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的几个政治集团
推荐阅读:庆余年、林徽因书信集、彼得大帝、克林威尔、清史论丛、州县初仕小补、拿破伦、林肯、苏格拉底、中日战辑选录
一秒记住【多彩小说网 www.dctxt.com】,精彩小说无弹窗免费阅读!
绪言
西汉一代政治集团的兴起原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因了时代需要而起,他们多半是旧政治局面或制度的改革者,或是新政策的执行者,这种集团的政治意味,比较浓厚。另外一类则多半凭藉政治以外的关系,与皇帝接近,因而取得皇帝的信任,造成以私人或私家为中心的政治集团,这种集团常是政治上纯人事纠纷的制造者。不过各集团本身兴起原因的异同,尚非他们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它们的冲突,大半起于政权的争夺,以及政见的争执。此外还有纯以私嫌而起的冲突。
每个政治集团持续的久暂,以及在政治斗争中能否获胜,最重要的要看皇帝对它支持与否或是支持到如何程度而定。至于它本身能否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尚系次要条件。这种情形的发生,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中,是势所难免的。
西汉政治集团的冲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刘邦到景帝,可算第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中的冲突,以政治上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冲突为主。汉初四十多年的政治,可以说一直由淮泗功臣集团来主持。这批时代英雄,虽把旧政权推翻,但对新帝国的开国规模,没有创造的见识和能力,因此只有一切承袭“秦法”。同时他们在得到政权之后,又大部变成了黄老信徒,只求保持政治现状,而不愿有所兴革。国家新成,便呈现这么一种暮气,以致许多在统一后必须做的事,都因而停顿,终至使国家内部发现分裂的危机。文景时期,有两批人发动政治改革,先后被功臣集团与后来的另一反动集团所击败,结果乃至使汉廷不得不以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一直是保守性的政治集团的天下。
武帝可以自成一个时期。他采用了文景时期革新论者的大部改革办法,终使国内得到安定,政治焕然有新气象。他继而从事对外战争,因此新的政治集团及军事集团,皆因时代需要而兴起。武帝的各项政策,均由这些新兴集团顺利的推行。反对武帝政治的儒家,力量微不足道,对新政策的阻力很少。武帝虽然有时因用人失当,致有些事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过这段时间中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则是进取而有为的。
武帝死后一直到王莽,是第三个时期。武帝死后,由于举国上下对武帝数十年从事战争的结果感到不满,因此对武帝政治素表反对的儒家政治集团,乃渐渐抬头。到元帝时,竟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势力。不过汉朝从此即不能振作,因为儒家的反功利思想,使汉朝不能定立进取性的政策,他们的当政,更直接窒碍进取人才的发展。拥有不少人才的西汉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集团,即为他们消灭。哀帝以后,国家竟毫无人才可言。最后他们簇拥着外戚王莽,登上皇帝的宝座。无奈主角及配角均差,一出好戏,终至狼狈收场。
不过话得说回来,西汉乃是中国史上不可多见的强盛时期,这段时间中的政治集团,虽也相互冲突,但就每个集团质的方面说,却不尽同于后世。根据史实看来,每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他们无论是反动的或是前进的,本身大都具有相当的才干。即使是由外戚甚至佞幸进身的人,也大半有成绩表现,很少是属于戏台上所表演的国舅国丈那一种的类型。他们的个人操守,大致也还说得过去,所以西汉史上很少有一点事不做而专门贪污的军政大员。西汉大多数的皇帝,对于用人,不能说不慎重;同时更维持一种相当高度的法治。西汉一代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与此大有关系。这倒是值得附带一提的。
一 汉初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火并
刘邦于仓卒间建立新的王朝之后,政治上尚有许多严重问题,等待解决。他作皇帝后所致力的最大工作,便是从事翦除一部分不稳定的功臣。他为此几乎无岁不征,直到他死,战乱未曾止息。这个问题,早已种因于统一以前对项羽作战之时,不过到他作皇帝后才表露出危机而已。刘邦的功臣,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刘邦在淮泗初举义旗时的基本干部,这批人在举义前多与刘邦“同为编户民”,对刘邦相当忠实。同时他们之间,也具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可把这批人称作“淮泗集团”。此辈可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为代表。其中除萧、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经验及能力外,其余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与项羽作战,胜的机会绝少。另一类是刘邦举义后陆续加入的,他们来自各地或当时其他革命团体,故私人间无密切的联系,可统名之曰“杂牌”。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辈出,可以韩信、英布、彭越、张耳、陈平等人为代表。这两派人士,前者常追随刘邦左右,后者则多领兵在外打仗。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因此两派尚未发生过严重摩擦。
刘邦与项羽作战,在那种军事第一的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偏不争气,因此不得不借重“杂牌”。黄河以北的地盘,完全是由他们打下来的。而决定全局的垓下包围战,更由韩、英、彭三人为主力。灭项之功,既以“杂牌”居多,因此刘邦所封的异姓七王,“杂牌”占了六个。不过刘邦之分封他们,乃是迫于以前的成约及当时的形势,内心实有所不甘。同时对他们的既成势力,感到恐惧。对韩、英、彭三人,尤为畏忌。因此处心积虑,找寻机会来消灭他们。韩、英、彭三人虽然看不出有结成党与的迹象,但三人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可以说是一样。所以韩信被捕,彭越便称病;韩、彭被杀,英布便干脆的“欲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灭,刘邦也跟着死去。他所遗留的大臣,除陈平外,几乎全属于淮泗集团,他将国事托付于这个集团的中坚人物萧何。由于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后娘家人的政治势力,便日见扩张。吕后是刘邦的糟糠之妻,吕家人也自始即追随刘邦,所以他们可以称作淮泗集团的外戚派。萧、曹等人,则可称为这集团的功臣派。不过吕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见识方面,远逊女子。吕后之刚毅,固不待言;其妹吕媭,也极有胆识。至于男子,除了吕后的哥哥吕泽曾立过些军功外,其他无一不是庸才。他们的势力,可以说是吕后一手栽培起来的。吕后利用刘邦的连年在外作战,乘机过问政事,族诛韩信,便由她决定。刘邦晚年,吕家人在朝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吕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当时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与吕家接近的,如张良、郦商、樊哙、审食其等。其中樊哙是吕媭的丈夫,审食其是吕后的爱人。惠帝即位后,政事实际已全由吕后决定。惠帝死后,她更进一步实行“临朝称制”。不过当时吕家人的势力,仍非功臣派之敌。军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陈平、周勃、灌婴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较耿直,临事则一无办法。陈平为人极圆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书所常并称的“绛灌”,本是韩信羞与为伍、英布以为不在话下的人物。他们具有坚强的排外性,对于排拒异己,步趋常是一致。四人的声望才干,虽然超过诸吕,却不足与吕后相抗。所以吕后扶持诸吕,他们无法阻拦。第一步吕后要提高吕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们封王或封侯。当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王陵首拿“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为根据,表示异议,吕后大不高兴。因此轮到陈、周,便不敢反对。吕后第一个目的既达,第二步便设法要诸吕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据说首倡此议者,是张良的儿子年方十五岁的张辟彊。《史记》九《吕后本纪》说:“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是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此说破绽甚多。与辟彊谈话的丞相,以时间论,应该是王陵,而王陵则是在惠帝死后面折廷争反对分封诸吕的人。其次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均在吕后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后八年的事。若说此事乃是实现丞相八年以前之请求,宁非奇谈!总之此事乃吕后扶持诸吕的必经步骤,朝中大臣对此事应负责任者尽多,而不必诿过于一竖子。
至于吕后扶持诸吕的目的何在,后世对此颇多议论,而以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一条,最为允当。赵认为:第一,吕后本不想以吕代刘。因为她对刘邦简择的旧臣,甚为信任,与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间并无意图颠覆刘氏的迹象。他说:“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又说:“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第二,吕后之扶持诸吕,乃是因为孝惠死后,吕后本人没有嫡亲子孙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吕家人在她死后受别人欺侮。他说:“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陵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第三,吕后对刘家子弟不能算坏。并且她为使刘、吕相亲,确曾费过一番苦心。他说:“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吕后之以吕氏女配诸刘,确有其政治作用。《汉书》九十七《外戚传》说:“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证明。不过吕后的用意虽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诸吕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功臣派发生冲突,自在意中。功臣们昔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论功不过封侯,而吕禄、吕产等以裙带关系取王侯如拾芥。当年萧何封侯,尚以“未尝有汗马之劳”而生争议,对此又焉能容忍!何况诸吕进而夺去他们的实权,吕禄作上将军,吕产作相国,使周勃的太尉、陈平的丞相变成摆设。所以当时功臣派心情之郁愤,可想而知,其谋诛诸吕的动机,便自此而起。他们首谋本身的团结,故陈平听了陆贾的劝告,即与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与反吕最激烈的宗室刘章联合,刘章是当时齐王刘襄的弟弟,有强大的齐国作背景,同时又是吕禄的女婿,诸吕也对他另眼相看。他反吕的主要目的,是想拥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吕后一死,齐国便出兵西指。这次事变,可以说是功臣派的主谋,而由宗室执行任务。刘章便是亲自带兵与诸吕动手的人,相国吕产与长乐卫尉吕更始均被他当场杀死。这次政变如无宗室参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单就当时周勃那副模样看来,即可作此假定。
诸吕在“不当为王”与“欲为乱”的罪名下,尽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也被统统杀掉。功臣派藉口说他们不是孝惠之子,实际上是怕他们长大后替吕家报仇。又认为齐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恶人,生怕他们将来变成吕家第二,因此才挑选了“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的代王来入承大统。功臣派对吕家的畏忌,从这类地方表现无遗。他们这次与诸吕的火并,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权位的争夺。所谓“安刘”之功,乃是欺人之谈。因为就现有的历史记载看来,刘家何尝有不安的现象,所不安者,周陈辈之权位耳。
诸吕的罪名,实有重作一番讨论的必要。先说“非刘而王”。所谓“白马之誓”,仅见于《史记》的《王陵传》中,《高祖本纪》上没有正式记载。就常理推断,此誓倒非虚构。因为王陵以这誓约为理由,在朝廷上公开反对分封诸吕,如是假的,吕后岂有不加驳斥之理。事后,王陵更指出陈平、周勃均曾参加盟誓,陈、周也未否认。吕后临终,更曾拿这誓告诫诸吕。所以这誓约的真实性,可无问题。可能是刘邦晚年与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约,未举行公开仪式。吕后对此事,也必知道或参加。不过最主要的,是“白马之誓”的破坏,陈、周二人,要负大部责任。他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诸吕能否顺利封王的最大关键。他们若能据“誓”以争,理由绝对站得稳。纵然无效,此心可以无愧,其咎便在吕后。可是他们非但不敢反对,反为诸吕封王,制造理论根据。据《史记·吕后本纪》,当时他们对吕后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不可。”这即是说“白马之誓”已失时效,而认为王诸吕为合理合法。无论二人的话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话予诸吕封王以绝大的支持,则无可否认。由此看来,郦况骗诸吕时所说的“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的话,乃是实情。后来政变发动时,除掉齐国还以“非刘而王”四字为藉口外,陈、周辈便不好意思再弹此调。于是又另外搬出“欲为乱”的大帽子,加在诸吕头上。
至于诸吕之“欲为乱”,据《史记·吕后本纪》说:“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又说:“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晡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这段记载,颇多疑问。吕禄欲为乱而迅解兵柄,已属费解,尤奇者是事后竟不通知吕产一声。吕产那时仍是南军领袖,手下的军队尽多,而他欲入未央宫“为乱”时,何以只带“从官”,不带军队?如果从官之中,包括军队,何以当未央宫殿门关闭之后,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来”?又何以见了刘章所率领的一千余人都不敢抵抗?吕产的从官,既连一千人都无法应付,人数之少可知;那么吕产又为何率领数目那么少而又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来发动“为乱”那么大的事呢?从这些地方看,可以说诸吕不但对“为乱”没有准备,即对别人的暗算,也未曾防范。吕产之入未央宫,与其说是“欲为乱”,不如改为“欲上朝”或“欲办公”倒恰当些。总之,诸吕的罪名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遭人暗算,糊里糊涂的作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诸吕虽庸,看来倒是一批心地厚实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败而又被恶名。他们在“欲为乱”以前的那段时间中,可以算得上虽无功却也无过。吕后对他们并不放纵,吕后的侄孙吕王嘉,便因“居处骄恣”被废。当时一般人对吕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说坏。骗吕禄交出兵权的郦况,曾遭举国不满。《史记》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的《郦商传》上,载有“天下称郦况卖交”的话,这是当时人与后世直书“诸吕之乱”的史家们见解不同的地方。
二 文景时期的政治革新论者及其反对派
