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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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所进行的这项研究的原因，还要追溯到过去的年代，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在下面即将提到。30年前，我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就学者们看来，历史是一门科学，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却全然不具备物理学或生物学研究成果那样一些特点。于是我深感有必要对历史学家们展示的工作目的进行透彻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种领域科研工作的实际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为此而发表了一些文献和著作 (1) ，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学家们对有关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结果时，却往往以一种与科学无涉的文体来表述。有鉴于此，我遂抛弃了上述惯常的研讨方法，并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用以撰写历史文献著作外，史料是否还可以有别的用途？既然史料确实记载了人类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那么能否从这些记载中寻得某些道理，以使我们了解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世界里“万物变迁之途”呢？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况且，既然政府在知识上要依靠学者，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历史学家（尽管他们并不企图这么做）是否可以利用他们积累的资料，推衍出某种足以指导人们行为的知识和道理呢？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利用史料进行考证必须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史学家的目的不可单纯为了著书立说，而是要对某一问题加以调查和探究；其二，这个待调查探究的问题需与一系列有关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其三，开展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对世界上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关事件进行比较。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这项比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洞察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从中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在最初的尝试中，似应选择那些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无疑的史实或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只要经过细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研究课题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无不认为，蛮夷部落对罗马帝国的不断侵扰是一组可以分别予以探讨的史实。于是他们便根据一种直觉开始了工作。他们设想，在蛮夷民族的不断侵扰之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有待于深入发掘的潜因，并且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某种理论。显然，历史学家们遵循着一条最普通的途径去从事科研工作。然而，当许多与蛮族入侵罗马有关的史实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后，研究家们却无一能从中推绎出预期的那种理论，从而对各种有关现象做出完美的解释。的确，这些理论的基础仅仅是直觉或假设，而不是对一系列历史事实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许多已被广泛采用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实际上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蛮族的不断侵扰这一事实，恰恰对历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照前述三项前提，首先应尽量搜集与课题有关的全部资料，接着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骤开展工作，即在5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依年代顺序，从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战争以及欧亚大陆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朝代发生的动乱中，对从不列颠（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间的每一个国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和筛选。而后，尽管要耗费大量时间，仍不妨将这些国家的历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来，依照欧亚地图上的地理顺序，对相关的事件加以比较。应该看到，这样做的全部工作，均是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十分令人满意的是，在把这些史料详细地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竟出乎人们意料地准确无误。
本书所罗列的史料，仅与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这一段时期的世界形势有关。在上述期间里，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 Danube）下游和莱茵河（the Rhine）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Vienna）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这段时期发生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上的起义和侵扰就达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发生的9次就是发生在中国天山东部的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地区的战争之后，其余31次发生在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动乱，则相继爆发于罗马帝国东线，尤其是叙利亚（Syria）和亚美尼亚（Armenia）的战争之后（罗马时代的史料少得可怜，31次中仅3次有记载，而且不曾提到关于多瑙河下游的战争情况）。