺而变化，然而科学的进步使得以前在英国售价10元的欧洲商品，现在能以2元在中国沿海出售。
清朝官吏及富人当时是仅有的消费者，但现在新的主体，其人口数量庞大成为了购买者；因为很明显，当他们以低得多的价格，拥有了与自己生产的差不多或更好的商品时，他们会被卷入市场，他们的精力必要转向其他的就业渠道，以勉强维持生活，以及购买的能力。茶叶、生丝及加工的丝绸，多半都会从浙江、福建及江南沿海用船运走，以交换呢绒及人造丝布。因此茶叶的价格降低了，英国的贫穷阶层中有了茶叶消费者。我们中一些人有机会访问北部省份，看到了在一个易受温度变化影响的国家里，呢绒及御寒衣物有现成的市场。不可能计算出需求的平均水平；因为沿海帆船的大量损失及内地运输的费用阻碍了居民感受到我们价格降低的效果。但是，当考虑到大量欧洲工业制品在南美西海岸找到了销路，而那里只有900万人，与现在中国沿海的销售量相当。在一个据信有3亿人的国家，中国的供应量一定远远少于实际的需求量。
如果这一讨论是合理的，消费量的大量增加自然是可以期待的。清朝官员应该发现，他们无疑也会发现，通过贸易的垄断可以获得利润。可能最后他们自己的利益会引领他们，现实面对他们迄今为止盲目驱逐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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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中文中摘取的语句。作者认为许可这一表述对理解本书的其他部分有帮助。
[2] 125卢比等于12.1英镑，400卢比是40英镑。700元是151.54英镑，1200元是2558.54英镑。
[3] 太常寺少卿。参阅《国会中国报告》，第156页。
[4] 银锭比其他的更贵重，因为其包含部分金沙。通常是船形，中心有印记。
[5] 参阅《中国报告》，第350页。
[6] 中国政府的法律否认外国人的利益，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当局拒绝承认中国对英国臣民的权力，因为无法期待从中国的管理机构得到公正；但是我认为我的叙述是正确的，一份照会曾被送往中国，英国臣民如能服从中国法律，应享受中国国民待遇。中国对照会的答复是否定的。
[7] 根据平均值，中国每年出口的茶叶，到英国市场的价值是3500万。最近三年每年的消费量是3700万。
[8] 欧洲军团，第18团、26团、49团和37团；马德拉斯步兵及孟加拉志愿军；马德拉斯炮兵、工兵及地雷工兵。舰队：载炮74门的麦尔威厘号、威厘士厘号、伯兰汉号；载炮46门的都鲁壹号、布郎底号；载炮28门的康威号、窝拉疑号、鳄鱼号、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小型护卫舰和横帆双桅船有卑拉底斯号、摩底士底号、拉恩号、纳姆罗号、海阿新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和阿尔及林号；蒸汽船有皇后号、马达加斯加号、进取号和阿特兰特号。运输船装备了2支枪和大艇的6磅大炮。
[9] 这个建议随后被否决了，因为本土政府很希望避免流血，直到所有和平谈判都告失败，因此被推迟到以后使用该建议。
[10] 单词“坚定和决心”不表示劫掠和杀戮；公众一般似乎批评远征军首脑试图最后与对方政府和谈而非战争来解决问题，在和一个国家的对抗中采取战争的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更应得到屠夫的名号，那样做当然不能增加英国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