文帝的入承大统,事之偶然,犹如中彩。因为这事完全由功臣派秘密决定,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无怪他得到消息后,手忙脚乱。后来听了宋昌的劝告,才鼓起勇气,带了几个随员,到京城去接收皇位。他来到京城,面对着这么一个复杂艰险的局面,内心的不安,不言可喻。所以他在即帝位入未央宫后,跟着就“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史记》十《孝文本纪》)然后才下正式的即位诏书。这固可以看出文帝的机智,同时也可看出文帝对新环境的恐惧。
文帝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就中有三个最大难题,是必须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第一,迎立他的那般功臣,原都是当初与刘邦一起革命的,资格既老,又有拥立之功,所以文帝即位后,他们在政府的位置,一概未受动摇。他们遇事倚老卖老,反对革新,抱定了既得的权力与地位,大有除死方休之概。他们阻碍新人的进用,自己又干不好,因此国家无法求进步,而文帝却又奈何他们不得。第二,宗室诸王国,因安定了一个相当时期,人口大为增加,实力随之增强。同时中央政府自孝惠以来,即以“无为”为政治最高原则,对诸侯内政采取不干涉主义。《史记》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这种放任政策,养成了诸侯的骄恣。文帝也是诸侯出身,当初的政治地位,原和他们相同。而且消灭诸吕后的皇帝候选人,原有三个,文帝不过是其中之一,由功臣作最后之圈定而已。这样,诸侯对文帝,自然不会十分尊敬,文帝自然也不敢对他们过分约束,如此反更启发他们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们遂由私生活的越规,进而至于各种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淮南王刘长直呼天子为“大兄”,锤击辟阳侯,自作法令。吴王刘濞也可以煮盐铸钱,招致天下亡命,称病不朝。甚而至于济北王刘兴居造反。一般黄老信徒的大臣,个个怕事,装聋作哑。诸侯闹了那么多的乱子,终文帝之世,很少见有什么大臣事先向皇帝提出警告,自然更谈不到什么防范办法。因此造成了“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的局面。第三是匈奴问题。自刘邦在平城吃了大亏与匈奴和亲后,汉廷一直遵循着这种屈辱政策。可是匈奴根本没有守约的观念,有机会仍是照样入侵。文帝时有位熟悉边事的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作了匈奴的军事政治指导员。匈奴得到他,入侵更为方便,有一次匈奴的斥候曾到达长安附近的甘泉。由于他们的来去飘忽,汉军很难捕捉他们的主力。因此他们便“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在这种情势下,和的意义,早已失却。战呢,不但人才与装备,都成问题;而国内政局的不安,也使他不敢从事大规模的战争。
文帝作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几乎无日不在这三个问题之中打滚,但结果一个也未解决。丞相一职成了功臣集团分子的轮流终身职,这个死了,那个补上。除了周勃因太不知趣而被中途免相外,其他无一不是头顶“丞相”二字的官衔进棺材的。直到文帝死后,还有功臣集团中人在作丞相。其次文帝对于不法的诸侯,也未能作严厉的制裁。淮南王刘长被“废处蜀中”,半路自杀,竟闹得天翻地覆。对当时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尤其不敢得罪,赐几杖请吴王安心养病,终于养出日后的七国之乱来。对于匈奴,在外交上仍是采用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只能作被动的防守,虽然不断的挨打,但是无法还击。
文帝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却并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作了不少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工作。他治事精勤,崇尚节俭,尤其注意人才的选拔。他遗留下雄厚的国力,以及不少优秀的谋臣武将,以为后世安内攘外之用。同时他更设计好一种建国的蓝图,为后世所遵循。终使国家在他的身后日臻强固,使汉朝成为名符其实的新朝代,而非旧朝代的延续。这蓝图的起草人,就是盖世聪明的“洛阳少年”贾谊。
贾谊的学问,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懂法家之学。他主张以仁义立国,极端痛恨秦国的强暴政治。他所发的议论,全以时事为据,故无空疏之病。原来汉朝立国后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是完全承袭秦朝的。秦制的基本精神,则是“武力”与“律条”。因此汉朝的法律,极为严厉。而汉初一般大臣,偏又讲究“清静无为”,平时对人民不大过问,一旦出事,就搬出秦法来。所以若论汉初的政治,“不教而诛”四字,足以尽之。此外,在秦法之下培养成的“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风俗,也依然存在社会上。从这些地方看来,汉朝没有资格称得起为“汉”,只配称作“后秦”。所以贾谊在太中大夫任内,首先建议改革制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贾谊传》说:“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后他在梁怀王太傅任内,又针对着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时弊,上了有名的所谓“治安策”(载《汉书》四十八《贾谊传》),提出许多对时局的独到见解。其中除了对付匈奴一项有点不切实际外,其他各项莫不由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正确性。他的主张,不仅是在改变旧制度的表面,在精神方面也要一扫嬴秦之恶毒。他不仅要改良当时的政治现状,而且要纠正当时的社会风气。他要在强力之外,更注入政治与社会一种德教的新精神。他既反对秦朝,当然不能用秦朝的手段来推动他的政策,所以他的一切改革办法,性质都是比较和缓的。
对于诸侯问题,他认为只要诸侯的力量不足与中央抗衡,便可无事。他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办法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其次他主张好好教育太子,使他们将来能在德行上作国家的表率。这样,逾法的事,自然会少。对于社会风气,他主张以管子所说的“四维”来改变秦朝以来社会上惟力是视、惟利是图的颓风。同时,他认为这等任务,“俗吏”是办不到的,必须由“识大体”的人来担负。此外他主张君臣间要有礼节,皇帝应当优礼大臣。因为自刘邦以来,汉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礼节,常将低级社会朋友家人间的言语动作,搬到朝廷上来,极无体统。同时他认为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则必将使臣下“犬马自为”,忘掉廉耻节操。如以此话按诸陈平、周勃之媚吕而又反吕,则可见刘邦狎侮大臣的影响,何等严重。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贾谊的计划,规模是宏远的,见解是深刻的。虽是满口仁义道德,但确有他一套现实的办法,而不是徒托空言。
贾谊极受文帝的赏识,他由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时,不过二十几岁。接着文帝便准备以他“任公卿之位”。这样一来,功臣集团中人,乃又大起恐慌,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一般老牌军人政客,都起而反对。他们本无政见,自然不会从理论上反对贾谊,只能含糊其词的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谓“专欲擅权”,即是怕贾谊夺去他们的既得权位。所谓“纷乱诸事”,即是怕贾谊改革他们因循敷衍的办事原则与方法。洛阳在当时是一商业都市,所谓“洛阳少年”,即犹今日之骂人为“上海小流氓”,其词粗鄙,与说陈平“盗嫂”无异。文帝在当时无法过分违拗那般功臣,不得不把贾谊外放,贾谊终于忧郁而死于梁王太傅的任上。贾谊虽因没有取得政治实权以一展其才,可是他的大部见解,终于成为以后汉朝建国的准则,在他身后,一一实现。
贾谊死后,另外一个改革论者继之而起,那便是晁错。他少习申商刑名,后又曾受《尚书》于伏生。文帝时曾任太子家令。景帝时他凭了皇帝的信任,气死了功臣集团的硕果申屠嘉丞相,由内史跃登御史大夫。因为他是法家,故作风与贾谊不同。他为尊天子安宗庙,就在充任副揆之后,展开雷霆万钧的政治改革。第一个改革对象便是诸侯。他摈弃众建诸侯的办法,而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其主要目标,便是当时富强甲天下的吴国。他也料到可能会激起叛变,但他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所以不顾一切的实行。他与反对派的冲突,也因此远较贾谊时为甚。
远在文帝时,因他屡次上书请求改革,已遭一般大臣不满。景帝即位后,功臣集团虽趋幻灭,但另一以个人为中心的豪门继之而起,便是景帝母窦太后的从兄子窦婴及其门下一批人。窦婴以外戚之重,又好宾客,所以很多人趋附他,因而造成雄厚的政治势力。他首先反对削地之议,后来七国乱起,他把他的重要门客袁盎荐与景帝。袁就利用景帝的恐惧心理,献出“急斩错以谢吴”的计策,晁错之被杀,实是窦袁二人作好的圈套。袁盎为人极有手段,文帝、景帝、周勃、申屠嘉,均被他愚弄过。这派人士与诸侯不能说没有勾结,窦、袁二人都曾作过吴相,袁盎且曾受过吴王的财物,因此二人成了当时的吴国问题专家。他们想利用中央与吴国的矛盾关系,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反对削地,目的是在打击政敌,而非有爱于吴国。从一方面袁盎充任对吴和谈代表,一方面窦婴出任大将军领兵戡乱看来,可知他们对吴事的看法,是对人的而非对事的。这批人在晁错心目中,本是韩非子五蠹中人,当然亟须铲除,因此他累次想杀袁盎。但七国乱起,他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反得到“衣朝衣,斩东市”的结局。他被杀后,叛乱并未因而平息。不过窦袁辈的目的已达,便不再弹老调。他们以吴国问题起家,终又出卖了吴国。
晁错对于匈奴问题,也有极高明的见解。他曾把匈奴与汉朝双方在战术的长短,作过详细的比较,创出“徙民实边”的伟论。可惜这些事还未等他动手去作,他已殉身于他的政治理想。他和贾谊虽然在见解与作风上有不同的地方,但同是汉初最伟大的政治改革论者。贾谊在朝中是孤立的,晁错虽握实权,但为时短暂,实力也不雄厚。但他二人所倡的政治革新运动,均曾震撼汉初以来旧政治所造成的反动势力。其身虽败,其议论则如洪水暴至而不可抑止,直到武帝时始得到归宿。但如果这种革新运动能在他们生前实行,则武帝时国家会减少许多麻烦事情。武帝以后的繁荣和平,也将会提前几十年出现。
三 由养士造成的豪门冲突
从刘邦死后到文景这段时间,汉朝的中央政权,不算巩固。那时诸侯势力强大,函谷关以东,几乎全是他们的封土。“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央的不干涉政策,促成他们的骄恣不法。当时政府大员的办事态度,又极马虎,在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下,而无严格执法的人。因此战国时代的一部分风尚,又于此时复活。在民间活跃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游侠者流;在中央高级官吏以及列国诸王之间,则盛行着“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养士之风。游侠与养士,本是同一原因所产生同一结果的两面。所谓“游侠”,常也就是公卿诸王所养的“士”。养士者常能济人之急,但被周济的不一定是善类;游侠者常能死人之事,但所“死”的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的道德行为只用之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他们的目的与国家冲突,他们便不惜破坏国法。正是《汉书·游侠传》所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虽然养士的人与被养的人其中都不乏人才,但无疑的这批人却是国家走向安定统一之路的障碍物。
汉初养士的风气,最先从诸侯国中发生,当然他们的用意是在觊觎中央政权。刘邦时,代相陈豨的宾客最盛,终至造反。以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结果也造反。景帝虽平定了七国的叛乱,却平不了诸侯的养士风气,因为这是整个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纯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紧跟着是梁孝王的好客,一直到武帝时的淮南王,都几乎闹出乱子。景帝初年,这风气由地方传到中央。那时刘邦遗留下的功臣集团已零落殆尽,朝廷需要新兴的政治集团,于是养士的豪门与法家同时并起。前者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物是窦婴。后者要改造时代,代表人物是晁错。两派人士相互水火,结果窦婴胜利,因此又酿成盛极一时的中央大员的养士之风。
养士者常利用士来助长威势,打击政敌,而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士”也常借了养士者的政治地位与声望,去作不安分的事。窦婴最初之以袁盎谗杀晁错,与后来之因灌夫的不法而被弃市,正是这种情形的最好注脚。袁盎是兼有“士”与“养士”者的双重资格的,他是窦婴的“士”,同时自己手下也有一批人。他虽是国家官吏,却与当时的大侠季心、剧孟情感极好。季心是季布之弟,《史记》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的《季布传》上说他“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即当时有名的“酷吏”郅都也不敢惹他。剧孟更是“以任侠显诸侯”,《史记》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可见当时他们的潜势力之大。袁盎凭了这种资本,成了窦婴门下士的中坚,又靠了窦婴的提拔,官至九卿。窦婴被拜为大将军时,曾以地位金钱拉拢了不少的人,七国之乱前后,正是窦、袁的极盛时代。《史记》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史记》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的《袁盎传》也说:“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乱平之后,他们的声势,更为煊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因此条侯周亚夫死后,窦婴便成为盖世无双的豪门。景帝尝以“沾沾自喜”四字批评他,自此可窥见窦婴的风格。虽然景帝不喜欢窦婴,没有拜他为丞相,但终景帝之身,窦婴的声势,未受动摇,这当然与窦太后的关系极大。
谁知到了景帝末年,另一个豪门继之而起。那便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田蚡。窦婴作大将军时,田蚡不过是侍从武官一类的“郎”。但到景帝末年,已作到太中大夫。到了武帝初年,窦作丞相,田作太尉,双方已有旗鼓相当之势。田蚡这个人,似乎在处处模仿窦婴。窦婴好客,他也好客;窦婴好儒术,他也好儒术;窦婴曾与吴国有来往,他也和淮南王交结。不同的是他与武帝的亲戚关系,较窦婴为亲,而窦婴常惹窦太后生气,王太后却是田蚡的绝对支持者。因此窦、田虽因得罪窦太后而同遭罢免,但窦太后死后,田蚡反作了丞相,窦婴则落得“益疏不用”。田蚡作丞相后,声势乃显然的超过了窦婴。曾作过梁相以谨慎著名的韩安国,便是田蚡最得力的干部,犹之乎昔日窦婴门下的袁盎。窦婴的宾客因窦的失势,大半跑到田蚡那边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的灌夫。
在那群去窦归田的宾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籍福。虽然史书并未正面谈到他的出身,但可断言他是一个游侠头子。《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曾说季心“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季心、袁丝(即袁盎)、灌夫都是“为任侠”的人,则籍福是何种人,自可想见。并且由福与袁、灌二人的关系看来,也可推知他与窦婴的关系。武帝初即位时,籍已俨然是田蚡的幕客,曾劝田蚡把丞相一职让给窦婴。继而又劝窦婴“兼容”,遂碰钉子。后来田蚡又使籍“请魏其城南田”,而遭灌夫怒骂。乃至灌夫骂座遭田蚡扣留时,籍福又“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结果灌夫骂得更凶。从这些事上看,均可证明籍福是去窦归田的宾客之一。
窦田冲突的起因,从表面上看来,一是为了田蚡要窦婴的城南田,而窦婴不许。一是为了灌夫当众侮辱田蚡。但窦婴所以不允田的要求,是因认为田“以势相夺”,显然是宾客尽去后的愤激之言。灌夫之所以侮辱田蚡,更直接因宾客在宴会上重田轻窦而引起的。所以这两件事的基本原因,都起于宾客。窦田冲突,可以说是一场宾客争夺战。窦婴因宾客冷落,自然极感羞愤。灌夫的不去,为他保留最后的一点面子,因此引灌夫为知己,并且要藉灌去打击“生平慕之而后弃之者”,所以竭力支持灌夫的骂人。灌夫之骂籍福,骂临汝侯,骂程不识,实际就是窦婴报复情绪的发泄。最后,灌夫因骂田蚡而获罪,窦婴也抱定“终不令灌仲孺独死”的决心,竭力营救。这固是死党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保持他最后的一点面子,故窦婴不惜为此拼掉老命。当时朝臣,无疑均站在田蚡一边。即连当时以正直出名而又素来同情窦婴的汲黯、郑当时辈,都不敢为窦婴辩护。失势者又岂能避免他们的悲惨命运呢!