即使只有一些极为简略的缩影，我们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这里略举一例，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的互相影响。东汉的伟大使臣班超，曾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地区维护了中国的政权和声威，历时达31年。班超于公元102年获准告老还乡。他刚离开西域，从甘肃到帕米尔高原一线便爆发了战争。其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间撤离西域。进而，公元105～106年，在近东，帕西亚（Parthia）国王帕柯鲁斯（Pacorus）被推翻，与此同时，柯奈里乌斯·帕尔玛（Cornelius Palma）占领了皮特拉（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在欧洲，公元106年，图拉真（Trajan）入侵达西亚（Dacia），并于公元107年将其吞并。再看看更远的地方。约在公元106～108年，罗马人被迫撤离了苏格兰（Scotland）。此时，匈奴人正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公元105年），而与此事相关的，则是公元107年蛮族入侵潘诺尼亚（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v）境。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应该看到，这种联系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虽然有一些史实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联系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某些史实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于专家们总是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对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欧亚大陆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的方法，尚未对史学研究形成影响。
本书所进行的尝试，证明了这种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对于研究欧洲历史，至少是15世纪末以前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若要了解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彻底更全面地采用上述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诚然，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并不需要将现今发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开展研究。但是，如果想弄清欧洲向海外扩张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实际变化，那么详尽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陆路贸易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在各种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为什么在中欧不断发生入侵事件的问题，但它的确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捷径。那么，对于罗马在亚美尼亚的战争引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以及中国在天山的战争引起匈奴人类似的暴乱，又应作何解释呢？我们若按上述方法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就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它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编写方法。换言之，研究的重点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对比和审查，而是要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理条件，进而揭示各有关民族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联系。例如，隔于黑海东西的亚美尼亚人和罗马尼亚（Rumania）人之间，隔于准噶尔盆地、西西伯利亚（Western Siberia）、俄罗斯（Russia）和波兰两边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间的联系。在此序言中，当然不可能去对托勒密（Ptolemy）关于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浩繁费解的记述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皆归于商路的遮断。
在这里，似有必要利用此机会强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断兴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公元1世纪还是20世纪，均是如此）。另外商路的变迁和贸易的中断，不但影响到蛮夷部落的安定，也对更大的政体组织造成震动。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从以上观点来看，战争遮断了经过帕西亚的“丝绸之路”，其对于罗马帝国历史形成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西塞罗（Cicero）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若不根本动摇罗马的货币市场，东方就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在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除了考虑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罗马帝国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响以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本书也就北方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展开了研究，因为这种侵扰也是历来为历史学家们所确认的历史事件。前面已经指出，欧洲的战争大多数（40次中的27次）与发生在中国西部的辽阔省区新疆的战乱有关。在考察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系列骚乱时，本书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它表明中国这个极重要的国家对于遥远的西方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和政策却并不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诸多入侵事件，只不过是随着中华帝国局势发生变化之后而出现的复杂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本书即采取了这样的讨论方式。并且，也对影响到中国政策变化的某些其他因素予以应有的注意。从这样一种新的立场出发，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展示东汉王朝的瓦解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公元3世纪发生的侵扰事件加以解释。