窦田两豪门势力的起伏,虽然直接由于双方政治权力地位的移转所致,但这次事件,却少政治意味。主要的还是起于私人情感的冲突,而非政权的争夺或是政见的争执。
武帝虽因王太后的逼迫而杀窦婴,实际对田蚡也无好感。有能力的君主,大都不愿朝中有此现象,所以武帝曾尽力压制这种养士与游侠的风气。窦灌被杀后,不久田蚡也死去。中央大员的好客之风,逐渐衰竭。田蚡以后,汉廷的丞相,除了公孙弘还有几个宾客外,“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汉书》五十八《公孙弘传》)。像卫青那样立过大功的外戚,也只能“奉职遵法”而不敢招士。霍去病更不必说。至于诸侯方面,七国乱后,已有一番整顿。武帝更一面推行贾谊的分化政策,一面加强对他们的统制,因此大部都失去招贤纳士的能力。所以自淮南王以后,汉朝即没有公然倡乱的诸侯。国家的内部,总算大致得到安定。
四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
武帝时国家内部虽日趋安定,但匈奴仍是大患,所以武帝想趁机一雪国家的百年奇耻。经过朝臣激烈的辩论,决定对匈奴作战。在马邑诱敌失败之后,更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因为旧人凋谢,他以文帝以来新兴的山西军人集团与几个外戚军人,组成了新的军事统率系统。而汉廷群臣,至此更发生文武分途的现象。原来汉初功臣集团的分子,大都饱经战阵,所以“出将入相”,他们尚可包办。文帝时,这批人年纪已老,到景帝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充任,这批少爷,除周亚夫资兼文武外,其余均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干军的与干政的便不能不显然分开。恰巧武帝预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东方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会打仗,因此西北边陲一批善战的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遭屏抑,至此始有发展事业的机会。
山西人之善战,秦时即已驰名。《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里所说的“山”,应当是指今日陕西省的华山,所以《汉书》上所说的山西、山东,等于后来所谓的关西、关东。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之故,此点大致不错。不过除此之外,与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一点,也有关系。
刘邦入关,部下全是“山东”人。这批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者,当然仍以同乡为主。何况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武帝的十三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而其中两个是皇亲,只有李蔡算是“积功至丞相”。至于军界,更是如此,气焰万丈的淮泗军人,于大功告成之日,岂肯容别人插足。六郡良家子的从军,虽是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所以他们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五六十年,直到淮泗军人死光而无后继之时,才露头角。《汉书·地理志》:“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乃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武帝用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所任命的军政最高首长,不问能力,也不问出身,专找最听话最可靠的人来充任。所以武帝的十三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军人,有宗室,品类虽杂,而无一不是庸才。所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在军事方面,也用这个办法。他所建立的军事统率系统,是由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几个“奉法遵职”的外戚来充当最高统帅。山西军人在朝中毫无凭藉,所以他们的兴起,多半要靠真本领。这批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与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总计卫青伐匈奴时部下的十五员大将中,山西(今陕西、甘肃等省)人占八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山东(今山西、河南等省)人占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此外北方边塞的云中(今绥远省)人二名,即李沮、郭昌;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者,亦几无一非山西人。
山西军人的最大特征,一点是爱惜部下,一点是喜欢招贤纳士。这是与当时外戚军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中以李广的声望最高,他是秦将李信之后,世代将门,其本人又具有卓绝的战斗技术。他在文帝时已露头角。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也曾立功。以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与匈奴打过多次硬仗,当时的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他“才气天下无双”。武帝时他充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不敢入侵右北平。诸如此类,可见他当时声威之壮。他对部下之爱惜,可以说已达到甘苦与共的地步。《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汉书》五十四《李广苏建传》也说:“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李将军列传》又叙述他死后的情形说:“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仅就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平素的为人以及受部下爱戴之深。苏建对养士也甚感兴趣,他曾劝卫青招贤纳士。李广的孙子李陵,司马迁说他“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也说李陵“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所以山西军人,大致说来是爱养士的。陇西李氏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望,除了他们的军事天才外,与“士卒爱乐为用”一点,也有极大的关系。
至于外戚军人,其作风恰与山西军人相反。武帝先后以三个由女宠而进的外戚,充任讨伐匈奴的统帅,即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人中除卫青有些才具外,霍李二人,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风。不过他三人共具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以和柔自媚于上”。他们只求皇帝的宠幸,不愿再与别人往来。所以卫青当苏建劝他招士时,他便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他认为人臣除了服从命令去办事外,自己不应再树势力。所以他一生小心翼翼,看皇帝的颜色行事,但是因此也难免与部下及时人发生隔阂。所以苏建说他:“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毋称焉。”霍去病则与士卒隔阂的更厉害,《史记》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但就“奉法遵职”这方面说,却与卫青无二。李广利更不足道,伐大宛时贪污腐化,饿死许多士卒,自然更梦想不到什么养士。可是武帝最喜欢这种人,他们没有个性,所以听话;没有大志,所以可靠。武帝时外戚多矣,而三人特见宝爱者,原因在此。不过,这种作风,如何能受部下爱戴,所以他们只能借了皇帝的权威来驱使部下而已。同时他们仅凭外戚资格而任统帅,使有资历才能的部将,尤感不服。武帝之世,外戚军人和山西军人的领袖人物陇西李氏的始终扞格,便由此种人事问题造成。
卫青在外戚军人中算是好的,山西军人有一部分是他的心腹,如公孙敖、公孙贺等。因为前者是他的老友,后者是他的亲戚,所以对二人特别提拔。对其他部下,也还宽容。独对名满天下的李广,处处表示排挤,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以李广的资历与才干,而所受的优遇,不如诸将。每次出师,李广所率领的军队,从未超过一万人,亦从未负过重要任务。他每次作战,无一次不表现奇迹,而又无一次不因失援而败。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命卫、霍伐匈奴,李广几次请求,武帝才准他充前将军。等到出塞以后卫青得知匈奴单于的所在地时,却把李广调为侧翼,而以公孙敖为前将军,担任与单于正面的作战。《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可见卫青此举的目的,明明是想提拔公孙敖,以冀恢复他新失的“侯”。至于《李传》所谓“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亦犹今之军人,开口便是“奉命”如何如何,恐怕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李广生平以不能一当单于为憾,此事给他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其后卫青又预备把捉不到单于的责任,推卸于李广的“失道”上。这种折磨,李广除引刀自刭外,实已无他路可循。李广的儿子李敢,曾随霍去病伐匈奴,亦极善战。为了他父亲的死,把卫青击伤。后来在随武帝打猎的时候,被霍去病冷箭射死。武帝反替霍掩饰,说李敢被鹿触死。李氏与卫、霍的这场冲突,绝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于山西军人的示威。李广为当时军界名宿,尤受一般中下级干部的拥护,其负时望及得士心,不但直接威胁卫青,连武帝都有醋意。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至于李蔡、公孙贺、公孙敖等之所以能官运亨通者,乃因此辈虽为山西人,但均庸庸碌碌,惟命是从,故仍能得到卫、霍的借重以及武帝的青睐罢了。
到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又与另一位外戚发生纠纷,那便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此人毫无作战经验,只因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才命他去伐大宛。费时四年,前后出动二十几万人,所收的战果,不过是几千匹马。这种人李陵如何能看得起!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汉伐匈奴,他拒绝为贰师将辎重,而愿自当一队。因此带了步兵五千人,出塞北行三十日,在浚稽山与单于亲自统率的十万匈奴军遭遇,在四次恶战毙伤敌军万余人后,自身损失,不过一千余人。奇怪的是,像李陵所率领的这样好的军队,武帝却没有慎重考虑到后援问题,终因连斗十余日后,矢尽援绝,在去塞百余里的地方投降匈奴。同时李广利以骑兵三万,在天山与匈奴较弱的一环的左贤王作战,虽也杀了匈奴万余人,而付出的代价,却较匈奴多一倍。《史记·匈奴列传》说此次战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这与李陵的战绩,无法相较。所以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武帝认为他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因为二李同时出师而战绩不同,故“为李陵游说”即等于“沮贰师”。武帝之袒护亲戚,固然可以想见,同时从这件事上,多少也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之间平时意见之深,以及山西军人政治势力的微弱。善战与爱士,既为山西军人之独特风格,惟李氏祖孙兼而有之,故李氏可为山西军人的代表人物。其次苏建、张骞,亦能近似。但是山西军人却吃了这种风格的亏,李氏祖孙之败,固不待言;苏建也是处处受排挤,张骞的封侯,更是千难万难。较诸公孙贺、韩说辈之“无灾无难到公卿”者,相去何远!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十四年),汉军与匈奴作战,李广利军七万人,全军覆没,从此汉朝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最后以这样的场面来作结束。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大致可以说是军事内行与外行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受部下拥戴与受皇帝宠信的两种军人的冲突。前者无论经验才干名望任何一方面,均远过后者,而所遇则恰恰相反。人事上既有这等不平现象,又怎能望其有好的战果。所以武帝倾全国之力以及数十年的光阴,与其众“不过汉一大县”的匈奴相拼,最初虽占些便宜,最后竟焦头烂额,几乎不可收拾。武帝以后,山西军人日见抬头。宣帝时赵充国、辛庆忌都立过大功。从用人的得法以及处理国事态度的郑重看,宣帝是远较其曾祖为高明的。
五 儒家和法家的政见争执
窦、田以后,终武帝之世,汉廷没有以私人为中心的大政治集团。卫、霍的地位很高,但不敢制造庞大羽翼。李广虽有很多人拥护,但不受天子青睐。其后武帝为了防止叛乱,用了一批“酷吏”。为了筹措战费,用了一批计臣。另一方面为了装璜门面,又用了一批儒生。前二者的分子,办事认真,不怕树敌,除皇帝以外,六亲不认。他们同调极少,手段极辣。后者思想既嫌迂阔,办事尤无魄力,在武帝心目中多少有点“俳优畜之”的意味。这批人虽也有大官,但无实权,对于国家大事,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就维持君主绝对专制一点看来,武帝这套用人方法,确也有其道理。
酷吏与计臣,可以合称为法家。因为他们在思想与作风方面,类似战国的商、韩。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才,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他们或理政务,或办特务,或管财政,均有极好的成绩。他们心目中的法,就是皇帝的命令。《汉书》六十《杜周传》说:“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因此他们办事,可以说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作。此外不以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为根据,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的约束,因此把事办得极为彻底。武帝当然乐于任用这批既能干而又绝对服从命令的人。武帝时的丞相,像是摆设,外表虽然维持其优礼,实权却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在武帝末年,益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便多是此辈法家。
武帝这个人,正是汲黯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的君主,他的尊儒,正是“外施仁义”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好儒,远不如他的好神仙。他一生行事,更无处不与儒术相反。他对儒生,大体说来是尊而不用。即使是用,也是用他们所懂的关于礼节制度方面的“术”,不是他们那套治国平天下的“术”。因此儒家在当时政治上的重要性,当然无法与非儒家抗衡。所以公孙弘以丞相之尊,为谏置朔方郡,竟为朱买臣鼠辈所摧辱。博士狄山,主张和亲匈奴,与张汤廷争,竟被迫守边,让匈奴取去头颅。这并非因为儒家的议论,全无道理。而是他们的道理,为武帝所不喜欢。
武帝晚年最得力的一位法家,便是“言利事析秋毫”的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他历任财政方面要职,最后并升任御史大夫。他主持财政,以办理盐铁专利及管制物价二事,最有成绩。以武帝之挥金如土,他居然能使财源不竭,物价不涨,本领令人叹服。桑弘羊那些弄钱的办法,自然要遭到只讲仁义而不言功利的儒家的不满,所以到昭帝初年,举国儒生,一致反对桑的经济政策及措施。《汉书》二十四下《食货志》下:“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为了此事,桑弘羊与那般贤良文学,发生激烈的舌战。桓宽的《盐铁论》,便是这场辩论会的纪录。开会之初,双方尚作理论的辩难。继而大动肝火,从对方的人格骂到对方的宗师;从辩论管理盐铁物价等机关的存废问题,一直辩论到有关外交经济法律的各项国家大计。他们各持一理,不能相下,但都不出先秦儒法二家的思想范围。
法家首先解释设立管制盐铁等机关的理由,是为防备匈奴的屡次入侵,拿这些机关来“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第一》)进而解释振兴工商业可以富国利民,而这些措施,正是扶持工商业的必要办法。他们说:“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也。”(同上《本议第一》)。并且说这些措施,以富商大贾为裁抑的对象,不但百姓不受损失,而且可使“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同上《轻重第十四》)儒家则仍抱着“以古非今”的一贯态度,他们根本反对法家这些经济政策与措施的目的,首先认为对外就不该用武。因为就理论上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本议第一》)就实际上说,“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同上《本议第一》)所以他们主张对匈奴只应“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同上《击之第四十二》)其次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农业是本,耕稼乃是百姓基本的职务与利源。他们说:“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同上《力耕第二》)至于人民的衣食缺乏,其故不在生产之不足,而在少数人的奢侈,工商业便是推动奢侈之风的一种动力。故他们说:“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同上《通有第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节俭,始可以致富;必须务农,始可以节俭。他们的“理民之道”,便是“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同上《力耕第二》)以上大致是从理论方面驳复对方,同时他们更举出这些经济措施的实际弊病,如因铁器买卖铸造的不自由,致使农家没有好的农具使用而减少生产,以及官吏商贾借管制物价从中非法牟利等等。
从这场辩论看来,法家的经济措施,在技术上不能说没有流弊,不过他们完全根据现实,发挥见解,并没有标榜什么超现实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理论,较切实际。儒家的理论,大半忽略现实,偏重理想。他们的批评,令人有“因噎废食”之感。盐铁之议的结果,儒家虽未获得决定的胜利,但也未像武帝时败得那样悲惨。政府为敷衍他们的面子,把法家经济政策中不重要的酒榷一项取消。这件事可看出当时儒家对武帝的“举中国以事四夷”,发生极度反感,同时也反映着汉廷中桑弘羊以外的执政者,对武帝政治的怀疑。宣帝时,博士夏侯胜更公开攻击武帝。而昭宣时期的休养生息,也正是汉廷君臣以武帝为戒鉴的表现。儒家后来所以能在政治上得势,与这种情势颇有关系。
六 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
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事业,到头是场悲剧。他和秦始皇一样,虽是好大喜功,却最怕死。他晚年简直害了“迫害狂”,时因怀疑而杀人,最后竟杀到自己的太子。伐匈奴也以惨败收场,同时国内更呈现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他终于在痛悔中死去,临死将年幼的皇太子弗陵(即昭帝)托付给他的亲戚霍光。昭帝即位后,霍光即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代行皇帝权力。从此“大将军”这个官衔,变成汉朝事实上的摄政。他独揽军政大权,丞相成了他的僚属。虽然表面上仍是听命于皇帝,实际上他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全权,皇帝极少过问。霍光之为大将军,不特在西汉官制上创一特例,并且导宣帝以后外戚政治的先河。不过大将军一职,必须于皇帝不能或不愿亲政时才能产生,这个官职的设置与否,须视皇帝而定。所以宣帝自霍光死后,即未设大将军。元帝时也没有。到了成帝,王凤才以元舅身分,出任此职。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大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蔚成盛况空前的外戚政治。王家的声势,如旭日中天,朝廷中找不出一个足以与王家抗衡的政治势力。任何一个朝臣集团,只能算作王家僚属的若干单位之一,而不能与王家平行。哀帝虽曾对王家加以打击,但没有伤及根本。同时由于哀帝对国事那种儿戏态度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反使王莽在哀帝死后成为举国拥戴的政治中心人物。他遂利用这个机会,夺去刘家的江山。
另一方面,武帝死后,一向在政治上无甚重要地位的儒家,势力日见扩张。到元帝时,他们的集团,竟成为朝臣的主干。这固然由于元帝爱好儒术,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举国对武帝数十年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动乱局面发生反感时,他们是武帝政治最主要的反对派。如果武帝以后的皇帝不愿为武帝的话,那么他们便极具被任用的条件。他们有一套有系统的政治理想及办法,其完备为诸家所不及。理想在未实现时,总是具有诱惑性的。因此儒术不但颇合一般不切实际的君主的胃口,也易为一般读书人所接受。于是他们便藉着武帝为他们铺好的“五经博士”的大道,一步步踏上政治舞台,渐由配角变成主角。武帝对此,真可以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到了昭帝时的盐铁之议,儒生们公开抨击武帝的政治。宣帝时更有人骂到武帝本人。宣帝的政治,虽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八《宣帝纪》)的一套法家作风,但当时的丞相御史大夫魏相、丙吉、蔡义、韦贤、萧望之等,都出身儒生,萧望之更是宣帝托孤之臣。像萧望之反对冯奉世封侯以及韩延寿与萧冲突而被杀的事,若在武帝时,便绝无可能。可见当时儒家的势力,已经不小。宣帝也自认是“以霸王道杂之”。(《汉书》九《元帝纪》)到了元帝,宣帝遗留下的朝臣中,属于霸道的宦官弘恭、石显,与属于王道的儒家萧望之、周堪等发生权力上的冲突,结果石显等联合外戚史高击败萧等。他们又引用了一批附和他们的儒生,便是“阿谀曲从,附上罔下”的匡衡、张谭之流。于是宦官与儒家合流,儒家拥着政治首长的名位,宦官则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实权。
王凤是元帝王皇后之兄,成帝之舅。成帝即位,他出任大将军,设法摈斥了与皇帝关系较远的外戚另一王氏及冯氏,而得专断国政。他确有其长处,他不但奠定了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势力,同时也提拔了不少人才。成帝时,大将军以下的外廷首长,大半由儒家充任,他们可以说是王家的主要班底。此外还有一个集团,规模不如儒家集团来得庞大,但团体非常巩固。这个团体的分子复杂,有军人,有公卿子弟,有地方官,虽然出身不一,但私人间的联系甚密。他们均极能干,思想属于法家一类。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对国家大计,从未提出显明的政策,他们的思想只是从他们办事作风上流露出来。这批人以陈咸、陈汤为首,可名之曰“现实派”。儒生派与现实派的关系,是平行而对立的。对于王家,则均是上下的关系,可以说是王家部下的两个单位。两派的首要,大半是王凤提拔起来的。不过儒家在政治上之占势力,不自王氏始,所以他们虽听命于王氏,但整个集团的政治地位,王氏并不能完全左右,因此在朝中一直占着上风。现实派因为没有儒家那样深厚的根基,大将军可以完全左右他们的政治前途。每任大将军对他们的好恶,即可决定他们整个集团的兴废。所以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现实派始终处于劣势。大将军支持他们时,他们还可与儒家对垒,一到放弃支持,便只有垮台之一途。
现实派的首脑,除陈咸、陈汤外,还有萧育、朱博、朱云、王章、孙闳、逢信等人。他们多半是极好的吏材,敢作敢为,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此辈维持。当时属于儒生派的宰相翟方进曾弹劾陈咸、朱博等人,说他们“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过绝人伦;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亡纤介爱利之风”。(《汉书》八十四《翟方进传》)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们的能力与作风。陈汤在元帝时任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矫诏发诸国兵,斩匈奴郅支单于,威震敌国。陈咸是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元帝时作御史中丞,曾与朱云相结,反对中书令石显及少府五鹿充宗等人。到了王凤执政时,曾以陈咸为长史,其后他历任各地郡守。他作官“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因此“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汉书》六十六《陈万年传附子咸传》)萧育是萧望之的儿子,为人“严猛尚戚”,也曾作过几任地方官,以善平盗著名。朱博出身小吏,作冀州刺史时,吏民畏之如神。他极端瞧不起儒生。《汉书》八十三《朱博传》说:“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这种侮儒的态度,简直和刘邦相似。朱云曾在朝中公开请求杀掉丞相张禹,王章则曾抗疏弹劾大将军王凤。由此可见这批人中,不特人才辈出,还有不少抗直之士。
儒生派私人间的连系,虽远不如现实派紧凑,但他们的思想与立场相同;攻击现实派,阵线是一致的。所以成帝时由儒家担任的各任丞相,私人间的关系,虽不密切,但无一不与现实派作对。他们性格圆融,手段持重,每当大将军对现实派不表好感时,便乘机向对方作致命的打击。儒生派分子的个人操守,大体还过得去。现实派之中若干分子,行为极不检点。如朱云任槐里令时“残杀不辜”,陈汤更是屡次犯罪,而每次均是砍头的罪过,这些事常给人以攻击的把柄。虽然如此,他们仍能凭着他们的才能,与占绝对优势的儒生派相周旋,从元帝末年一直闹到成帝末年,共闹了三十多年,才被击垮。
陈汤、甘延寿立功归来,元帝想把他们封侯。中书令石显,因与甘有隙,便授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共起反对。几经争执,陈、甘虽得封侯,但食邑户数减去许多。到成帝时,陈汤作射声校尉,又被匡衡举发他在西域时的舞弊情事,结果陈被免职。这是两派人士冲突的开始。现实派中咸、汤二人是好友,陈汤被匡衡劾免,又经王凤提拔,在王凤幕府中作事。王凤死后,王凤的从弟王音为大将军,待陈汤也不错。这时陈咸颇以滞于郡守为憾,便因陈汤的力量,内调为少府。作了几年,很有成绩。不过,与御史大夫翟方进,却于此时结下嫌怨。翟出身明经,很受丞相薛宣的赏识。薛曾有事与翟相连,陈咸奉命对翟诘责,翟因此怀恨在心。自此两派人士,便展开白热化的斗争。
王音死后,王凤的弟弟王商作大将军。王商一向讨厌陈汤,因此举发陈汤的罪过,把他免职,徙居敦煌。这时翟方进作丞相,便乘机上了一本,说陈咸“前为郡守,所在残酷,毒螫加于吏民,主守盗受所监。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汉书·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于是陈咸也被免职。同时被免职者有陈的同党历任九卿的逢信。此后陈咸借了王凤的弟弟王立的力量,复起为光禄大夫,又被翟方进劾免。后来王立获罪,翟更想把陈咸的党羽一网打尽,于是又奏一本说:“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汉书·翟方进传》)结果,朱、孙免职,陈咸徙归故郡。陈咸回故乡后,忧郁而死。其后翟又把现实派的萧育挤掉,至此现实派趋于瓦解。王章因弹劾王凤死于狱中,朱云也早已被废家居。萧育在哀帝时虽又作官,但已无大作为。朱博虽也于哀帝时把儒家的孔光赶掉,代之为丞相,但不久犯罪自杀。哀帝以降西汉各种政治上的怪现象,便全是儒生派的杰作。
自从元帝信用儒家后,汉朝即开始不能振作。儒家之反功利思想,使汉朝无法定立进取性的政策,无法充分发展国力;而他们的当政,更直接阻碍进取人才的发展。现实派的失败,象征着进取人才的全部凋谢,同时更象征整个西汉王朝的没落。所以王莽虽由儒家拥上皇帝的宝座,但他的臣下,除歌功颂德者外,竟找不出一个比较有办事能力或独立风格的人。他极力想实现他那些含有浓厚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但努力的结果,使人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感,他终于很快的作了儒家政治理想的殉道者。由此看来,现实派的消灭,即使是对王家说,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
附记:此文写于前年春天,当时先伯孟真先生曾指示若干意见,不意两年以后,竟于此处发表,念之怆然。又此文承劳贞一先生予以斧正,特此致谢。
一九五二年四月于台北
原载《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绪言