也许会有人认为，如果只谈论蛮夷部族对某个没落帝国的进攻，那么这种方法对于其他历史问题就无法进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说，尽管这种方法阐明了某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但这类现象毕竟不多，因而它还不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这里有必要说明，由相关的事件构成的课题实际上是无限的，决不仅限于蛮族入侵和战争的爆发。
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我要提到伟大的宗教运动，它是与波斯（Persia）的索罗亚斯特（Zoroaster）、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罗（Mahavira，耆那教创始人）和佛祖释迦牟尼、爱奥尼亚（Ionia）的预言家以西杰（Ezekiel）和以塞亚第二（Second 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同为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哲人，他们的在世无疑是一组互有联系的大事。虽然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评述 (2) ，但还没有人真正做过认真严肃的探索。现在我便能够以此作为一个需要进行系统考察的课题 (3) ，仅仅使用一只简单的时间罗盘，去发现、研究这些伟大的先导者们的生平。如果不是这样去认识问题，我们又怎能领悟这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呢？人类成就的历史，确实表现了世界的沉浮变迁。如何说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吧！如何解释那些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发展的中断呢？想想那远古时代的敌手希腊和波斯吧！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耗费了多少心思，撰写了多少书文，可是没有谁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氢原子那样耐心地对待这些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不是不可能的。
据此，我们若要理解这个由人类利益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世界中“万物变迁之途”，要确知使人类产生高度才能的社会环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坏的潜因，就应该看到，本书所提倡的将人类在不同地区所经历的事予以比较的方法，是绝不可或缺的。
最后，如果我们不陷入“革命是进步的必由之路”的教条主义之中，就必须竭力去追寻人类赖以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真正途径。由于生活的引导，若不回到炼丹术的时代，我们就不会接受任何一种臆测的历史哲学。最终的抉择只是，以现代科学工作的精神，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为阐明人类生存繁衍的诸多课题，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38年8月1日
————————————————————————————————————————
(1) 《历史环境本体论》，载《美国杂志》（1910.7）；《历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16）；《历史之进程》（耶鲁大学出版社，1918）；《历史理论》（耶鲁大学出版社，1925）。
(2) 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库克教授写的————《旧约全书诠释》（剑桥，1936），230页。
(3) 以往常有提及应对此类现象加以注意的建议，但仅是强调在对重大历史课题的考察中，归纳的方法并未被当做一种基本的条件，如：阿道夫·布德罗贝克：《索罗亚斯特》（莱比锡，1893），21页。
致谢
本项研究成果是由于先后得到了研究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问世的。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以及长期担任委员会主席的A．O．刘什奈尔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当我从事将涉及五百余年历史时期的各种数据资料加以归纳整理的繁杂工作时，我幸运地得到格雷丝·当伯格小姐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协助，但极为遗憾的是，在这项工作的最后五六年，即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审查并将要进一步得出结论之时，却失去了她渊博知识的合作。我要提到雷奥娜·法塞特小姐，由于她的辛劳才使我的记录和手稿变成标准的打字稿。此外，东方语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对本项研究自始至终予以热心的关注；本书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哈诺德．A．斯摩尔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此，一并深致谢意。
关于本书所进行的这项研究的原因，还要追溯到过去的年代，这项研究的部分结果，在下面即将提到。30年前，我发现自己面临着这样一个困难：就学者们看来，历史是一门科学，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却全然不具备物理学或生物学研究成果那样一些特点。于是我深感有必要对历史学家们展示的工作目的进行透彻的研究，与此同时，我也可以使自己熟悉多种领域科研工作的实际过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为此而发表了一些文献和著作 (1) ，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即历史学家们对有关的资料进行筛选、整理，苦心地加以研究，但在展示其研究结果时，却往往以一种与科学无涉的文体来表述。有鉴于此，我遂抛弃了上述惯常的研讨方法，并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除了用以撰写历史文献著作外，史料是否还可以有别的用途？既然史料确实记载了人类所经历的各个不同阶段，那么能否从这些记载中寻得某些道理，以使我们了解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构成的世界里“万物变迁之途”呢？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况且，既然政府在知识上要依靠学者，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历史学家（尽管他们并不企图这么做）是否可以利用他们积累的资料，推衍出某种足以指导人们行为的知识和道理呢？
这里便提出了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利用史料进行考证必须具有三方面的前提：其一，史学家的目的不可单纯为了著书立说，而是要对某一问题加以调查和探究；其二，这个待调查探究的问题需与一系列有关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其三，开展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对世界上不同地区发生的相关事件进行比较。