西汉一代政治集团的兴起原因,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因了时代需要而起,他们多半是旧政治局面或制度的改革者,或是新政策的执行者,这种集团的政治意味,比较浓厚。另外一类则多半凭藉政治以外的关系,与皇帝接近,因而取得皇帝的信任,造成以私人或私家为中心的政治集团,这种集团常是政治上纯人事纠纷的制造者。不过各集团本身兴起原因的异同,尚非他们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它们的冲突,大半起于政权的争夺,以及政见的争执。此外还有纯以私嫌而起的冲突。
每个政治集团持续的久暂,以及在政治斗争中能否获胜,最重要的要看皇帝对它支持与否或是支持到如何程度而定。至于它本身能否适应当时的政治要求,尚系次要条件。这种情形的发生,在君主专制的时代中,是势所难免的。
西汉政治集团的冲突,可划分为三个时期。从刘邦到景帝,可算第一个时期。这段时间中的冲突,以政治上的保守派与革新派的冲突为主。汉初四十多年的政治,可以说一直由淮泗功臣集团来主持。这批时代英雄,虽把旧政权推翻,但对新帝国的开国规模,没有创造的见识和能力,因此只有一切承袭“秦法”。同时他们在得到政权之后,又大部变成了黄老信徒,只求保持政治现状,而不愿有所兴革。国家新成,便呈现这么一种暮气,以致许多在统一后必须做的事,都因而停顿,终至使国家内部发现分裂的危机。文景时期,有两批人发动政治改革,先后被功臣集团与后来的另一反动集团所击败,结果乃至使汉廷不得不以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一直是保守性的政治集团的天下。
武帝可以自成一个时期。他采用了文景时期革新论者的大部改革办法,终使国内得到安定,政治焕然有新气象。他继而从事对外战争,因此新的政治集团及军事集团,皆因时代需要而兴起。武帝的各项政策,均由这些新兴集团顺利的推行。反对武帝政治的儒家,力量微不足道,对新政策的阻力很少。武帝虽然有时因用人失当,致有些事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过这段时间中整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则是进取而有为的。
武帝死后一直到王莽,是第三个时期。武帝死后,由于举国上下对武帝数十年从事战争的结果感到不满,因此对武帝政治素表反对的儒家政治集团,乃渐渐抬头。到元帝时,竟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势力。不过汉朝从此即不能振作,因为儒家的反功利思想,使汉朝不能定立进取性的政策,他们的当政,更直接窒碍进取人才的发展。拥有不少人才的西汉最后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集团,即为他们消灭。哀帝以后,国家竟毫无人才可言。最后他们簇拥着外戚王莽,登上皇帝的宝座。无奈主角及配角均差,一出好戏,终至狼狈收场。
不过话得说回来,西汉乃是中国史上不可多见的强盛时期,这段时间中的政治集团,虽也相互冲突,但就每个集团质的方面说,却不尽同于后世。根据史实看来,每个集团的首脑人物,他们无论是反动的或是前进的,本身大都具有相当的才干。即使是由外戚甚至佞幸进身的人,也大半有成绩表现,很少是属于戏台上所表演的国舅国丈那一种的类型。他们的个人操守,大致也还说得过去,所以西汉史上很少有一点事不做而专门贪污的军政大员。西汉大多数的皇帝,对于用人,不能说不慎重;同时更维持一种相当高度的法治。西汉一代的文治武功在历史上能有水准以上的表现,与此大有关系。这倒是值得附带一提的。
一 汉初功臣集团与外戚集团的火并
刘邦于仓卒间建立新的王朝之后,政治上尚有许多严重问题,等待解决。他作皇帝后所致力的最大工作,便是从事翦除一部分不稳定的功臣。他为此几乎无岁不征,直到他死,战乱未曾止息。这个问题,早已种因于统一以前对项羽作战之时,不过到他作皇帝后才表露出危机而已。刘邦的功臣,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刘邦在淮泗初举义旗时的基本干部,这批人在举义前多与刘邦“同为编户民”,对刘邦相当忠实。同时他们之间,也具有浓厚的感情。所以可把这批人称作“淮泗集团”。此辈可以萧何、曹参、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为代表。其中除萧、曹因系秦朝地方官吏出身,有些行政经验及能力外,其余多半是不折不扣的老粗,与项羽作战,胜的机会绝少。另一类是刘邦举义后陆续加入的,他们来自各地或当时其他革命团体,故私人间无密切的联系,可统名之曰“杂牌”。这批人品流不一而人才辈出,可以韩信、英布、彭越、张耳、陈平等人为代表。这两派人士,前者常追随刘邦左右,后者则多领兵在外打仗。他们在一起的机会很少,因此两派尚未发生过严重摩擦。
刘邦与项羽作战,在那种军事第一的时候,自己的嫡系部队偏不争气,因此不得不借重“杂牌”。黄河以北的地盘,完全是由他们打下来的。而决定全局的垓下包围战,更由韩、英、彭三人为主力。灭项之功,既以“杂牌”居多,因此刘邦所封的异姓七王,“杂牌”占了六个。不过刘邦之分封他们,乃是迫于以前的成约及当时的形势,内心实有所不甘。同时对他们的既成势力,感到恐惧。对韩、英、彭三人,尤为畏忌。因此处心积虑,找寻机会来消灭他们。韩、英、彭三人虽然看不出有结成党与的迹象,但三人当时的处境与心情,可以说是一样。所以韩信被捕,彭越便称病;韩、彭被杀,英布便干脆的“欲为帝”了。
等到三人被次第消灭,刘邦也跟着死去。他所遗留的大臣,除陈平外,几乎全属于淮泗集团,他将国事托付于这个集团的中坚人物萧何。由于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后娘家人的政治势力,便日见扩张。吕后是刘邦的糟糠之妻,吕家人也自始即追随刘邦,所以他们可以称作淮泗集团的外戚派。萧、曹等人,则可称为这集团的功臣派。不过吕家的男子,在能力及见识方面,远逊女子。吕后之刚毅,固不待言;其妹吕媭,也极有胆识。至于男子,除了吕后的哥哥吕泽曾立过些军功外,其他无一不是庸才。他们的势力,可以说是吕后一手栽培起来的。吕后利用刘邦的连年在外作战,乘机过问政事,族诛韩信,便由她决定。刘邦晚年,吕家人在朝中已隐然自成一派。惠帝之立,吕家人曾出了不少的力。当时的功臣派中人,也有不少与吕家接近的,如张良、郦商、樊哙、审食其等。其中樊哙是吕媭的丈夫,审食其是吕后的爱人。惠帝即位后,政事实际已全由吕后决定。惠帝死后,她更进一步实行“临朝称制”。不过当时吕家人的势力,仍非功臣派之敌。军政首要,由功臣派的王陵、陈平、周勃、灌婴四人充任。王陵性情比较耿直,临事则一无办法。陈平为人极圆滑,遇事常能“以智自免”。周、灌二人也就是史书所常并称的“绛灌”,本是韩信羞与为伍、英布以为不在话下的人物。他们具有坚强的排外性,对于排拒异己,步趋常是一致。四人的声望才干,虽然超过诸吕,却不足与吕后相抗。所以吕后扶持诸吕,他们无法阻拦。第一步吕后要提高吕家人的政治地位,把他们封王或封侯。当她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王陵首拿“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誓”为根据,表示异议,吕后大不高兴。因此轮到陈、周,便不敢反对。吕后第一个目的既达,第二步便设法要诸吕掌握实际的军政大权。据说首倡此议者,是张良的儿子年方十五岁的张辟彊。《史记》九《吕后本纪》说:“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发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是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悦,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此说破绽甚多。与辟彊谈话的丞相,以时间论,应该是王陵,而王陵则是在惠帝死后面折廷争反对分封诸吕的人。其次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均在吕后八年,亦即是惠帝死后八年的事。若说此事乃是实现丞相八年以前之请求,宁非奇谈!总之此事乃吕后扶持诸吕的必经步骤,朝中大臣对此事应负责任者尽多,而不必诿过于一竖子。
至于吕后扶持诸吕的目的何在,后世对此颇多议论,而以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吕武不当并称”一条,最为允当。赵认为:第一,吕后本不想以吕代刘。因为她对刘邦简择的旧臣,甚为信任,与孝惠的感情亦好,其间并无意图颠覆刘氏的迹象。他说:“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无一非高帝注意安刘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业。”又说:“观于高祖欲废太子时,后迫留侯画策,至跪谢周昌之廷诤,则其母子间可知也。”第二,吕后之扶持诸吕,乃是因为孝惠死后,吕后本人没有嫡亲子孙可以扶持,才扶持娘家人。而且她的用意是怕吕家人在她死后受别人欺侮。他说:“迨孝惠既崩,而所取后宫子立为帝者,又以怨怼而废,于是己之子孙无在者。则与其使诸姬子据权势以陵吕氏,不如先张吕氏以久其权。故孝惠时未尝王诸吕,王诸吕乃在孝惠崩后。”第三,吕后对刘家子弟不能算坏。并且她为使刘、吕相亲,确曾费过一番苦心。他说:“其所最妒,亦只戚夫人母子,以其先宠幸时几至于夺嫡,故高帝崩后即杀之。此外诸姬子,如文帝封于代,则听其母薄太后随之。淮南王长无母,依吕后以成立,则始终无恙。齐悼惠王以孝惠庶兄失后意,后怒欲酖之,已而悼惠献城阳郡为鲁元汤沐邑,即复待之如初。其子朱虚侯章入侍宴,请以军法行酒,斩诸吕逃酒者一人,后亦未尝加罪也。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然赵王友妃,吕产女,梁王妃亦诸吕女,又少帝后及朱虚侯妻皆吕禄女,吕氏有女,不以他适而必以配诸刘,正见后之欲使刘、吕常相亲。”吕后之以吕氏女配诸刘,确有其政治作用。《汉书》九十七《外戚传》说:“更立恒山王弘为皇帝,而以吕禄女为皇后,欲连根固本牢甚。”可作有力的证明。不过吕后的用意虽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
诸吕政治势力的膨胀,与功臣派发生冲突,自在意中。功臣们昔日“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论功不过封侯,而吕禄、吕产等以裙带关系取王侯如拾芥。当年萧何封侯,尚以“未尝有汗马之劳”而生争议,对此又焉能容忍!何况诸吕进而夺去他们的实权,吕禄作上将军,吕产作相国,使周勃的太尉、陈平的丞相变成摆设。所以当时功臣派心情之郁愤,可想而知,其谋诛诸吕的动机,便自此而起。他们首谋本身的团结,故陈平听了陆贾的劝告,即与周勃密切合作。此外更与反吕最激烈的宗室刘章联合,刘章是当时齐王刘襄的弟弟,有强大的齐国作背景,同时又是吕禄的女婿,诸吕也对他另眼相看。他反吕的主要目的,是想拥立他的哥哥作皇帝,所以吕后一死,齐国便出兵西指。这次事变,可以说是功臣派的主谋,而由宗室执行任务。刘章便是亲自带兵与诸吕动手的人,相国吕产与长乐卫尉吕更始均被他当场杀死。这次政变如无宗室参加,成功的希望,恐怕很少。单就当时周勃那副模样看来,即可作此假定。
诸吕在“不当为王”与“欲为乱”的罪名下,尽被翦除。甚至少帝和惠帝其他几个封王的儿子也被统统杀掉。功臣派藉口说他们不是孝惠之子,实际上是怕他们长大后替吕家报仇。又认为齐王和淮南王的母家都是恶人,生怕他们将来变成吕家第二,因此才挑选了“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的代王来入承大统。功臣派对吕家的畏忌,从这类地方表现无遗。他们这次与诸吕的火并,最基本的原因,是在政治权位的争夺。所谓“安刘”之功,乃是欺人之谈。因为就现有的历史记载看来,刘家何尝有不安的现象,所不安者,周陈辈之权位耳。
诸吕的罪名,实有重作一番讨论的必要。先说“非刘而王”。所谓“白马之誓”,仅见于《史记》的《王陵传》中,《高祖本纪》上没有正式记载。就常理推断,此誓倒非虚构。因为王陵以这誓约为理由,在朝廷上公开反对分封诸吕,如是假的,吕后岂有不加驳斥之理。事后,王陵更指出陈平、周勃均曾参加盟誓,陈、周也未否认。吕后临终,更曾拿这誓告诫诸吕。所以这誓约的真实性,可无问题。可能是刘邦晚年与心腹大臣的秘密盟约,未举行公开仪式。吕后对此事,也必知道或参加。不过最主要的,是“白马之誓”的破坏,陈、周二人,要负大部责任。他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诸吕能否顺利封王的最大关键。他们若能据“誓”以争,理由绝对站得稳。纵然无效,此心可以无愧,其咎便在吕后。可是他们非但不敢反对,反为诸吕封王,制造理论根据。据《史记·吕后本纪》,当时他们对吕后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不可。”这即是说“白马之誓”已失时效,而认为王诸吕为合理合法。无论二人的话是否出自本心,但此话予诸吕封王以绝大的支持,则无可否认。由此看来,郦况骗诸吕时所说的“吕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议”的话,乃是实情。后来政变发动时,除掉齐国还以“非刘而王”四字为藉口外,陈、周辈便不好意思再弹此调。于是又另外搬出“欲为乱”的大帽子,加在诸吕头上。
至于诸吕之“欲为乱”,据《史记·吕后本纪》说:“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宫,欲为乱。殿门弗得入,裴回往来。”又说:“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晡时,遂击产,产走,天风大起,以故其从官乱,莫敢斗。逐产,杀之郎中府吏厕中。”这段记载,颇多疑问。吕禄欲为乱而迅解兵柄,已属费解,尤奇者是事后竟不通知吕产一声。吕产那时仍是南军领袖,手下的军队尽多,而他欲入未央宫“为乱”时,何以只带“从官”,不带军队?如果从官之中,包括军队,何以当未央宫殿门关闭之后,不去攻打,而只是“裴回往来”?又何以见了刘章所率领的一千余人都不敢抵抗?吕产的从官,既连一千人都无法应付,人数之少可知;那么吕产又为何率领数目那么少而又毫无战斗能力的人,来发动“为乱”那么大的事呢?从这些地方看,可以说诸吕不但对“为乱”没有准备,即对别人的暗算,也未曾防范。吕产之入未央宫,与其说是“欲为乱”,不如改为“欲上朝”或“欲办公”倒恰当些。总之,诸吕的罪名虽冠冕堂皇,而实际上是遭人暗算,糊里糊涂的作了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诸吕虽庸,看来倒是一批心地厚实之人。惟其如此,所以才失败而又被恶名。他们在“欲为乱”以前的那段时间中,可以算得上虽无功却也无过。吕后对他们并不放纵,吕后的侄孙吕王嘉,便因“居处骄恣”被废。当时一般人对吕家人的印象,也不能说坏。骗吕禄交出兵权的郦况,曾遭举国不满。《史记》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的《郦商传》上,载有“天下称郦况卖交”的话,这是当时人与后世直书“诸吕之乱”的史家们见解不同的地方。
二 文景时期的政治革新论者及其反对派
文帝的入承大统,事之偶然,犹如中彩。因为这事完全由功臣派秘密决定,他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无怪他得到消息后,手忙脚乱。后来听了宋昌的劝告,才鼓起勇气,带了几个随员,到京城去接收皇位。他来到京城,面对着这么一个复杂艰险的局面,内心的不安,不言可喻。所以他在即帝位入未央宫后,跟着就“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史记》十《孝文本纪》)然后才下正式的即位诏书。这固可以看出文帝的机智,同时也可看出文帝对新环境的恐惧。