在正式开始工作之前，这项比较首先要求研究者能够洞察那些与研究课题有关系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并从中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在最初的尝试中，似应选择那些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无疑的史实或问题开展调查研究。只要经过细心的摸索和考察，是一定能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研究课题的。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无不认为，蛮夷部落对罗马帝国的不断侵扰是一组可以分别予以探讨的史实。于是他们便根据一种直觉开始了工作。他们设想，在蛮夷民族的不断侵扰之中，一定包含着某种有待于深入发掘的潜因，并且认为自己有责任为解释这一现象提出某种理论。显然，历史学家们遵循着一条最普通的途径去从事科研工作。然而，当许多与蛮族入侵罗马有关的史实被如此地加以研究之后，研究家们却无一能从中推绎出预期的那种理论，从而对各种有关现象做出完美的解释。的确，这些理论的基础仅仅是直觉或假设，而不是对一系列历史事实进行综合的比较和分析。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许多已被广泛采用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实际上依然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考察。
蛮族的不断侵扰这一事实，恰恰对历史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依照前述三项前提，首先应尽量搜集与课题有关的全部资料，接着便可按照以下的步骤开展工作，即在500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内，依年代顺序，从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战争以及欧亚大陆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朝代发生的动乱中，对从不列颠（Britan）到柬埔寨（Cambodia）之间的每一个国家的史料都加以分析和筛选。而后，尽管要耗费大量时间，仍不妨将这些国家的历史按年表的形式排列起来，依照欧亚地图上的地理顺序，对相关的事件加以比较。应该看到，这样做的全部工作，均是在纯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十分令人满意的是，在把这些史料详细地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竟出乎人们意料地准确无误。
本书所罗列的史料，仅与公元前58年到公元107年这一段时期的世界形势有关。在上述期间里，每一次欧洲的蛮族起义都发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界或是中国的“西域”战争之后。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地区里发生的事件有着十分精确的共同之处：紧接在罗马东部战争之后，无一例外地在多瑙河（the Danube）下游和莱茵河（the Rhine）地区就有暴乱发生，而天山东部的战争也总是无一例外地引起维也纳（Vienna）和布达佩斯（Budapest）之间的多瑙河流域的骚乱。这段时期发生在罗马帝国欧洲边境上的起义和侵扰就达40次之多，而且其中在多瑙河上游发生的9次就是发生在中国天山东部的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地区的战争之后，其余31次发生在罗马尼亚境内多瑙河流域地区和莱茵河流域地区的动乱，则相继爆发于罗马帝国东线，尤其是叙利亚（Syria）和亚美尼亚（Armenia）的战争之后（罗马时代的史料少得可怜，31次中仅3次有记载，而且不曾提到关于多瑙河下游的战争情况）。即使只有一些极为简略的缩影，我们也完全可以指出，在罗马帝国东境的战争中，18次是以中国西域少数部族的战争为先导。而且，欧洲的40次暴乱中，有27次与汉朝的西域政策有关，或者至少与这个政策所引起的局势变化有关。
这里略举一例，或许可以更清楚地说明历史事件之间的互相影响。东汉的伟大使臣班超，曾在塔里木盆地一带地区维护了中国的政权和声威，历时达31年。班超于公元102年获准告老还乡。他刚离开西域，从甘肃到帕米尔高原一线便爆发了战争。其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于公元105～107年间撤离西域。进而，公元105～106年，在近东，帕西亚（Parthia）国王帕柯鲁斯（Pacorus）被推翻，与此同时，柯奈里乌斯·帕尔玛（Cornelius Palma）占领了皮特拉（Petra），吞并了阿拉伯（Arabia）。在欧洲，公元106年，图拉真（Trajan）入侵达西亚（Dacia），并于公元107年将其吞并。再看看更远的地方。约在公元106～108年，罗马人被迫撤离了苏格兰（Scotland）。此时，匈奴人正从中国人手中夺得车师后王庭和吐鲁番（公元105年），而与此事相关的，则是公元107年蛮族入侵潘诺尼亚（Pannonia），即多瑙河以西的匈牙利（Hungarv）境。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一项重要成果是，（首次）建立了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应该看到，这种联系本身也是一种历史事实。虽然有一些史实迄今尚未被探明真相，但其中的互相联系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某些史实之所以含混不清，正是由于专家们总是孤立地而不是联系地对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加以研究。到目前为止，这种对欧亚大陆上发生的历史事件进行比较的方法，尚未对史学研究形成影响。
本书所进行的尝试，证明了这种在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对于研究欧洲历史，至少是15世纪末以前的历史，是非常必要的。若要了解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更彻底更全面地采用上述方法，就显得尤其重要了。诚然，对于当代世界来说，并不需要将现今发生的重要事件一一描述才能开展研究。但是，如果想弄清欧洲向海外扩张所引起的世界局势的实际变化，那么详尽地了解那些在古老的陆路贸易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起因与发展过程，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在各种历史事件之间建立联系的方法，固然不可能解答为什么在中欧不断发生入侵事件的问题，但它的确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捷径。那么，对于罗马在亚美尼亚的战争引起莱茵河和多瑙河下游的蛮族起义，以及中国在天山的战争引起匈奴人类似的暴乱，又应作何解释呢？我们若按上述方法进行一番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就出现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况，它要求一种更为复杂的探索，而不仅仅是前面所采用的年表式的编写方法。换言之，研究的重点不可拘泥于年代的对比和审查，而是要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理条件，进而揭示各有关民族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联系。例如，隔于黑海东西的亚美尼亚人和罗马尼亚（Rumania）人之间，隔于准噶尔盆地、西西伯利亚（Western Siberia）、俄罗斯（Russia）和波兰两边的天山民族和匈牙利之间的联系。在此序言中，当然不可能去对托勒密（Ptolemy）关于欧亚大陆北部地区浩繁费解的记述进行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方面所作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东方的战争、西方的侵扰，其原因皆归于商路的遮断。