文帝即位后,摆在他面前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就中有三个最大难题,是必须解决而又无法解决的。第一,迎立他的那般功臣,原都是当初与刘邦一起革命的,资格既老,又有拥立之功,所以文帝即位后,他们在政府的位置,一概未受动摇。他们遇事倚老卖老,反对革新,抱定了既得的权力与地位,大有除死方休之概。他们阻碍新人的进用,自己又干不好,因此国家无法求进步,而文帝却又奈何他们不得。第二,宗室诸王国,因安定了一个相当时期,人口大为增加,实力随之增强。同时中央政府自孝惠以来,即以“无为”为政治最高原则,对诸侯内政采取不干涉主义。《史记》一百六《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这种放任政策,养成了诸侯的骄恣。文帝也是诸侯出身,当初的政治地位,原和他们相同。而且消灭诸吕后的皇帝候选人,原有三个,文帝不过是其中之一,由功臣作最后之圈定而已。这样,诸侯对文帝,自然不会十分尊敬,文帝自然也不敢对他们过分约束,如此反更启发他们觊觎皇位的野心。他们遂由私生活的越规,进而至于各种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淮南王刘长直呼天子为“大兄”,锤击辟阳侯,自作法令。吴王刘濞也可以煮盐铸钱,招致天下亡命,称病不朝。甚而至于济北王刘兴居造反。一般黄老信徒的大臣,个个怕事,装聋作哑。诸侯闹了那么多的乱子,终文帝之世,很少见有什么大臣事先向皇帝提出警告,自然更谈不到什么防范办法。因此造成了“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的局面。第三是匈奴问题。自刘邦在平城吃了大亏与匈奴和亲后,汉廷一直遵循着这种屈辱政策。可是匈奴根本没有守约的观念,有机会仍是照样入侵。文帝时有位熟悉边事的宦官中行说,投降匈奴,作了匈奴的军事政治指导员。匈奴得到他,入侵更为方便,有一次匈奴的斥候曾到达长安附近的甘泉。由于他们的来去飘忽,汉军很难捕捉他们的主力。因此他们便“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在这种情势下,和的意义,早已失却。战呢,不但人才与装备,都成问题;而国内政局的不安,也使他不敢从事大规模的战争。
文帝作皇帝的二十三年中,几乎无日不在这三个问题之中打滚,但结果一个也未解决。丞相一职成了功臣集团分子的轮流终身职,这个死了,那个补上。除了周勃因太不知趣而被中途免相外,其他无一不是头顶“丞相”二字的官衔进棺材的。直到文帝死后,还有功臣集团中人在作丞相。其次文帝对于不法的诸侯,也未能作严厉的制裁。淮南王刘长被“废处蜀中”,半路自杀,竟闹得天翻地覆。对当时势力最大的吴王刘濞,尤其不敢得罪,赐几杖请吴王安心养病,终于养出日后的七国之乱来。对于匈奴,在外交上仍是采用和亲政策;在军事上只能作被动的防守,虽然不断的挨打,但是无法还击。
文帝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却并非没有看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作了不少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备工作。他治事精勤,崇尚节俭,尤其注意人才的选拔。他遗留下雄厚的国力,以及不少优秀的谋臣武将,以为后世安内攘外之用。同时他更设计好一种建国的蓝图,为后世所遵循。终使国家在他的身后日臻强固,使汉朝成为名符其实的新朝代,而非旧朝代的延续。这蓝图的起草人,就是盖世聪明的“洛阳少年”贾谊。
贾谊的学问,受儒家的影响最大,同时又懂法家之学。他主张以仁义立国,极端痛恨秦国的强暴政治。他所发的议论,全以时事为据,故无空疏之病。原来汉朝立国后的法律和制度,可以说是完全承袭秦朝的。秦制的基本精神,则是“武力”与“律条”。因此汉朝的法律,极为严厉。而汉初一般大臣,偏又讲究“清静无为”,平时对人民不大过问,一旦出事,就搬出秦法来。所以若论汉初的政治,“不教而诛”四字,足以尽之。此外,在秦法之下培养成的“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风俗,也依然存在社会上。从这些地方看来,汉朝没有资格称得起为“汉”,只配称作“后秦”。所以贾谊在太中大夫任内,首先建议改革制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贾谊传》说:“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其后他在梁怀王太傅任内,又针对着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时弊,上了有名的所谓“治安策”(载《汉书》四十八《贾谊传》),提出许多对时局的独到见解。其中除了对付匈奴一项有点不切实际外,其他各项莫不由后来的史实证明其正确性。他的主张,不仅是在改变旧制度的表面,在精神方面也要一扫嬴秦之恶毒。他不仅要改良当时的政治现状,而且要纠正当时的社会风气。他要在强力之外,更注入政治与社会一种德教的新精神。他既反对秦朝,当然不能用秦朝的手段来推动他的政策,所以他的一切改革办法,性质都是比较和缓的。
对于诸侯问题,他认为只要诸侯的力量不足与中央抗衡,便可无事。他在《治安策》中所提出的办法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其次他主张好好教育太子,使他们将来能在德行上作国家的表率。这样,逾法的事,自然会少。对于社会风气,他主张以管子所说的“四维”来改变秦朝以来社会上惟力是视、惟利是图的颓风。同时,他认为这等任务,“俗吏”是办不到的,必须由“识大体”的人来担负。此外他主张君臣间要有礼节,皇帝应当优礼大臣。因为自刘邦以来,汉廷君臣,一向不大懂礼节,常将低级社会朋友家人间的言语动作,搬到朝廷上来,极无体统。同时他认为皇帝必须尊重臣下的人格,否则必将使臣下“犬马自为”,忘掉廉耻节操。如以此话按诸陈平、周勃之媚吕而又反吕,则可见刘邦狎侮大臣的影响,何等严重。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贾谊的计划,规模是宏远的,见解是深刻的。虽是满口仁义道德,但确有他一套现实的办法,而不是徒托空言。
贾谊极受文帝的赏识,他由博士超迁至太中大夫时,不过二十几岁。接着文帝便准备以他“任公卿之位”。这样一来,功臣集团中人,乃又大起恐慌,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一般老牌军人政客,都起而反对。他们本无政见,自然不会从理论上反对贾谊,只能含糊其词的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史记》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所谓“专欲擅权”,即是怕贾谊夺去他们的既得权位。所谓“纷乱诸事”,即是怕贾谊改革他们因循敷衍的办事原则与方法。洛阳在当时是一商业都市,所谓“洛阳少年”,即犹今日之骂人为“上海小流氓”,其词粗鄙,与说陈平“盗嫂”无异。文帝在当时无法过分违拗那般功臣,不得不把贾谊外放,贾谊终于忧郁而死于梁王太傅的任上。贾谊虽因没有取得政治实权以一展其才,可是他的大部见解,终于成为以后汉朝建国的准则,在他身后,一一实现。
贾谊死后,另外一个改革论者继之而起,那便是晁错。他少习申商刑名,后又曾受《尚书》于伏生。文帝时曾任太子家令。景帝时他凭了皇帝的信任,气死了功臣集团的硕果申屠嘉丞相,由内史跃登御史大夫。因为他是法家,故作风与贾谊不同。他为尊天子安宗庙,就在充任副揆之后,展开雷霆万钧的政治改革。第一个改革对象便是诸侯。他摈弃众建诸侯的办法,而采取硬性的“削地”政策。其主要目标,便是当时富强甲天下的吴国。他也料到可能会激起叛变,但他认为“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所以不顾一切的实行。他与反对派的冲突,也因此远较贾谊时为甚。
远在文帝时,因他屡次上书请求改革,已遭一般大臣不满。景帝即位后,功臣集团虽趋幻灭,但另一以个人为中心的豪门继之而起,便是景帝母窦太后的从兄子窦婴及其门下一批人。窦婴以外戚之重,又好宾客,所以很多人趋附他,因而造成雄厚的政治势力。他首先反对削地之议,后来七国乱起,他把他的重要门客袁盎荐与景帝。袁就利用景帝的恐惧心理,献出“急斩错以谢吴”的计策,晁错之被杀,实是窦袁二人作好的圈套。袁盎为人极有手段,文帝、景帝、周勃、申屠嘉,均被他愚弄过。这派人士与诸侯不能说没有勾结,窦、袁二人都曾作过吴相,袁盎且曾受过吴王的财物,因此二人成了当时的吴国问题专家。他们想利用中央与吴国的矛盾关系,以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他们反对削地,目的是在打击政敌,而非有爱于吴国。从一方面袁盎充任对吴和谈代表,一方面窦婴出任大将军领兵戡乱看来,可知他们对吴事的看法,是对人的而非对事的。这批人在晁错心目中,本是韩非子五蠹中人,当然亟须铲除,因此他累次想杀袁盎。但七国乱起,他处于腹背受敌的形势,反得到“衣朝衣,斩东市”的结局。他被杀后,叛乱并未因而平息。不过窦袁辈的目的已达,便不再弹老调。他们以吴国问题起家,终又出卖了吴国。
晁错对于匈奴问题,也有极高明的见解。他曾把匈奴与汉朝双方在战术的长短,作过详细的比较,创出“徙民实边”的伟论。可惜这些事还未等他动手去作,他已殉身于他的政治理想。他和贾谊虽然在见解与作风上有不同的地方,但同是汉初最伟大的政治改革论者。贾谊在朝中是孤立的,晁错虽握实权,但为时短暂,实力也不雄厚。但他二人所倡的政治革新运动,均曾震撼汉初以来旧政治所造成的反动势力。其身虽败,其议论则如洪水暴至而不可抑止,直到武帝时始得到归宿。但如果这种革新运动能在他们生前实行,则武帝时国家会减少许多麻烦事情。武帝以后的繁荣和平,也将会提前几十年出现。
三 由养士造成的豪门冲突
从刘邦死后到文景这段时间,汉朝的中央政权,不算巩固。那时诸侯势力强大,函谷关以东,几乎全是他们的封土。“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史记》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央的不干涉政策,促成他们的骄恣不法。当时政府大员的办事态度,又极马虎,在这种不安定的政治局面下,而无严格执法的人。因此战国时代的一部分风尚,又于此时复活。在民间活跃着“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游侠者流;在中央高级官吏以及列国诸王之间,则盛行着“鸡鸣狗盗,无不宾礼”的养士之风。游侠与养士,本是同一原因所产生同一结果的两面。所谓“游侠”,常也就是公卿诸王所养的“士”。养士者常能济人之急,但被周济的不一定是善类;游侠者常能死人之事,但所“死”的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的道德行为只用之于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小圈子里,如果他们的目的与国家冲突,他们便不惜破坏国法。正是《汉书·游侠传》所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虽然养士的人与被养的人其中都不乏人才,但无疑的这批人却是国家走向安定统一之路的障碍物。
汉初养士的风气,最先从诸侯国中发生,当然他们的用意是在觊觎中央政权。刘邦时,代相陈豨的宾客最盛,终至造反。以后吴王刘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结果也造反。景帝虽平定了七国的叛乱,却平不了诸侯的养士风气,因为这是整个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纯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所以紧跟着是梁孝王的好客,一直到武帝时的淮南王,都几乎闹出乱子。景帝初年,这风气由地方传到中央。那时刘邦遗留下的功臣集团已零落殆尽,朝廷需要新兴的政治集团,于是养士的豪门与法家同时并起。前者是时代的产物,代表人物是窦婴。后者要改造时代,代表人物是晁错。两派人士相互水火,结果窦婴胜利,因此又酿成盛极一时的中央大员的养士之风。
养士者常利用士来助长威势,打击政敌,而求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士”也常借了养士者的政治地位与声望,去作不安分的事。窦婴最初之以袁盎谗杀晁错,与后来之因灌夫的不法而被弃市,正是这种情形的最好注脚。袁盎是兼有“士”与“养士”者的双重资格的,他是窦婴的“士”,同时自己手下也有一批人。他虽是国家官吏,却与当时的大侠季心、剧孟情感极好。季心是季布之弟,《史记》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的《季布传》上说他“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皆争为之死”。即当时有名的“酷吏”郅都也不敢惹他。剧孟更是“以任侠显诸侯”,《史记》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说:“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可见当时他们的潜势力之大。袁盎凭了这种资本,成了窦婴门下士的中坚,又靠了窦婴的提拔,官至九卿。窦婴被拜为大将军时,曾以地位金钱拉拢了不少的人,七国之乱前后,正是窦、袁的极盛时代。《史记》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婴乃言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在家者进之。所赐金,陈之廊庑下,军吏过,辄令财取为用,金无入家者。”《史记》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的《袁盎传》也说:“使袁盎为太常,窦婴为大将军,两人素相与善。逮吴反,诸陵长者长安中贤大夫,争附两人,车随者日数百乘。”乱平之后,他们的声势,更为煊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说:“七国兵已尽破,封婴为魏其侯。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因此条侯周亚夫死后,窦婴便成为盖世无双的豪门。景帝尝以“沾沾自喜”四字批评他,自此可窥见窦婴的风格。虽然景帝不喜欢窦婴,没有拜他为丞相,但终景帝之身,窦婴的声势,未受动摇,这当然与窦太后的关系极大。
谁知到了景帝末年,另一个豪门继之而起。那便是景帝王皇后的同母弟田蚡。窦婴作大将军时,田蚡不过是侍从武官一类的“郎”。但到景帝末年,已作到太中大夫。到了武帝初年,窦作丞相,田作太尉,双方已有旗鼓相当之势。田蚡这个人,似乎在处处模仿窦婴。窦婴好客,他也好客;窦婴好儒术,他也好儒术;窦婴曾与吴国有来往,他也和淮南王交结。不同的是他与武帝的亲戚关系,较窦婴为亲,而窦婴常惹窦太后生气,王太后却是田蚡的绝对支持者。因此窦、田虽因得罪窦太后而同遭罢免,但窦太后死后,田蚡反作了丞相,窦婴则落得“益疏不用”。田蚡作丞相后,声势乃显然的超过了窦婴。曾作过梁相以谨慎著名的韩安国,便是田蚡最得力的干部,犹之乎昔日窦婴门下的袁盎。窦婴的宾客因窦的失势,大半跑到田蚡那边去。最后只剩下一个“刚直使酒,不好面谀”的灌夫。
在那群去窦归田的宾客中,最重要的一位,便是籍福。虽然史书并未正面谈到他的出身,但可断言他是一个游侠头子。《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曾说季心“长事袁丝,弟畜灌夫籍福之属。”季心、袁丝(即袁盎)、灌夫都是“为任侠”的人,则籍福是何种人,自可想见。并且由福与袁、灌二人的关系看来,也可推知他与窦婴的关系。武帝初即位时,籍已俨然是田蚡的幕客,曾劝田蚡把丞相一职让给窦婴。继而又劝窦婴“兼容”,遂碰钉子。后来田蚡又使籍“请魏其城南田”,而遭灌夫怒骂。乃至灌夫骂座遭田蚡扣留时,籍福又“起为谢,案灌夫项令谢”,结果灌夫骂得更凶。从这些事上看,均可证明籍福是去窦归田的宾客之一。
窦田冲突的起因,从表面上看来,一是为了田蚡要窦婴的城南田,而窦婴不许。一是为了灌夫当众侮辱田蚡。但窦婴所以不允田的要求,是因认为田“以势相夺”,显然是宾客尽去后的愤激之言。灌夫之所以侮辱田蚡,更直接因宾客在宴会上重田轻窦而引起的。所以这两件事的基本原因,都起于宾客。窦田冲突,可以说是一场宾客争夺战。窦婴因宾客冷落,自然极感羞愤。灌夫的不去,为他保留最后的一点面子,因此引灌夫为知己,并且要藉灌去打击“生平慕之而后弃之者”,所以竭力支持灌夫的骂人。灌夫之骂籍福,骂临汝侯,骂程不识,实际就是窦婴报复情绪的发泄。最后,灌夫因骂田蚡而获罪,窦婴也抱定“终不令灌仲孺独死”的决心,竭力营救。这固是死党精神的表现,同时也是为保持他最后的一点面子,故窦婴不惜为此拼掉老命。当时朝臣,无疑均站在田蚡一边。即连当时以正直出名而又素来同情窦婴的汲黯、郑当时辈,都不敢为窦婴辩护。失势者又岂能避免他们的悲惨命运呢!
窦田两豪门势力的起伏,虽然直接由于双方政治权力地位的移转所致,但这次事件,却少政治意味。主要的还是起于私人情感的冲突,而非政权的争夺或是政见的争执。
武帝虽因王太后的逼迫而杀窦婴,实际对田蚡也无好感。有能力的君主,大都不愿朝中有此现象,所以武帝曾尽力压制这种养士与游侠的风气。窦灌被杀后,不久田蚡也死去。中央大员的好客之风,逐渐衰竭。田蚡以后,汉廷的丞相,除了公孙弘还有几个宾客外,“其后李蔡、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氂继踵为丞相。自蔡至庆,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氂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汉书》五十八《公孙弘传》)。像卫青那样立过大功的外戚,也只能“奉职遵法”而不敢招士。霍去病更不必说。至于诸侯方面,七国乱后,已有一番整顿。武帝更一面推行贾谊的分化政策,一面加强对他们的统制,因此大部都失去招贤纳士的能力。所以自淮南王以后,汉朝即没有公然倡乱的诸侯。国家的内部,总算大致得到安定。
四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
武帝时国家内部虽日趋安定,但匈奴仍是大患,所以武帝想趁机一雪国家的百年奇耻。经过朝臣激烈的辩论,决定对匈奴作战。在马邑诱敌失败之后,更采取主动出击的战略。因为旧人凋谢,他以文帝以来新兴的山西军人集团与几个外戚军人,组成了新的军事统率系统。而汉廷群臣,至此更发生文武分途的现象。原来汉初功臣集团的分子,大都饱经战阵,所以“出将入相”,他们尚可包办。文帝时,这批人年纪已老,到景帝则全部死光。景帝时的丞相,多半由功臣子弟充任,这批少爷,除周亚夫资兼文武外,其余均碌碌不足道。武帝时“出将入相”的人选,已不可得,因此干军的与干政的便不能不显然分开。恰巧武帝预备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争,东方淮泗军人的后裔,既已无人会打仗,因此西北边陲一批善战的军人,遂乘时而起。他们因地域关系,久遭屏抑,至此始有发展事业的机会。
山西人之善战,秦时即已驰名。《汉书》六十九《赵充国辛武贤传》:“赞曰: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郿人,王翦频阳人。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苏辛父子著节,此其可称列者也,其余不可胜数。何则?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皆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这里所说的“山”,应当是指今日陕西省的华山,所以《汉书》上所说的山西、山东,等于后来所谓的关西、关东。班固认为“山西”所以出将,是由于与外族接近之故,此点大致不错。不过除此之外,与汉兴以来山西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一点,也有关系。
刘邦入关,部下全是“山东”人。这批从龙之彦,高踞政治要津,形成功臣集团。他们所交结援引者,当然仍以同乡为主。何况秦人是被征服者,自然谈不到政治机会的平等,所以地域关系扼杀了山西人的政治生命。从刘邦到景帝,汉朝的丞相,凡有籍贯可考者,无一不是山东人。武帝的十三丞相中,只有田蚡、李蔡、公孙贺三人是山西人。而其中两个是皇亲,只有李蔡算是“积功至丞相”。至于军界,更是如此,气焰万丈的淮泗军人,于大功告成之日,岂肯容别人插足。六郡良家子的从军,虽是山西人猎取功名的唯一出路,但当时充其量不过是中下级干部。所以他们在汉初一直被冷落五六十年,直到淮泗军人死光而无后继之时,才露头角。《汉书·地理志》:“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这里所说的“名将多出”,乃是指景帝以后的事。
武帝用人,有个特点,就是他所任命的军政最高首长,不问能力,也不问出身,专找最听话最可靠的人来充任。所以武帝的十三丞相,有外戚,有儒生,有列侯,有退伍军人,有宗室,品类虽杂,而无一不是庸才。所谓“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在军事方面,也用这个办法。他所建立的军事统率系统,是由山西军人充任主干,担任实际的作战任务,而由几个“奉法遵职”的外戚来充当最高统帅。山西军人在朝中毫无凭藉,所以他们的兴起,多半要靠真本领。这批人多具有超人的勇力与军事才干。汉武一朝的对外战绩,多半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总计卫青伐匈奴时部下的十五员大将中,山西(今陕西、甘肃等省)人占八名,即李广、苏建、李息、赵食其、张骞、李蔡、公孙敖、公孙贺;山东(今山西、河南等省)人占四名,即荀彘、张次公、曹襄、韩说;此外北方边塞的云中(今绥远省)人二名,即李沮、郭昌;匈奴的降人一名,即赵信。从这个名单看来,当时武将不但以山西人居多,而其中勇敢善战声威素著者,亦几无一非山西人。
山西军人的最大特征,一点是爱惜部下,一点是喜欢招贤纳士。这是与当时外戚军人最不相同的地方。就中以李广的声望最高,他是秦将李信之后,世代将门,其本人又具有卓绝的战斗技术。他在文帝时已露头角。景帝时从周亚夫击吴楚军,也曾立功。以后他历任边地各郡太守,与匈奴打过多次硬仗,当时的典属国公孙昆邪称赞他“才气天下无双”。武帝时他充任右北平太守,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数年不敢入侵右北平。诸如此类,可见他当时声威之壮。他对部下之爱惜,可以说已达到甘苦与共的地步。《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汉书》五十四《李广苏建传》也说:“广历七郡太守,前后四十余年。得赏赐,辄分其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家无余财,终不言生产事。”《李将军列传》又叙述他死后的情形说:“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仅就这一点,便可看出他平素的为人以及受部下爱戴之深。苏建对养士也甚感兴趣,他曾劝卫青招贤纳士。李广的孙子李陵,司马迁说他“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汉书·李广苏建传》也说李陵“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武帝以为有广之风”。所以山西军人,大致说来是爱养士的。陇西李氏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望,除了他们的军事天才外,与“士卒爱乐为用”一点,也有极大的关系。
至于外戚军人,其作风恰与山西军人相反。武帝先后以三个由女宠而进的外戚,充任讨伐匈奴的统帅,即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三人中除卫青有些才具外,霍李二人,一派花花公子的作风。不过他三人共具一个特点,那就是所谓“以和柔自媚于上”。他们只求皇帝的宠幸,不愿再与别人往来。所以卫青当苏建劝他招士时,他便说:“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他认为人臣除了服从命令去办事外,自己不应再树势力。所以他一生小心翼翼,看皇帝的颜色行事,但是因此也难免与部下及时人发生隔阂。所以苏建说他:“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毋称焉。”霍去病则与士卒隔阂的更厉害,《史记》一百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但就“奉法遵职”这方面说,却与卫青无二。李广利更不足道,伐大宛时贪污腐化,饿死许多士卒,自然更梦想不到什么养士。可是武帝最喜欢这种人,他们没有个性,所以听话;没有大志,所以可靠。武帝时外戚多矣,而三人特见宝爱者,原因在此。不过,这种作风,如何能受部下爱戴,所以他们只能借了皇帝的权威来驱使部下而已。同时他们仅凭外戚资格而任统帅,使有资历才能的部将,尤感不服。武帝之世,外戚军人和山西军人的领袖人物陇西李氏的始终扞格,便由此种人事问题造成。
卫青在外戚军人中算是好的,山西军人有一部分是他的心腹,如公孙敖、公孙贺等。因为前者是他的老友,后者是他的亲戚,所以对二人特别提拔。对其他部下,也还宽容。独对名满天下的李广,处处表示排挤,造成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战而终不得封侯的命运,以李广的资历与才干,而所受的优遇,不如诸将。每次出师,李广所率领的军队,从未超过一万人,亦从未负过重要任务。他每次作战,无一次不表现奇迹,而又无一次不因失援而败。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命卫、霍伐匈奴,李广几次请求,武帝才准他充前将军。等到出塞以后卫青得知匈奴单于的所在地时,却把李广调为侧翼,而以公孙敖为前将军,担任与单于正面的作战。《史记》一百九《李将军列传》说:“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可见卫青此举的目的,明明是想提拔公孙敖,以冀恢复他新失的“侯”。至于《李传》所谓“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亦犹今之军人,开口便是“奉命”如何如何,恐怕只是一种借口而已。李广生平以不能一当单于为憾,此事给他的刺激之大,可想而知。其后卫青又预备把捉不到单于的责任,推卸于李广的“失道”上。这种折磨,李广除引刀自刭外,实已无他路可循。李广的儿子李敢,曾随霍去病伐匈奴,亦极善战。为了他父亲的死,把卫青击伤。后来在随武帝打猎的时候,被霍去病冷箭射死。武帝反替霍掩饰,说李敢被鹿触死。李氏与卫、霍的这场冲突,绝非单纯的私人纠纷,正是外戚军人对于山西军人的示威。李广为当时军界名宿,尤受一般中下级干部的拥护,其负时望及得士心,不但直接威胁卫青,连武帝都有醋意。卫青之敢于打击李广,分明得到武帝的支持。至于李蔡、公孙贺、公孙敖等之所以能官运亨通者,乃因此辈虽为山西人,但均庸庸碌碌,惟命是从,故仍能得到卫、霍的借重以及武帝的青睐罢了。
到了李广的孙子李陵,又与另一位外戚发生纠纷,那便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此人毫无作战经验,只因武帝“欲侯宠姬李氏”,才命他去伐大宛。费时四年,前后出动二十几万人,所收的战果,不过是几千匹马。这种人李陵如何能看得起!天汉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汉伐匈奴,他拒绝为贰师将辎重,而愿自当一队。因此带了步兵五千人,出塞北行三十日,在浚稽山与单于亲自统率的十万匈奴军遭遇,在四次恶战毙伤敌军万余人后,自身损失,不过一千余人。奇怪的是,像李陵所率领的这样好的军队,武帝却没有慎重考虑到后援问题,终因连斗十余日后,矢尽援绝,在去塞百余里的地方投降匈奴。同时李广利以骑兵三万,在天山与匈奴较弱的一环的左贤王作战,虽也杀了匈奴万余人,而付出的代价,却较匈奴多一倍。《史记·匈奴列传》说此次战役,“匈奴大围贰师将军,几不脱。汉兵物故什六七”。这与李陵的战绩,无法相较。所以当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时,武帝认为他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汉书》六十二《司马迁传》)因为二李同时出师而战绩不同,故“为李陵游说”即等于“沮贰师”。武帝之袒护亲戚,固然可以想见,同时从这件事上,多少也可以看出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之间平时意见之深,以及山西军人政治势力的微弱。善战与爱士,既为山西军人之独特风格,惟李氏祖孙兼而有之,故李氏可为山西军人的代表人物。其次苏建、张骞,亦能近似。但是山西军人却吃了这种风格的亏,李氏祖孙之败,固不待言;苏建也是处处受排挤,张骞的封侯,更是千难万难。较诸公孙贺、韩说辈之“无灾无难到公卿”者,相去何远!李氏族灭后,山西军人中没有足以与外戚军人抗衡的人物,而汉军的战斗力,从此走向下坡路。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十四年),汉军与匈奴作战,李广利军七万人,全军覆没,从此汉朝无力对匈奴作主动的出击。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开边事业,最后以这样的场面来作结束。
山西军人与外戚军人的冲突,大致可以说是军事内行与外行的冲突,也可以说是受部下拥戴与受皇帝宠信的两种军人的冲突。前者无论经验才干名望任何一方面,均远过后者,而所遇则恰恰相反。人事上既有这等不平现象,又怎能望其有好的战果。所以武帝倾全国之力以及数十年的光阴,与其众“不过汉一大县”的匈奴相拼,最初虽占些便宜,最后竟焦头烂额,几乎不可收拾。武帝以后,山西军人日见抬头。宣帝时赵充国、辛庆忌都立过大功。从用人的得法以及处理国事态度的郑重看,宣帝是远较其曾祖为高明的。
五 儒家和法家的政见争执
窦、田以后,终武帝之世,汉廷没有以私人为中心的大政治集团。卫、霍的地位很高,但不敢制造庞大羽翼。李广虽有很多人拥护,但不受天子青睐。其后武帝为了防止叛乱,用了一批“酷吏”。为了筹措战费,用了一批计臣。另一方面为了装璜门面,又用了一批儒生。前二者的分子,办事认真,不怕树敌,除皇帝以外,六亲不认。他们同调极少,手段极辣。后者思想既嫌迂阔,办事尤无魄力,在武帝心目中多少有点“俳优畜之”的意味。这批人虽也有大官,但无实权,对于国家大事,谈不到什么决定作用。就维持君主绝对专制一点看来,武帝这套用人方法,确也有其道理。
酷吏与计臣,可以合称为法家。因为他们在思想与作风方面,类似战国的商、韩。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才,如赵禹、张汤、杜周、桑弘羊等。他们或理政务,或办特务,或管财政,均有极好的成绩。他们心目中的法,就是皇帝的命令。《汉书》六十《杜周传》说:“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因此他们办事,可以说完全秉承皇帝的意思去作。此外不以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为根据,也不受其他任何人或事或理论的约束,因此把事办得极为彻底。武帝当然乐于任用这批既能干而又绝对服从命令的人。武帝时的丞相,像是摆设,外表虽然维持其优礼,实权却在御史大夫手中。这现象在武帝末年,益趋明显。当时御史大夫的人选,便多是此辈法家。