在这里，似有必要利用此机会强调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的迫切性，即商路的通断兴衰是了解世界各民族间关系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公元1世纪还是20世纪，均是如此）。另外商路的变迁和贸易的中断，不但影响到蛮夷部落的安定，也对更大的政体组织造成震动。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研讨也是十分必要的。从以上观点来看，战争遮断了经过帕西亚的“丝绸之路”，其对于罗马帝国历史形成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西塞罗（Cicero）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若不根本动摇罗马的货币市场，东方就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在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上，除了考虑中国政府的政策对罗马帝国首都的金融恐慌所施加的影响以外，似乎再也没有更好的解释了。
本书也就北方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展开了研究，因为这种侵扰也是历来为历史学家们所确认的历史事件。前面已经指出，欧洲的战争大多数（40次中的27次）与发生在中国西部的辽阔省区新疆的战乱有关。在考察罗马帝国边境上的一系列骚乱时，本书也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它表明中国这个极重要的国家对于遥远的西方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战争和政策却并不受制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本书所涉及的诸多入侵事件，只不过是随着中华帝国局势发生变化之后而出现的复杂形势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可以这么说，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本书即采取了这样的讨论方式。并且，也对影响到中国政策变化的某些其他因素予以应有的注意。从这样一种新的立场出发，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通过展示东汉王朝的瓦解给世界造成的影响，来对公元3世纪发生的侵扰事件加以解释。
也许会有人认为，如果只谈论蛮夷部族对某个没落帝国的进攻，那么这种方法对于其他历史问题就无法进行有成果的研究，或者说，尽管这种方法阐明了某一些相关的历史事件，但这类现象毕竟不多，因而它还不可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这里有必要说明，由相关的事件构成的课题实际上是无限的，决不仅限于蛮族入侵和战争的爆发。
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举一个与前面完全不同的例子。我要提到伟大的宗教运动，它是与波斯（Persia）的索罗亚斯特（Zoroaster）、中国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的摩珂毗罗（Mahavira，耆那教创始人）和佛祖释迦牟尼、爱奥尼亚（Ionia）的预言家以西杰（Ezekiel）和以塞亚第二（Second Isaiah）泰勒斯（Thales），以及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同为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哲人，他们的在世无疑是一组互有联系的大事。虽然有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多有评述 (2) ，但还没有人真正做过认真严肃的探索。现在我便能够以此作为一个需要进行系统考察的课题 (3) ，仅仅使用一只简单的时间罗盘，去发现、研究这些伟大的先导者们的生平。如果不是这样去认识问题，我们又怎能领悟这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呢？人类成就的历史，确实表现了世界的沉浮变迁。如何说明人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所取得的光辉成就呢？想想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吧！如何解释那些无与伦比的伟大时代呢？想想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吧！如何理解文明发展的中断呢？想想那远古时代的敌手希腊和波斯吧！在这些问题上，人们耗费了多少心思，撰写了多少书文，可是没有谁能像自然科学家研究氢原子那样耐心地对待这些问题，尽管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不是不可能的。
据此，我们若要理解这个由人类利益和人的活动构成的世界中“万物变迁之途”，要确知使人类产生高度才能的社会环境，要探求文明遭受破坏的潜因，就应该看到，本书所提倡的将人类在不同地区所经历的事予以比较的方法，是绝不可或缺的。
最后，如果我们不陷入“革命是进步的必由之路”的教条主义之中，就必须竭力去追寻人类赖以发展的实际条件和真正途径。由于生活的引导，若不回到炼丹术的时代，我们就不会接受任何一种臆测的历史哲学。最终的抉择只是，以现代科学工作的精神，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为阐明人类生存繁衍的诸多课题，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
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
193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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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历史环境本体论》，载《美国杂志》（1910.7）；《历史之序言》（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16）；《历史之进程》（耶鲁大学出版社，1918）；《历史理论》（耶鲁大学出版社，1925）。
(2) 一部最近的著作是斯坦利．A．库克教授写的————《旧约全书诠释》（剑桥，1936），230页。
(3) 以往常有提及应对此类现象加以注意的建议，但仅是强调在对重大历史课题的考察中，归纳的方法并未被当做一种基本的条件，如：阿道夫·布德罗贝克：《索罗亚斯特》（莱比锡，1893），21页。
致谢
本项研究成果是由于先后得到了研究委员会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鼎力支持才得以问世的。在此，我要向研究委员会和社会科学院，以及长期担任委员会主席的A．O．刘什奈尔教授表示诚挚的敬意。当我从事将涉及五百余年历史时期的各种数据资料加以归纳整理的繁杂工作时，我幸运地得到格雷丝·当伯格小姐长期而卓有成效的协助，但极为遗憾的是，在这项工作的最后五六年，即对所搜集的资料加以审查并将要进一步得出结论之时，却失去了她渊博知识的合作。我要提到雷奥娜·法塞特小姐，由于她的辛劳才使我的记录和手稿变成标准的打字稿。此外，东方语言系的P．A．布德伯格教授对本项研究自始至终予以热心的关注；本书之付梓，更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哈诺德．A．斯摩尔先生倾注了大量心血之后才得以实现的。在此，一并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