武帝这个人,正是汲黯所谓“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的君主,他的尊儒,正是“外施仁义”的表现。实际上他的好儒,远不如他的好神仙。他一生行事,更无处不与儒术相反。他对儒生,大体说来是尊而不用。即使是用,也是用他们所懂的关于礼节制度方面的“术”,不是他们那套治国平天下的“术”。因此儒家在当时政治上的重要性,当然无法与非儒家抗衡。所以公孙弘以丞相之尊,为谏置朔方郡,竟为朱买臣鼠辈所摧辱。博士狄山,主张和亲匈奴,与张汤廷争,竟被迫守边,让匈奴取去头颅。这并非因为儒家的议论,全无道理。而是他们的道理,为武帝所不喜欢。
武帝晚年最得力的一位法家,便是“言利事析秋毫”的洛阳贾人之子桑弘羊。他历任财政方面要职,最后并升任御史大夫。他主持财政,以办理盐铁专利及管制物价二事,最有成绩。以武帝之挥金如土,他居然能使财源不竭,物价不涨,本领令人叹服。桑弘羊那些弄钱的办法,自然要遭到只讲仁义而不言功利的儒家的不满,所以到昭帝初年,举国儒生,一致反对桑的经济政策及措施。《汉书》二十四下《食货志》下:“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为了此事,桑弘羊与那般贤良文学,发生激烈的舌战。桓宽的《盐铁论》,便是这场辩论会的纪录。开会之初,双方尚作理论的辩难。继而大动肝火,从对方的人格骂到对方的宗师;从辩论管理盐铁物价等机关的存废问题,一直辩论到有关外交经济法律的各项国家大计。他们各持一理,不能相下,但都不出先秦儒法二家的思想范围。
法家首先解释设立管制盐铁等机关的理由,是为防备匈奴的屡次入侵,拿这些机关来“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盐铁论·本议第一》)进而解释振兴工商业可以富国利民,而这些措施,正是扶持工商业的必要办法。他们说:“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也。”(同上《本议第一》)。并且说这些措施,以富商大贾为裁抑的对象,不但百姓不受损失,而且可使“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同上《轻重第十四》)儒家则仍抱着“以古非今”的一贯态度,他们根本反对法家这些经济政策与措施的目的,首先认为对外就不该用武。因为就理论上说,“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同上《本议第一》)就实际上说,“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同上《本议第一》)所以他们主张对匈奴只应“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同上《击之第四十二》)其次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农业是本,耕稼乃是百姓基本的职务与利源。他们说:“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同上《力耕第二》)至于人民的衣食缺乏,其故不在生产之不足,而在少数人的奢侈,工商业便是推动奢侈之风的一种动力。故他们说:“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同上《通有第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节俭,始可以致富;必须务农,始可以节俭。他们的“理民之道”,便是“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同上《力耕第二》)以上大致是从理论方面驳复对方,同时他们更举出这些经济措施的实际弊病,如因铁器买卖铸造的不自由,致使农家没有好的农具使用而减少生产,以及官吏商贾借管制物价从中非法牟利等等。
从这场辩论看来,法家的经济措施,在技术上不能说没有流弊,不过他们完全根据现实,发挥见解,并没有标榜什么超现实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理论,较切实际。儒家的理论,大半忽略现实,偏重理想。他们的批评,令人有“因噎废食”之感。盐铁之议的结果,儒家虽未获得决定的胜利,但也未像武帝时败得那样悲惨。政府为敷衍他们的面子,把法家经济政策中不重要的酒榷一项取消。这件事可看出当时儒家对武帝的“举中国以事四夷”,发生极度反感,同时也反映着汉廷中桑弘羊以外的执政者,对武帝政治的怀疑。宣帝时,博士夏侯胜更公开攻击武帝。而昭宣时期的休养生息,也正是汉廷君臣以武帝为戒鉴的表现。儒家后来所以能在政治上得势,与这种情势颇有关系。
六 外戚政治下的儒生派与现实派
武帝一生轰轰烈烈的事业,到头是场悲剧。他和秦始皇一样,虽是好大喜功,却最怕死。他晚年简直害了“迫害狂”,时因怀疑而杀人,最后竟杀到自己的太子。伐匈奴也以惨败收场,同时国内更呈现一片饥馑盗贼的乱象。他终于在痛悔中死去,临死将年幼的皇太子弗陵(即昭帝)托付给他的亲戚霍光。昭帝即位后,霍光即以“大将军领尚书事”的名义,代行皇帝权力。从此“大将军”这个官衔,变成汉朝事实上的摄政。他独揽军政大权,丞相成了他的僚属。虽然表面上仍是听命于皇帝,实际上他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全权,皇帝极少过问。霍光之为大将军,不特在西汉官制上创一特例,并且导宣帝以后外戚政治的先河。不过大将军一职,必须于皇帝不能或不愿亲政时才能产生,这个官职的设置与否,须视皇帝而定。所以宣帝自霍光死后,即未设大将军。元帝时也没有。到了成帝,王凤才以元舅身分,出任此职。王凤死后,终成帝之世,大将军一职,由王家人轮流充任,蔚成盛况空前的外戚政治。王家的声势,如旭日中天,朝廷中找不出一个足以与王家抗衡的政治势力。任何一个朝臣集团,只能算作王家僚属的若干单位之一,而不能与王家平行。哀帝虽曾对王家加以打击,但没有伤及根本。同时由于哀帝对国事那种儿戏态度所激起的普遍反感,反使王莽在哀帝死后成为举国拥戴的政治中心人物。他遂利用这个机会,夺去刘家的江山。
另一方面,武帝死后,一向在政治上无甚重要地位的儒家,势力日见扩张。到元帝时,他们的集团,竟成为朝臣的主干。这固然由于元帝爱好儒术,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举国对武帝数十年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动乱局面发生反感时,他们是武帝政治最主要的反对派。如果武帝以后的皇帝不愿为武帝的话,那么他们便极具被任用的条件。他们有一套有系统的政治理想及办法,其完备为诸家所不及。理想在未实现时,总是具有诱惑性的。因此儒术不但颇合一般不切实际的君主的胃口,也易为一般读书人所接受。于是他们便藉着武帝为他们铺好的“五经博士”的大道,一步步踏上政治舞台,渐由配角变成主角。武帝对此,真可以说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到了昭帝时的盐铁之议,儒生们公开抨击武帝的政治。宣帝时更有人骂到武帝本人。宣帝的政治,虽是“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汉书》八《宣帝纪》)的一套法家作风,但当时的丞相御史大夫魏相、丙吉、蔡义、韦贤、萧望之等,都出身儒生,萧望之更是宣帝托孤之臣。像萧望之反对冯奉世封侯以及韩延寿与萧冲突而被杀的事,若在武帝时,便绝无可能。可见当时儒家的势力,已经不小。宣帝也自认是“以霸王道杂之”。(《汉书》九《元帝纪》)到了元帝,宣帝遗留下的朝臣中,属于霸道的宦官弘恭、石显,与属于王道的儒家萧望之、周堪等发生权力上的冲突,结果石显等联合外戚史高击败萧等。他们又引用了一批附和他们的儒生,便是“阿谀曲从,附上罔下”的匡衡、张谭之流。于是宦官与儒家合流,儒家拥着政治首长的名位,宦官则掌握着发号施令的实权。
王凤是元帝王皇后之兄,成帝之舅。成帝即位,他出任大将军,设法摈斥了与皇帝关系较远的外戚另一王氏及冯氏,而得专断国政。他确有其长处,他不但奠定了此后王家不可动摇的势力,同时也提拔了不少人才。成帝时,大将军以下的外廷首长,大半由儒家充任,他们可以说是王家的主要班底。此外还有一个集团,规模不如儒家集团来得庞大,但团体非常巩固。这个团体的分子复杂,有军人,有公卿子弟,有地方官,虽然出身不一,但私人间的联系甚密。他们均极能干,思想属于法家一类。不过因为他们的政治地位不高,对国家大计,从未提出显明的政策,他们的思想只是从他们办事作风上流露出来。这批人以陈咸、陈汤为首,可名之曰“现实派”。儒生派与现实派的关系,是平行而对立的。对于王家,则均是上下的关系,可以说是王家部下的两个单位。两派的首要,大半是王凤提拔起来的。不过儒家在政治上之占势力,不自王氏始,所以他们虽听命于王氏,但整个集团的政治地位,王氏并不能完全左右,因此在朝中一直占着上风。现实派因为没有儒家那样深厚的根基,大将军可以完全左右他们的政治前途。每任大将军对他们的好恶,即可决定他们整个集团的兴废。所以在两派的斗争过程中,现实派始终处于劣势。大将军支持他们时,他们还可与儒家对垒,一到放弃支持,便只有垮台之一途。
现实派的首脑,除陈咸、陈汤外,还有萧育、朱博、朱云、王章、孙闳、逢信等人。他们多半是极好的吏材,敢作敢为,成帝一代的吏治,颇赖此辈维持。当时属于儒生派的宰相翟方进曾弹劾陈咸、朱博等人,说他们“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过绝人伦;勇猛果敢,处事不疑。所居皆尚残贼酷虐,苛刻惨毒以立威,而亡纤介爱利之风”。(《汉书》八十四《翟方进传》)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们的能力与作风。陈汤在元帝时任副校尉,与西域都护甘延寿矫诏发诸国兵,斩匈奴郅支单于,威震敌国。陈咸是宣帝时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元帝时作御史中丞,曾与朱云相结,反对中书令石显及少府五鹿充宗等人。到了王凤执政时,曾以陈咸为长史,其后他历任各地郡守。他作官“以杀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辄论输府”,因此“下吏畏之,豪强执服,令行禁止”。(《汉书》六十六《陈万年传附子咸传》)萧育是萧望之的儿子,为人“严猛尚戚”,也曾作过几任地方官,以善平盗著名。朱博出身小吏,作冀州刺史时,吏民畏之如神。他极端瞧不起儒生。《汉书》八十三《朱博传》说:“文学儒吏,时有奏记,称说云云。博见谓曰:‘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这种侮儒的态度,简直和刘邦相似。朱云曾在朝中公开请求杀掉丞相张禹,王章则曾抗疏弹劾大将军王凤。由此可见这批人中,不特人才辈出,还有不少抗直之士。
儒生派私人间的连系,虽远不如现实派紧凑,但他们的思想与立场相同;攻击现实派,阵线是一致的。所以成帝时由儒家担任的各任丞相,私人间的关系,虽不密切,但无一不与现实派作对。他们性格圆融,手段持重,每当大将军对现实派不表好感时,便乘机向对方作致命的打击。儒生派分子的个人操守,大体还过得去。现实派之中若干分子,行为极不检点。如朱云任槐里令时“残杀不辜”,陈汤更是屡次犯罪,而每次均是砍头的罪过,这些事常给人以攻击的把柄。虽然如此,他们仍能凭着他们的才能,与占绝对优势的儒生派相周旋,从元帝末年一直闹到成帝末年,共闹了三十多年,才被击垮。
陈汤、甘延寿立功归来,元帝想把他们封侯。中书令石显,因与甘有隙,便授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共起反对。几经争执,陈、甘虽得封侯,但食邑户数减去许多。到成帝时,陈汤作射声校尉,又被匡衡举发他在西域时的舞弊情事,结果陈被免职。这是两派人士冲突的开始。现实派中咸、汤二人是好友,陈汤被匡衡劾免,又经王凤提拔,在王凤幕府中作事。王凤死后,王凤的从弟王音为大将军,待陈汤也不错。这时陈咸颇以滞于郡守为憾,便因陈汤的力量,内调为少府。作了几年,很有成绩。不过,与御史大夫翟方进,却于此时结下嫌怨。翟出身明经,很受丞相薛宣的赏识。薛曾有事与翟相连,陈咸奉命对翟诘责,翟因此怀恨在心。自此两派人士,便展开白热化的斗争。
王音死后,王凤的弟弟王商作大将军。王商一向讨厌陈汤,因此举发陈汤的罪过,把他免职,徙居敦煌。这时翟方进作丞相,便乘机上了一本,说陈咸“前为郡守,所在残酷,毒螫加于吏民,主守盗受所监。而官媚邪臣陈汤,以求荐举,苟得无耻,不宜处位”。(《汉书·陈万年传附子咸传》)于是陈咸也被免职。同时被免职者有陈的同党历任九卿的逢信。此后陈咸借了王凤的弟弟王立的力量,复起为光禄大夫,又被翟方进劾免。后来王立获罪,翟更想把陈咸的党羽一网打尽,于是又奏一本说:“后将军朱博,钜鹿太守孙闳,故光禄大夫陈咸,与立交通厚善,相与为腹心,有背公死党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后已。”(《汉书·翟方进传》)结果,朱、孙免职,陈咸徙归故郡。陈咸回故乡后,忧郁而死。其后翟又把现实派的萧育挤掉,至此现实派趋于瓦解。王章因弹劾王凤死于狱中,朱云也早已被废家居。萧育在哀帝时虽又作官,但已无大作为。朱博虽也于哀帝时把儒家的孔光赶掉,代之为丞相,但不久犯罪自杀。哀帝以降西汉各种政治上的怪现象,便全是儒生派的杰作。
自从元帝信用儒家后,汉朝即开始不能振作。儒家之反功利思想,使汉朝无法定立进取性的政策,无法充分发展国力;而他们的当政,更直接阻碍进取人才的发展。现实派的失败,象征着进取人才的全部凋谢,同时更象征整个西汉王朝的没落。所以王莽虽由儒家拥上皇帝的宝座,但他的臣下,除歌功颂德者外,竟找不出一个比较有办事能力或独立风格的人。他极力想实现他那些含有浓厚儒家色彩的政治理想,但努力的结果,使人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感,他终于很快的作了儒家政治理想的殉道者。由此看来,现实派的消灭,即使是对王家说,也不能说不是一种损失。
附记:此文写于前年春天,当时先伯孟真先生曾指示若干意见,不意两年以后,竟于此处发表,念之怆然。又此文承劳贞一先生予以斧正,特此致谢。
一九五二年四月于台北
原载《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